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

　　摘 要：《马伯乐》作为萧红人生的终点之作，反映了萧红生命后期对生存困境的深切反思和变相书写。现有文献大多或从内部分析马伯乐形象，或探究其独特的女性叙事角度，或与其他作品的知识分子相比较等等，鲜有从作者写作心理出发探讨《马伯乐》。本文试图将马伯乐的一生与萧红的一生相勾连，探讨《马伯乐》的时代意义及在文学上表现出来的对“大众文艺”的反叛。

　　关键词：马伯乐；生存姿态；个性书写；一个人；反抗

　　在抗日战火中颠沛流离，在香港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这些都绝非萧红本意。作为她人生终点之作的《马伯乐》，不仅承担着这位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女作家生命的代价，更表现了萧红生命后期对生存困境的深切反思。在抗战的激越浪潮中，萧红以叛逆“抗战文艺”的姿态展示了一个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的逃难人生。马伯乐似乎是在孜孜以求地对抗抗战时代下的生存危机，但实际上却是自己一个人的、丧失个人意识和尊严的逃避式“反抗”。马伯乐的逃亡人生，充斥着萧红对自身漂泊命运的自我解嘲和无限怅惘，引发了萧红对抗战背景下国民生存意识和抗战真正出路的深层探索。她用细腻的、讽刺的、始终关切人命运的笔锋书写着自己的独特思考，向着主流文学发出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反抗”声音。

　　一、 一个人的反抗：漂泊命运的自我解嘲

　　马伯乐“没什么职业，终年闲着”，于是父亲常常给脸色看，太太数落，仆人不睬，马伯乐感觉像奴仆似的“每天被虐待”，好不容易拿了父亲的钱去上海经营书店，结果书店倒闭，只好回家。从此马伯乐在家里的地位更低了，他感到尊严被践踏、自由被束缚。1929年，18岁的萧红因为抗拒封建包办婚姻，初中毕业后便逃往北京，后迫于家庭压力和经济拮据返回呼兰，从此被软禁起来。未婚夫对婚约的解除更使萧红受到歧视。因此，她毅然决然地选择逃走，与马伯乐逃走几乎是同样的原因——无法忍受家庭压力并渴望自由。

　　卢沟桥事变一爆发，马伯乐便逃往上海。马伯乐租了一间黑洞洞的小屋，由于经济拮据和得过且过的惰性，生活过得极其困窘，但他反复安慰自己“这是逃难呀”，一切皆为了求生。安定后，贫穷的他又想尽一切计谋让太太来。物质的困窘和精神的焦灼、孤独吞噬着马伯乐，这一切，也酷似因解除婚约被开除族籍的萧红沦陷哈尔滨旅馆时的遭遇和心境。

　　太太的到来让马伯乐的物质需求得到暂时的保障，也暂时抚慰了马伯乐孤独的心灵。但马伯乐志不在此，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求生”之旅。终于，他以悲伤的哭泣赢得了太太的金钱支持，兴致勃勃地抢渡淞江桥，甚至连太太和孩子都顾不上。到了武汉，无所事事的马伯乐又将精神追求寄托在与王小姐的爱情。随着王小姐结婚，马伯乐陷入了失恋的痛苦之中。这可怎么办呢？第九章最后，马伯乐又迎来了新的“光明”：新一轮的逃亡。

　　马伯乐的人生似乎是在执着于追求尊严、金钱、爱情的理想生活，这是他作为“一个人”的“荣耀”，也是他对抗战作出的追求个人权利的“反抗”。但虚伪空洞的社会人生从不令他安身，反而使他的惶惑与焦灼与日俱增，继而需要寻找更大的“追求”来摆脱这种烦恼——以逃亡的方式来解决似乎总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作出对时代的“反抗”。其实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存危机。

　　萧红的一生也萦绕着不断逃亡以抵抗悲惨命运的噩梦。她选择离开大陆是为了寻找安稳的写作环境，摆脱这些羁绊和烦恼。但香港也终不是长久之地，萧红永远处在奔逃的路上，每每以为能得到解脱和安慰，却往往是更深的痛苦。这成为了她最大的心结，使她有意无意地也赋予了马伯乐逃个不停的人生，并从马伯乐的人生轨迹中回顾自己以前对自身命运所作的“一个人的反抗”。马伯乐的“反抗”命运中处处可见萧红的惨淡身影与惶惑心境，而马伯乐注定继续荒唐的“反抗”命运又像是萧红嘲弄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为躲避战火所作出的四处逃亡的“反抗姿态”。萧红将人生体验有意无意地汇入小说人物命运的塑造中，使小说获得更深含义，即对于一个人反抗命运的方式的思索和质疑，继而引发了对抗战时代中一个人的生存姿态更深层的探索。

