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君子”一词,始建于先秦典籍,发展于孔子,在《论语》一书中,“君子”一词共出现107次之多,是孔子的理想人格范式。千百年来,君子人格已成为中华民族万千仁人志士毕生追求的理想人格目标。《史记》一书寄托了太史公的君子理想。管仲,恰是司马迁心中君子贤相的典范。本文以《史记·管晏列传》中管仲的事迹为突破口,探讨太史公心中君子儒相的特征。
关键词:《史记》;君子观;管仲
管仲,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家之一,相齐四十年,辅佐齐桓公改革内政、振兴经济、富国强兵,建立了一统天下的大业,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对后世有着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史记》七十列传,《管晏列传》为第二,管仲之地位,在太史公心中可见一斑。管仲才华出众,位尊权高,政绩斐然,为齐国的繁盛强大做出了空前绝后的突出贡献。管仲是太史公所钦慕的“倜傥非常之人”,本文以管仲为例,探讨太史公心目中“君子”的形象。
一、“君子”释义
“君子”一词,广见于先秦典籍。《易经》《诗经》《尚书》等已经广泛使用“君子”一词。最初的君子,主要意思是“君”。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立论的。“君”,从尹,从口。“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合起来的意思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诗经·谷风之什·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诗经正义》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春秋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此处君子、小人,仍着眼于地位而非道德品质。最初是贵族在位者的专称,与士以下的庶民百姓的“小人”相对称。后来“君子”逐渐从身份地位上的概念演变为道德品质的内涵,成为代表个人品格高下的名词。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君子”一词正式被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提出来的人,当属孔子,而“君子”之风也随之被孔子所大力倡导。这从儒家经典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如《尚书》中出现七次,《周易》中出现十九次,《诗经》中出现一百八十次,《论语》一书中,“君子”一词也出现107次之多,而孔子对于君子的论述,不仅限于“君子”一词,“士”“仁者”“贤者”“大人”“成人”“圣人”等,都与“君子”相关。孔子对“君子”的人格境界规定得非常高,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虽然孔子也讲圣人,但是在孔子看来,圣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君子却是人们可以通过不断加强修养而无限接近的理想化人格。
探讨《史记》中的君子观,首先还要从太史公的《报任安书》说起。他说:“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可见,在太史公的心中,君子要“修身、爱施、正取、知耻、立名。”只有具备了这几种品质,方能位列君子之林。
在《史记·管晏列传》中,管仲恰是太史公心目中君子的典范。
二、《史记》中以管晏为例的君子范式
(一)修身立志,知耻后勇——君子的人格和品格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大凡成就大事者,均要经历一段郁郁不得志的时期。他们在逆境中成长,强大起来,建立功名,名流万世。
司马迁心目中的君子,既要有高洁的人格,有善于加强自我修养的自觉,更要有知耻后勇、忍辱奋发的精神。俗话说“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故能为天下之不能为之事。”管仲在身居要任之前,同样经历过一段异常艰難的时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借管仲之口,我们可知管仲在发迹前曾遭遇过各种各样的挫折。不仅贫困潦倒,还曾因为侍奉公子纠而被囚禁。尽管遭受了种种挫折、但他依然能够不屈不挠地坚持对理想与人生价值的追求,困顿的经历不仅没有击垮他,反而磨炼了他的意志,激发了他的斗志,使他能够更加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二)爱施以仁——君子的智慧和修养
1.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刺客列传》中豫让曾感慨:“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并以“伏剑自杀”的自我了结方式亲身践行了这句箴言。《范雎蔡泽列传》引侯嬴语:“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士只有遇见知己,才有用武之地。恰如千里马之遇伯乐,才能放声嘶鸣。可见“伯乐”对“千里马”的重要性。但古语有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却不常有。”自古有才之士被埋没,一腔热血难以挥洒,终成千古悲剧之例比比皆是,因此,知人善任也成为太史公理想中君子的品质。自身的遭际,更令太史公对先贤传闻中的“伯乐”更加倾慕。《管晏列传》中对管仲任用人才的事迹没有提及,但从管仲对鲍叔感遇之恩的大段论述,可见他对鲍叔的感激之情。鲍叔认准管仲是人才,对管仲能够扬长弊短、知人善任,为管仲后来治理国家铺平了道路。而管仲能将这种知人善任的品质推己及人,在成为“万人之上”的宰相后,他同样能够任人唯贤,提拔人才。管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的人才原则,即扬长避短、用其长处而不求全责备。在管仲的举荐下都能各尽其才,在适合的职位发挥自己的才能。这种人才战略很快就收到了成效,“五年,诸侯附。”
2.知恩图报,善待朋友
鲍叔牙对朋友有恩有义,管仲对鲍叔牙更有仁有爱。《史记·管晏列传》载:“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管仲对鲍叔牙之仁爱表现为他身为齐相,使鲍叔牙及其家族长期成为齐国的重臣。鲍叔的子孙世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十几代人都得到了封地,往往都成为有名的大夫,这种十几代人显贵于朝的情况在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韩诗外传》中还记载了一则感人的小故事:昔鲍叔有疾,管仲为之不食、不纳浆;宁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士为知己者死,马为知己者良;鲍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浆?虽为之死,亦何伤哉!”鲍叔病重,管仲为之茶饭不思、忧愁至极,甚至情愿追随鲍叔而去,可见管仲对鲍叔牙之真情挚意。
(三)对祖国深沉的爱
《管子·大匡》载: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齐僖公使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使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鲍叔牙以为公子小白继国无望,称疾不出。管仲、鲍叔牙、召忽三友于是聚集在一起探讨了当时国家的形势,并且对如何尽忠主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召忽认为:“百岁之后,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则说:“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吾死则齐国不利。”召忽认为尽忠是“委质为臣”,为公子纠一人而生而死;但管仲则认为尽忠不是愚忠,不是对公子纠一人负责,而应该是以齐国社稷为重,与齐国的兴衰同生同亡,可見管仲“唯社稷论”的观点。正是基于这样开阔的人生抱负,管仲才有“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博大胸襟,才能忍受种种耻辱,以齐国安危和大局为重,最终助桓公成就霸业。
(四)正取义予,建功立名——君子的终极境界
太史公将管仲置于极重要之位置,原因在于管仲作为政治家,以追求国富民强为己任,行大义而不拘小节。管仲任相为齐,不仅达成了人生抱负,自我价值也得到了实现与肯定,达到了建功立名的最高境界。“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财富堪比公室,他有三座供游赏之用的高台楼宇,又有供放置酒器之用的桌台,而按《礼》规定,这些是诸侯才能拥有的东西,但齐国人并不认为他奢侈。说明齐国人包括桓公在内,都认为这些是管仲应得的。
管仲最终依靠自己的旷世之才,为自己争取了应得的利益,也助齐桓公确立了称霸中原的事业,建立了万古流芳的美名,达到了太史公所说的君子的极致境界。金景芳先生说:“齐桓公被称为五霸之首。这有两重含义,一是说他最先称霸;二是说他的霸业最为显赫。”桓公的千秋伟业离不开管仲的英明辅佐,甚至于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桓公去世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太史公说:“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可见管仲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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