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维

　　摘 要：自汉以降，狩猎诗的创作陷入了一个低谷期。胡人南迁为狩猎诗的中兴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其中，庾信的狩猎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庾信的狩猎诗虽然在艺术造诣上不及其他作品，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北朝社会的狩猎风尚，显示了在胡风入华的时代背景下，南北文化、华夷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同时，庾信的狩猎诗也为唐代狩猎诗的繁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庾信；狩猎诗；胡风入华；文化融合；文学接受

　　一、前言

　　早在先秦时，我国即已出现了与狩猎相关的诗歌。自秦以降，铺陈华丽、张扬恣肆的大赋比诗歌更能体现皇家的气派、更受社会上层的推崇， 严格意义上的狩猎诗日趋减少，而游猎赋则随着汉赋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定型。随着胡人大规模南迁中原，北地朴素而彪野的文学风格进一步与中原传统文化相融合，同时，贵族间社会性的狩猎活动打破了皇室对狩猎活动的垄断和汉魏齐梁文人对游猎活动的疏离，游猎诗迎来了中兴。其中颇引人注目的，不是北地诗人，而是来自南朝的庾信。这不仅是因为其前期文化身份与后期文本创造之间的鲜明反差，也是因为作为在南朝文化氛围熏染下成长的齐梁文人，庾信提供了透视北朝游猎活动的独特观察视角和写作文笔。

　　二、庾信狩猎诗对游猎活动的书写

　　庾信现存的六首关于北地狩猎活动的作品全都是狩猎诗，包括《伏闻游猎诗》、《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诗》、《和宇文京兆游田诗》、《见征客始还遇猎诗》、《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第十九首和《和王内史从驾狩诗》。以上均做于入北以后，其中前四首载于《北周诗·卷二》，第五、六首载于《北周诗·卷四》。

　　在庾信的笔下，北地的狩猎活动并不像南朝的皇家狩猎活动那般刻意地与和某些庄严的目的联系起来——或是为了供祭祀， 或是为了修武备。总之要努力从话语上和实质上淡化狩猎活动的娱乐功能。而北地的狩猎活动则更显直接纯粹。以《和宇文京兆游田诗》为例，庾信在诗中运用秦汉典故，把京兆尹宇文氏的狩猎活动和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张敞的逸闻轶事联系起来，又兼取章台作为章台街和章台宫二义，把狩猎活动的轻松愉悦和日常性一下子凸显了出来。尤其是诗歌最后“美酒余杭醉，芙蓉即奉杯”展现了北朝社会阶层内部真正地把狩猎当成确证自身的活动。他们在从事这项活动时，寻求是其中的快乐，而并没有太多功利方面的考虑，或是设法将之和严肃的意义、崇高的目的联系在一起。

　　或许正是这种随意性，使庾信没有用铺陈华丽的大赋来书写这些狩猎活动。

　　三、胡风入华下庾信的狩猎诗

　　庾信由南入北，滞留北地，客观上既使当时的西魏北周文坛接触到了远比其发达完善的南朝文学体系和文学精髓，同时也给庾信自己带来了体验北方社会环境、接受北方文化熏染的机会。庾信的狩猎诗的创造，既是应诏唱和的结果，不可否认的，也是北地文化体验下，胡风入华的结果。在对北朝文化环境的自觉与不自觉的适应过程中，庾信使南朝文学“贵于清绮”的特质和北朝文学“重乎气质”的特质相融合而形成了“文质彬彬”的气质。而这一切，与北朝盛行狩猎活动的社会氛围密不可分。

　　北方民族爱好射猎讲武、长于游牧围猎的社会生活，与南朝士人崇文鄙武的生活形成极端对照。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的渐染下，庚信也逐渐适应了北朝这种以夸示勇武为荣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性格，同时通过对北地独特自然地理风光的体悟和对北朝诗文民歌优长的吸收，庾信的诗风也逐渐摆脱了齐梁新体诗在书写风格上的拘束，使其自抒胸臆的作品逐渐由绮丽轻冶的风格转向刚健豪放的风格，文学题材也逐趋多样化。

　　例如其《见征客始还遇猎诗》，其中的齐梁之风尚且浓郁，新体诗的格式仍直截鲜明。整体上看，北地的社会风格与鲜卑的游牧民族特性也并没有直接的表现。而在其《和王内史从驾狩诗》中，庾信运用新诗体结构热情地歌颂了尚武精神和北地猎手。显示了北朝狩猎诗的刚直豪迈之气和南朝诗独到的精细描绘相结合的结果。从这一点看，庾信无疑是在亲身体验北地生活的基础上，受到北方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和凝缩地反映这种精神的北朝民歌的影响。

