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　热西旦　库得来提

　　摘 要：当前，国际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竞争，而更多包含了文化、外交等软实力的竞争。文化安全作为国家现代安全的重要内容，受到诸多国家的重视与关注。本文收集分析了国内外有关文化安全的主要研究观点，以期能引起更多人对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重视。

　　关键词：国内外；文化安全

　　长期以来，国家文化安全是依赖并隐藏于军事、政治、经济安全的背后，冷战后，国家文化安全从后台走向了前台，文化安全作为国家现代安全的重要内容，受到诸多国家的重视与关注，文化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学术界的重视。

　　一、国外有关文化安全的主要研究

　　文化安全问题最早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来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加强了文化扩张和渗透的全球攻势，为了配合这种攻势，美国的一些学者纷纷抛出了“软实力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观点。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是文化霸权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他于1989年发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系统阐述了“历史终结论”的观点。该书认为“中国和苏联不得不进行改革和西方文化处于统治地位等现象，不仅标志‘冷战结束，更表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进而作为历史的终结。”这一理论为西方大国输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奠定了基石。

　　1990年，哈佛大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奈在《变化中的世界实力的本质》《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以及专著《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中首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以此来分析国际政治中权力性质所发生的变化。

　　美国现代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是“文明冲突论”的代表。1993年他先后发表了《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著中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文明冲突将取代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而成为后冷战时期世界主要冲突之源。在后冷战时期，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将逐渐演变为不同文明、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而这种“文明冲突”对“未来的国际政治”有决定作用。他把世界划分为“七种或八种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东正教文明。这几种文明之间最大的冲突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持久对抗。

　　二、国内有关文化安全的主要研究

　　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推动了文化全球化，在中国与国际社会广泛而深入交流的同时，也使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我国学术界也逐渐意识到了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展开一系列相关研究。

　　（一）有关文化安全研究的专著

　　胡惠林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2005）是第一本系统研究文化安全问题的论著。该书将国家文化安全定义为国家的文化生存系统及持续发展状态和文化利益处于安全的、不受威胁的状态。该书还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既包括客观的存在，又包括主观的心理感受，是主客观因素的统一。潘一禾在《文化安全》（2007）一书中认为，文化安全主要指称各个国家、民族的人们不希望本国、本民族文化特性及基本价值理念在全球化影响下日渐消失和退化。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2007）一书中于炳贵、郝良华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防范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保护文化的民族性，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涂成林等（2009）《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研究：以广州为例》通过分析研究美日韩俄印等国家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启示，提出在我国文化产业进程中、国际文化交流、民族传统文化、网络时代的文化安全与防范、全球化语境中的宗教文化等领域，可能遇到的文化安全问题及解决对策。张骥等编著《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2010）论述了主权国家的疆界由最初的封闭状态，在经济、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步被冲破的现状，致使在当代人中出现了双向文化旋律，即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导致文化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均衍生出诸多不安定因素。赵波等《西方文化渗透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2012）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察文化问题，较为全面分析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渗透的历史、渗透的渠道和方法以及组织机构，对其成因做一分析，并就如何抵御西方文化的滲透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张小平《当代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研究》（2012）通过对当前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与文化问题的典型调研，并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概括，从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到中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的内部隐患，从发达国家文化安全经验到苏联解体的文化教训，对症中国文化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对策思路并展开了宏观层面的思考。

　　（二）有关文化安全研究的论文

　　我国有关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林宏宇《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沉主题》（1999）是最早一篇研究文化安全的文章。随后有关文化安全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第一，有关文化安全概念的研究。吴满意等（2004）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国家以主流价值体系为核心的各种文化体制、机制、秩序的运行常态及其所标示的国家文化主权、文化利益及文化尊严的完整性、有机性不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和相关活动所干扰、妨碍、侵蚀与破坏。胡惠林（2005）对国家文化安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国家文化安全首先是从国家主权层面而言的，“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选择必须得到尊重"。潘一禾（2005）认为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文化安全是指政治文化安全，包括基本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管理制度两方面。

　　第二，有关文化安全背景的研究。殷文龙（2005）深入分析了全球化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巩固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对策。包仕国（2007）认为“从整体上讲，经济全球化使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目的不再仅仅是努力营造一种安全状态，而是发展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发展的、和谐的安全关系，”由此他提了文化创新战略、文化崛起战略，并指出和谐文化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根本战略。刘跃进（2004）、郝良华（2006）、唐世刚（2007）、沈洪波（2009）也都从文化安全产生的背景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及解决对策。

　　第三，有关国家安全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潘一禾（2007）将国家安全内容体系分为政治文化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和语言信息安全。韩源（2008）提出国家文化安全有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三部分构成。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基础，民族文化安全是凝聚力来源，公共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辛国安（2010）将国家文化安全结构界定为传统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国家主流文化，并且这三部分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第四，有关国家文化安全发展阶段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胡惠林（2006）、黄旭东（2009），他们把中国文化安全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鸦片战争解开了近代中国文化安全的使命，当时中国的失败从表面上看是败在了经济、军事上，实为败在文化落后上。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形态第一次出现在世界近代史上；第二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把反帝反封建第一次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主题。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选择新的价值体系和发展道路提供了前提；第三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冷战结束。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国依然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道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成了中国文化安全体系中两个重要的标准；第四阶段是从冷战到现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贯彻文化霸权，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三片”输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安全被提升到了显性层面，强化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战略需求。

　　第五，有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对策建议的研究。蒋旭东（2002）提出了“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展数字时代文化产业、维护信息网络安全、大力维护和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制定适合中国特点的文化安全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的2l世纪文化发展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构想。包仕国（2007）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安全观一一和谐文化，他认为 “从整体上讲，经济全球化使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目的不再仅仅是努力营造一种安全状态，而是发展為一种相互促进的、发展的、和谐的安全关系，由此他提了文化创新战略、文化崛起战略，并指出和谐文化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根本战略。另外还有殷文龙（2005）、唐世刚（2007）、万克立（2007）、马起榛（2008）、郝鹏（2008）、孟宪平（2008）等都结合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文化安全威胁提出了建议对策。

　　国家文化安全的状态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辩证运动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国内外有关文化安全的研究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作为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文化安全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是案例研究、定量研究比较少。大多数文章多着眼宏观的描述与分析，结合实际的案例研究基本空白，实用性、操作性不强；二是研究主题过于失衡。学者们关于文化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安全现状与对策，鲜有一些研究将视域延伸至微观层面上，尤其是有关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观教育问题的研究数量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