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靖婷

　　摘 要：《三先生传》发表在梁启超大量接受不同思想的时期，作品呈现出各种思想、风格杂糅的过渡痕迹。正因为各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集体呈现在一部作品中，使得作品不像一部传记而更像是一部过渡时期的半成品小说。通过与旧式传记《殉难六烈士传·康广仁传》、中国古典小说以及《新中国未来记》的比较，论证《三先生传》的小说性。

　　关键词：梁启超；《三先生传》；传记；小说理论

　　《三先生传》是梁启超1896年写下的作品，发表于1897年创刊于澳门的《知新报》第34册。《三先生传》发表在梁启超大量接受不同思想的时期，作品呈现出各种思想、风格杂糅的过渡痕迹。正因为各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集体呈现在一部作品中，使得作品不像一部传记而更像是一部过渡时期的半成品小说。本文讨论的就是这部风格杂糅的作品《三先生传》的小说性。主要分成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在旧式传记体的整体风格下，论述《三先生传》是一部传记式的小说；第二，从作品的內容与叙事手法出发，通过与旧式传记《殉难六烈士传·康广仁传》、中国古典小说以及《新中国未来记》的比较，论证《三先生传》的小说性。

　　一、艺术重塑的《三先生传》

　　《三先生传》是在维新时期写成的，其目的是通过三位身份低下的人物——乞丐张先生、伶人何先生、太监寇君的爱国事迹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支持变法。由此，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这就导致传记主人公形象都要经过艺术重塑。经过重塑后的事件就无法达到绝对的真实。

　　以三先生之一的烈宦寇君为例，寇君原名寇连才，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违例上书，表达政见，激怒慈禧，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因其勇敢与爱国的形象，众多在京知识分子不顾其阉人的身份大肆赞扬。虽然事件较为传奇，但从当时文人的书信中可得知事件的真实性，如《汪康年师友书札》中保存有不少关于寇案的资料，汪康年堂弟汪大燮在二月十九日的信函中：

　　本月十六有宦官寇连材上封事，大致言上不宜驻跸园中，太上不宜黜陟官员，不宜开铁路，不可时召优伶入内，不宜信任合肥、南海，宜早建储等语。此是愚忠。前时曾跪太上前，泣谏不听，因乞假五日作十条，膺逆鳞之怒，交刑部处决。临刑犹整冠领，自言天下将送洋人，我总对得住祖宗云云。此真前古未有之名宦，士大夫都愧之。

　　又如在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强学会会事吴樵致汪康年的信函中：

　　寇君之事，伯唐书中已详，而有误者为证之。寇先生，昌平人，今日探明实沧州人，年二十七岁，名连才，入宫才三年，初在奏事处，继随上至怡（按，似指颐和园）。太后赏之，命掌银钱，甚有宠。而先生常忽忽不乐，因如此世界生不如死。余与伯唐闻同，有续闻再飞寄。可制一佳传。其人不在椒山下也。临刑时，命内大臣一人监押至部，至市口，故无人敢问一语，然临刑时尚闻鼻烟如故，其从容可想。

　　从以上两封信函中可知，寇君大义上书的事件是真实的，这件事在知识分子界引起很大的轰动。当时正在京城的梁启超利用寇君的爱国形象，通过为其作传来宣传爱国精神与变法思想。其笔下寇君的经历大致与上述二者所述一致，但有些小细节可以看出是他杜撰的，如“西后揭帐，问何故，君哭曰，老佛爷即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乎……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他笔下的寇君已然变成了其传递变法思想的传声筒。由此可见，三先生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是虚构的、艺术化的传记。

　　人物传记是通过对人物的生平、生活、精神等领域进行系统描述、介绍的一种文学作品形式。作品要求“真、信、活”，以达到对人物特征和深层精神的表达和反映。即所谓传记是人物生平的概括，无关时代背景。《三先生传》从时代出发，人物只是时代的反映。所以，《三先生传》已经不是真正的传记了，是虚构的、时代的、艺术化的文学作品，是一部传记式的小说。

