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燚菲

　　摘 要：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党的城市工作，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国的前途以及马克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探索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谋划了新中国建设的蓝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城市工作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是必经之路。城市现代化越发展，越会出现各种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研究毛泽东党的城市工作思想，总结经验，有利于指导新时期的城市工作和中国政治的稳定。

　　一、对革命进程的影响

　　（一）初期，促进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一大”后，毛泽东回到长沙，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领导工人运动，举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吸收并发展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壮大党的队伍、提高队伍的质量；发动长沙工人及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游行大会以此反对美英等帝国主义召开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二大”后，毛泽东直接领导长沙、新河两车站的罢工斗争，指出安源路斗争的策略；召开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中共湘区的领导下，长沙各界工矿工人斗争时机成熟，罢工因此取得成功；到工人夜校讲学且告诫工人要注意人运动蓬勃发展。三大后，毛泽东回到长沙筹建国民党。

　　“四大”后，毛泽东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在广州主编并创刊《政治周报》。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编印一套《农民问题丛刊》，刊登国内外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献、农讲所教员关于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专题研究材料、农讲所学生调查研究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材料，毛泽东亲自为该丛刊写了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大力宣传农民问题的重要性。8月20日至9月中旬，毛泽东应聘为国民党广东省农委举办的调查员训练班讲课，讲授共产国际、苏俄、土地问题。9月，《农民问题丛刊》陆续出版，主要介绍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各阶级的情况。11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计划于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局通过。①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毛泽东等为之后党的工作转入农村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是土地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

　　（二）中期，农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城乡相互配合，推动抗战胜利的进程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后，毛泽东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同时，党还在城市中开展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白区工作。

　　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的时间里，正是因为把农村当做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共产党才成长了不少。在农村，党深入到农民中，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获得农民的支持，从而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相比国民党，共产党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党自身也得到了极大提高，首先是党员干部队伍的壮大，土地问题得到解决的农民加入了革命的队伍，这些力量构成了工农联盟的基础；其次是党能够在农村这个根据地继续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而很少受到打扰，因而党在这十年里培养了大量的政治人才和军事人才；最后是党应对突发事变能力的增强，例如长征中对张国焘事件的处理，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体现了我党审时度势、冷静分析、妥善处理的能力在增强。共产党已不同于1927年以前的党，不再是幼稚的容易犯“左倾”或者右倾错误的党了，在农村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已经有能力做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革命，从而取得最终的胜利。

　　只做好农村工作还不够。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就不能放弃城市工作。日本的侵略是准备让我们亡国灭种的，如果只有国民政府的抵抗，后果不堪设想。党1927年转入农村之后，依然兼顾城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发动和争取群众，相比国民党统治的不得人心，党给了人民更多的抗战必将胜利的信心，且党在宣传方面的工作很有经验，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因而与群众的关系密切，才能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最大限度地把社会各阶层团结到统一战线中来，凝聚成一股坚强的抗日力量，共同御敌；与此同时，党只有依然做城市工作，才能获取很多情报，及时与正面战场的国军沟通，及时对农村地区的游击战争进行部署，打好配合战。正是因为全國人民的同仇敌忾，加上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英勇斗争，后期美国等国家的加入，所以抗日战争才以日本的投降而告终。

　　这一切工作的开展，都有赖于党在农村这个主阵地上，确保了城乡工作的相互配合，才推动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三）后期，促进革命的转变，奠定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土崩瓦解。党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宣告了农村包围城市工作方式的完结，开启了从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提出要求，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②。

　　关于城市斗争的群众基础。“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③。城市工作的中心是生产建设，重点是恢复和发展好国营工业、私营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主动地团结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消灭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④

　　当下正处于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最终的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给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先生发电报，约定到达时间，希望对方可派出5人来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

　　二、对中国前途的影响

　　在深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大官僚大资产阶级的三重压力之下，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生产关系，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两次寻求与国民党的合作，希望能继承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不合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的倒戈，共产党不得不振臂一呼，力挽狂澜，独自担负起民族大任，拯救人民于水火，经过自身的不懈努力，争取社会各方力量和国际的支持和援助，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渡江战役，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继续担负起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重任，开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一）探索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篡夺了，北洋军阀政府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人民的生活依然困苦，中国在国际上依然没有地位。面对这样的情形，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索国家的出路，经过甄别，毛泽东等人摒弃了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提出效仿俄国。这一探索，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证明是正确的。

　　（二）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泽东等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工人阶级的确是能够肩负起民主革命历史任务的阶级。同时，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民的问题，因此专注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在多次发言中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后尤其是促成新中国的顺利解放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三）谋划了新中国建设的蓝图

　　七届二中全会上，党谋划了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实现。制定并实施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取得了外交关系的初步展开；统一大陆，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起国营经济和新的经济秩序，保证了经济有序平稳地发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政治、文化和國防建设也有了发展。

　　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影响

　　（一）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结合成功的典范，证明了理论的正确，因而走城市暴动的道路成为当时中国效仿的方式，早期的共产党人把工作中心放在城市，并接受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向其报告阶段情况并听取意见再付诸实施，但是中国和俄国不一样。首先是国情不同，俄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国家性质的不同决定了革命任务、对象、动力的不同；其次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俄国的工业发达，很早就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人阶级队伍是强大的，他们有能力肩负起革命的重担去对抗沙皇，而中国的工业刚刚起步，且是在外国资本侵略下的畸形产物，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的工人阶级力量弱小，唯有和农民阶级团结起来，形成工农联盟，才有力量。因此党的队伍只有回到农村，保存实力，发动农民，待壮大起来，把握时机，回到城市，才能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有关该道路理论的形成，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按照社会发展形态的一般规律，封建社会一般应由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而孙中山等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发动的一系列推翻腐朽落后清王朝统治的起义，却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而告失败。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且容易动摇，因而担负不起拯救中国命运的重任，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十月革命中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和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让中国的仁人志士看到了希望，工人阶级被压迫最深所以革命性最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完成民主革命的使命，从此中国开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在革命的过程中，总结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些都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注释：

　　①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68-173页。

　　②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第809页。

　　③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8页。这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关于城市斗争问题。

　　④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327页。这是1949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