　　四、庾信狩猎诗中的南朝“影子”

　　庾信作为由南入北的诗人，其后期的许多作品中，都显示了北朝的背景和南朝的技法共同融汇于其深厚的文学修养之中的特点。徐宝余认为：“他（庾信）与北朝诸王的诗文唱和与他自抒胸意之词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唱和诗文呈现出绮艳的风格，甚至夹有宫体诗风。”

　　前文有言，庾信的狩猎诗可能多为应诏唱和之作，因此难免有南朝的“影子”如影随形。南朝诗文风格在庾信的狩猎诗中首先表现为格式上对声律和对偶的讲究。《和宇文京兆游田诗》是学界目前可以确定的唱和诗。此诗采用了齐梁时最为常见的五言十句体，整体诗风清丽，对仗、用典工稳，不同于北地的豪放诗文和仿古之作，是典型的齐梁新体诗写法。

　　相比于形式上的影响，南朝文风在思想内涵上对庾信的狩猎诗影响更深远，也更隐秘。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他看待北地狩猎盛行的社会风气的视角上。

　　魏晋之后，随着世家大族与门阀制度的不断发展，高门子弟仕途畅达，无所忧虑，又富裕尊贵，资财无虞匮乏，乃渐有鄙薄俗务之心，逐渐形成了南朝士族子弟、高门士人 “清恬性情”的性格。如此一来，纵马驰骋、猎鹰走狗的狩猎活动自然不入南朝士人的眼，留恋山水闲暇，将琴棋书画、清谈务虚作为自己的追求，而鲜有主动参与狩猎活动的。

　　不再是校猎场上的主角，南朝士人也就渐渐对狩猎活动抱疏远鄙薄的态度。在《全晋文》卷九十二所收录的潘岳的《射雉赋》中，其序言称： “余徙家于琅琊， 其俗实善射。聊以讲肄之余暇，而习媒翳之事，遂乐而赋之也。”反映了当时狩猎活动在社会上的客观存在现象。但在文末，诗人不忘提醒世人：“若乃耽盘流遁， 放心不移， 忘其身恤， 司其雄雌， 乐而无节， 端操或亏。此则老氏所戒， 君子不为。”

　　南朝士人对待狩猎活动的这种心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自幼成长于南朝的庾信。从庾信的狩猎诗来看，其主要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从欣赏的角度去观察和描绘狩猎活动的。但正是因为庾信不是从一个亲自跃马盘弓体验狩猎活动的参与者的角度去体悟猎手的所思所感，其对猎手的描绘与内在气质的表达就流于表面化，而显得不够深入。这一点从庾信的《伏闻游猎诗》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来。

　　在这首诗中，庾信着重从整体上描绘狩猎场面的声势浩大，渲染狩猎队伍的整体阵容，而没能突显出猎手的个性，使人物形象显得平面化。从这一角度看，庾信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汉魏齐梁文人创作狩猎赋的笔法来写狩猎诗，是基于自己在农业文明下形成的素质与认知来沟通自己与北地的狩猎活动的，因此，诗人与其表现对象之间就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远不如自己那些自抒胸臆的作品来的感情跌宕，并与景致水乳交融。

　　五、結语

　　作为一名出仕北朝异族的南朝文人，庾信既受到过梁帝父子的宠幸，也得到过北周朝廷的重视，既写过伤悼梁亡的诗赋，也写过歌颂北朝朝廷的作品。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赋予了庾信以难得的机会亲身体验北地文化，使其得以融合南北文学，在艺术上达到极高造诣。这一点在他的狩猎诗中有一定的体现。虽然作为应诏唱和之作，庾信的狩猎诗在艺术与文本价值上都远不及其在北地的其他直抒胸臆的作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一个旁观者，庾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使今人得以一睹当时北地的社会风貌的一角，并从中感触胡风入华的时代大背景下，南北文化的交融碰撞。

　　参考文献：

　　[1] 逯钦立 编.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2] 徐宝余.庾信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3] 李炳海.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狩猎诗的中兴[J]. 长春：东北师大学报，1996（05）：67-73.

　　[4] [韩国] 姜必任. 庚信对北朝文化环境的接受[J]. 北京：文学遗产，2001（05）：11-21.

　　[5] 于涌. 北朝文学之形成与南北文学互动[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

　　[6]潘岳.《射雉赋》，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