　　二、比较视域下《三先生传》的小说性

　　《三先生传》的小说性体现在哪些地方呢？以下通过与旧式传记《殉难六烈士传·康广仁传》、中国古典小说以及《新中国未来记》的比较，论证《三先生传》的小说性。主要内容包括如下：进一步论述传记风格下的小说性；阐述《三先生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继承与发展；梁1902年写下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对《三先生传》的继承。

　　（一）传记风格下的小说性

　　从《三先生传》的行文结构上看，它是旧式传记的风格，与梁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写下的《殉难六烈士传》无异。但是从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来看，这两篇传记是完全不同的，《三先生传》对比《殉难六烈士传》更具小说色彩。如为突出康广仁是一位废八股的先行者，则写到：

　　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八股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从以上文可以看出，同为旧式传记，康广仁的传记语言平实，为表现其为一个废八股的先行者，从其幼年痛恨八股写起，并通过其与康有为的谈话再次突出其废除八股的意向与决心。再看《三先生传》梁启超为突出张先生为实现自己兴建学堂的决心，则写到：

　　邑有富家某，工会记，颇自好。先生踵门长跪乞儿。阍者挥之，唾之。不去。予以钱不受。主人畏其匄，谓其亡命也，避不见。先生长跪六日夜，主任计无所出，卒见之。见则长跪，请曰，丐者有所求于贵人，贵人必深许我，我将言。

　　从以上文可以看出，比《康广仁传》更具小说的色彩。语言同为是平实的，但在描写张先生的决心时，“跪”字不断出现，使情感更强烈。读者与张先生同样迫切想得到富家某的应允。这个向富家某乞求的过程，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推理出实际上是改良派向清王朝（富家某）乞求建学堂的过程。一跪再跪，则可看作是梁及其改良派的一个感情的表现。所以比《康广仁传》的事件更起伏，感情更充沛，更富小说性。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三先生传》相比同时期的旧体传记，更具有小说的色彩。这跟三先生都为平民且事件不详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事件与人物的模糊性给了梁启超很大的发挥空间，他可以根据自己政治目的对人物性格与事迹作适当的艺术化处理，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小说化的过程。

　　（二）中国古典小说的继承

　　《三先生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继承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暗含说书人的角色；第二，“史笔”的叙述手法。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有“说书人”这个故事之外的人存在。 “史笔”是极其普遍地运用在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史官写的是正史，小说家写的是民间流传的野史。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家可以乱写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要遵循“七分史实”。这就要求小说家在写历史演义小说时要用“史笔”的叙述手法，不断提醒读者小说的历史性。《三先生传》对以上两方面的体现如下。

　　首先，以说书人的角度来叙述人物事迹。《三先生传》就存在这个说书人的角色。在作品的开头是这样的：“陸子曰，我虽不识一字，亦需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人。启超始学与南海，即受此义，且诫之曰。”在他其他的旧式传记作品中，都直接介绍人物姓名。在《三先生传》却先点明主旨，说自己也受到这个主旨的影响。再从陆子的“若不行仁，则不得为人”出发，再铺陈何为“人”，即“于人之生死利害苦乐忧之如常”，忧自己即为“仁”，忧别人的即为“孝子”、“忠臣”、“义士”，忧天下的即为“天民”、“任士”，古今忧天下的很少，这些忧天下的人，有一些是普罗大众，他们“行孔孟之行，心佛菩萨之心”却不求赞誉，这些人就是三先生们。这一大段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一的篇幅，只为引出三先生。这个引导者、设置悬念者实际上担纲的角色就是古代章回小说的说书人的角色。其次，运用“史笔”的手法来叙述人物史。如前文所述，所谓“史笔”就是在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中提醒读者此篇小说的真实。《三先生传》虽然篇幅较短，人物单一，实际上也是人物史。如前文所赘述的，人物与事迹本身就是模糊的，但是为达到极大的政治宣传效果，人物必须要真实而饱满才能使人信服，“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然”。所以，为达到这种效果，梁启超通过细节的披露而增加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感，如乞丐张先生部分中注重用数字来增加真实感，“十数钱”、“余钱六千”、“跪六日夜”等，通过数字的列举，更能使读者相信此乞丐的存在。