　　二、 一个人的反抗：生存姿态的深层探索

　　《马伯乐》中的一些群体形象，在抗战时代的天空下愈发凸显人们病态的生存姿态。如从南京去武汉的过江小汽船，“这船的乘客们不知怎么的，一路都是服服贴贴的，给苍蝇吃，就吃苍蝇（饭里带苍蝇）；给开辟了一个天然厕所，也不反對，唯独一到码头，大家就都超了起来。”这些在抗战时期求生存的人们，他们并非没有作为“一个人”的意识。他们有想法、有欲望，也能够行动起来去反抗这时代，但是他们的反抗并不是以实现真正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为目的，而是浑噩茫然地为了假定的理想生活奔忙，被动地接受抗战社会的安排，根本不是拥有真正的“一个人”的意识去作反抗。

　　萧红关注到了抗战时代下“一个人”真正应有的反抗姿态。或许是在战乱中被迫辗转各地，耳闻目睹了人们远离抵抗的现实之后，她萌发了把个人追求推广到普罗大众当中去的想法：只有发觉自己是“一个人”，拥有真正的“一个人”的意识，为了追求以民族独立、社会解放为根本基础的“一个人”的幸福和权利去奋力反抗，才能撕碎战争带给人民的空虚命运。而且，这样自觉的“一个人的反抗”最后必走向民族的反抗，取得抗战胜利，解决真正的生存危机——民族危机下人们将沦为行尸走肉、因循苟且的悲惨命运。反之，则像小说中的人一样，因循苟且，追求生存和食色性欲望而进行动物性反抗，永远不可能形成民族反抗。萧红通过《马伯乐》，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否定之否定”，肯定了“一个人的反抗”的生存姿态。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是苟全性命于乱世，是融入抗争洪流还是套入个人的小我世界，是个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更多是由“一个人”的意识决定的。这恐怕也正是身为女性的萧红，不得不时常处于“一个人”的状态而产生的观点。

　　三、 一个人的反抗：固守寂寞的个性书写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民族斗争意识高亢的时期，文艺要求以“民族救亡”的实效普及开来。但由于对情绪高昂的“抗战文艺”话语方式并不很认同，因而“从精神层面而言，萧红的思想游离在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之外，并因此受到同时代人的质疑，乃至于批评和谴责。”再加上疾病纠缠、情感折磨，萧红无疑是十分寂寞的，所以说，萧红的写作的确实是属于萧红自己“一个人”的反抗姿态。萧红以叛逆“抗战文艺”的姿态去创作，在小说中突出地体现为：生活化叙事。

　　大量生活化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嘲讽了抗战文艺所向往的崇高，也表现了萧红关注人类自身命运。例如，小说用了细致地描写马伯乐不讲卫生的陋习——一律采用“刮”的办法：“久了，无管什么东西都要脏的，脏了他就拿过来刮，锅、碗，筷子是用刀刮。”并且他还颇为自豪，“黑皮鞋就有点像挂着白霜似的，一块块在鞋上起了云彩。这个马伯乐并不以为然，没有放在心上。他走在街上仍是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的，并没有因此而生起一丝羞怯的自觉。”这种在战争中放弃生活追求和人格尊严的表现，深刻讽刺了抗战背景下的国民劣根性。这些生活叙事，体现了萧红作为一个左翼女性作家对“抗战文艺”的“一个人的反抗”以及个性化的书写。

　　四、结语

　　然而在认识到了战争年代如浮萍般的人生命运后，是否就意味着要像马伯乐这样的庸众一样，以“逃避”的方式去维护象征着所谓“一个人”的尊严？萧红的一生恰恰对此作出了有益探索：虽被寂寞感重重萦绕、压抑，却依然顽强地执着于自己的生命姿态和写作姿态，书写出了“一个人的反抗”。这正是告诉人们，面对被时代放逐的漂泊感和惶惑感，孤独的“一个人”没有逃避的余地，唯有站在时代的洪流和民族的根基上奋起反抗，才能彰显生命的价值，产生真正改变命运的可能。饱经生活苦难，萧红却始终未改赤子之心，这使她的悲哀反抗不至于最后寒冷荒凉，她的“一个人的反抗”的生命姿态为时代提供了独特的思考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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