王新钰

　　摘 要：21世纪人类社会迈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全球问题日益凸显，而原有治理模式又难以有效化解全球新问题。在这种境遇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就是中国为21世纪全球治理贡献的新方略，由此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正式开启。这既科学地解答了中国要建设何种世界的时代课题，也为化解与解决当下世界问题的挑战提供了蓝本。

　　关键词：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

　　当今时代，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时间压缩与空间延伸，在场东西与缺场东西的相互纠缠，使得民族历史演变成为世界历史，整个世界建立相互联系成为“地球村”，即开创了全球化。在新全球化时代，贫富分化、气候变化、文明冲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持续蔓延，构成了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所以如何更好地实现全球治理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一。然而，面对这些挑战现有的全球治理方略又难以担当，势必呼唤全球治理新体系与新模式的出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全球问题域提出的中国方案。这既给出了如何建设世界的新方案，也是当前解决世界问题的总布局与总路径，为新时代全球交往提供了新向度。

　　一、全球化：世界历史的当代形态

　　按照马克思的视野，世界历史并非传统历史学解释上的世界史，而是整个人类历史。更具体地说，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逐渐摆脱了以往相对封闭的对立发展状态，走向了彼此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世界历史打破了以往民族、地域交往之间的局限，从而形成世界体系。

　　“世界历史”是指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分工和交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就是说，世界历史生成的动力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拓展。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具体体现为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联系能够打破地域性限制和壁垒而走向世界场域，交往联系由此能够超民族性、超地域性，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普遍性交往。

　　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人类扩大交往空间，开展不同的交往形式，展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多样的变化样态，由此逐渐走向世界性普遍交往，助推著世界历史露出地平线。实际上，世界历史的形成即是全球化蔓延的过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不断加强，使世界各民族、国家、地区逐渐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即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到处打破民族的壁垒，将分裂的人群和孤立的地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形成世界性工业体系、世界市场体系、世界消费体系、全球交往方式、世界阶级构成方式、世界性文学和文化等，而从物质生活的世界体系到精神生活的世界体系，成为全球化的基本架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建立一个资本化的世界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根源在于资本全球化。由于资本无限增殖本性使其具有创新逻辑，能够改变载体实现无限积累。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布展的资本随着载体变化呈现出不同历史场景。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是一种新全球化，它具有与以往不同的历史境遇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新问题，势必呼唤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出场。

　　二、全球问题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运而生

　　新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为全球治理新模式出场提供了现实场域。在新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交往模式和生存方式在深刻改变的同时，也面临全球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不过，现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又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在当前全球深度融合的境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脱离全球语境，所以为了更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习总书记以世界眼光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那么，当今哪些全球性问题成为了人类生存面临的新挑战呢？21世纪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即是生态问题，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独自面对和解决它。然而，面临全球生态问题的威胁，发达国家给出的解答方案却是全球范围内转嫁，就是奉行保护主义策略，借助地理发展不平衡将自身环境问题转移到多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深陷生态环境危机之中。换言之，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事关每一个国家，需要全球共同治理，少数发达国家却拒绝承担责任，致使出现治理危机。其实，这种单边主义不仅体现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层面，还展现为“文化霸权”。文化本身具有多元性样态，全球文化本应表现为文化的多样性，但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行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现代文化，致使其他国家、地域、民族的文化日趋消解，以实现对全球文化的操控。

　　这表明，在走向一体化的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全球生态的治理，还是文化多样性的维护，对人类的影响都具有全球性。问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给出的全球治理模式都以自身利益为基点，是不符合全球治理发展要求与发展趋势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也就是说，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向，反而还会加强全球问题给人带来威胁。因此，为了化解问题造成的人类生存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全球治理模式的新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全球交往的新向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全世界共同发展的大趋势给出的建设世界的新方案，为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提供了理论思路和行动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解决当前世界问题的总布局与总路径，其要义是深化各国交往与合作，实现共生、共享、共赢。而这一理论促进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并成为全球交往的新向度和人类发展的新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治理全球问题的新方案，本身具有现实指向性，就是要解决原有治理模式难以缓解而又严重威胁人类共同生存的现实性全球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防范、应对和治理当代社会发展中所遭遇的，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根本性威胁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的需要。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具有受动性又具有主动性”。这样，当面对生态环境问题、文化多样性消解等全球性问题挑战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就不同于原有治理模式，而是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建立清洁美丽的共同生存世界；在文化价值层面，坚持文化多元性，主张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互相交流、借鉴、共存，以此实现全球文明的丰富性与和谐发展。

　　诚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现实指向是解决全球性问题，为人类的共同性生存与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全球交往新模式的形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为人类交往实践提供了价值导向。交往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是彼此具有主体性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尤其在当今时代，人类交往实践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在各个领域的交往和联系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信息网络的充斥，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方式。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拓展，世界各国俨然成为一个紧密相关、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然而，由于单个人作为行动主体，自身活动具有特殊的利益，在全球交往过程中仍然存在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与全球普遍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就是要超越这种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加深人类之间的交往和合作，推動世界和谐发展。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消除全球性问题，实现人类的存续，即在全球交往实践中把共同利益上升为各个主体的必要利益、根本利益。

　　在全球化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全球问题治理模式重新审视与反思的结晶，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它既是中国为消除全球问题提出的新方案，确立了人类社会交往实践的新理念与新规范，也蕴含着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实践与价值等双重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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