　　综上所述，《三先生传》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写作方法——说书人的设置、“史笔”的运用。虽然其运用的痕迹不明显，应该梁启超在写作时并非刻意为之，是梁启超在写人物时，无意识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写法，把“史笔”运用在塑造爱国人物上了。

　　三、《三先生传》的延续——《新中国未来记》。

　　《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的政治小说，是梁启超对政治小说写作的尝试。也看作是《三先生传》小说的延续，主要表现为其对小说功用性的利用。《三先生传》发表的时间比较早，在梁启超小说理论还没形成系统之前已经发表了，但是这不能说梁没有形成理论，他就无法作小说的实践。恰好相反，《三先生传》却几乎涵盖了小说理论的理念，其对小说功用性的描述，在《三先生传》就实践过，寇君不顾生命安危，上书谏言乞求慈禧“勿揽政权，归政皇上”，这就是利用小说人物为自己的政见说话。在《新中国未来记》也有类似的写法，在小说的第四章，黄克强代表温和的改良派，李去病代表激进的革命派，二者讨论究竟那条路适合中国。在讨论的过程，实际上是梁启超通过人物的对话来传达自己的政治观念，最后黄克强成功说服了李去病，更是昭显出梁启超改良派的身份。

　　除了对小说功用性的延续外，在小说的艺术性方面，《三先生传》却比《新中国未来记》更符合其小说理论中所描述的小说有“熏”、“浸”、“刺”、“提”的艺术效果，如前文所分析的，为突出张先生建学堂的决心，用“跪”字不断地出现，使情感更强烈。从人物性格塑造来看，《三先生传》乞丐张先生为让更多的贫苦子弟受教育，存钱建学堂，一个质朴善良的普通人形象跃然纸上。相反，宏大叙事的《新中国未来记》中，通篇是政治意见的阐述，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是没有的，主角黄克强与李去病，除了发表的政见而给人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外，没有其他事关与“人”的性格。正因为这点，《三先生传》比《新中国未来记》更具有感染力。

　　综上所述，通过与旧式传记《殉难六烈士传·康广仁传》、中国古典小说以及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比较，可见《三先生传》不仅是一部传记式的小说，更是一部具有感染力的小说。而小说的感染力不仅是因为梁启超塑造了三位令人可歌可泣的爱国者形象，还有梁启超塑造这些爱国者形象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旧艺术手法碰撞的张力。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篇名不经传《三先生传》更有魅力。

　　四、结语

　　《三先生传》是一部传记作品，人物形象因时而经过艺术重塑，在与《殉难六烈士传·康广仁传》、中国古典小说与《新中国未来记》的比较中，又显现出小说的特征。这些复杂而矛盾的特征正是这个复杂的处于转型期的大时代的特征，也正是梁启超本人大量吸收中西文化显现出来的复杂而矛盾的特征。

　　《三先生传》固然是一部不成熟的半成品小说，但在所有梁启超传记作品中仍然熠熠生辉。时代的大英雄故事固然动听，但距离太远，小人物的事迹虽不够宏大，但足够动人。正是作品的足够粗糙，才能看出梁启超作为时代的开拓者的可贵。梁启超评价康有为“若其（康有为）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他继承康有为的理想与热诚，是时代的先行者。

　　参考文献：

　　[1]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2]《汪康年师友书札·汪大燮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汪康年师友书札·吴樵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梁启超《殉难六烈士传·康广仁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一 》，中华书局，2015.

　　[5]梁启超《三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2015.

　　[6]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四》，中华书局，2015.

　　[8]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一》，中华书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