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怡帆

　　摘 要：近代，来华传教士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出于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和传教的需要，他们在中国兴办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虽然传教只是一种途径，但是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传教士们不仅着眼于普通教育，对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盲人教育等专门类教育也是贡献颇多，扩展了近代的教育领域。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的教育活动丰富了教学内容，改革了考核制度，培养了大量实用人才，使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步迈向近代化。

　　关键词：传教士；教会大学；高等教育；实用性

　　一、引言

　　诚如章开沅先生所总结，近代中国的基督教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但它直接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者对基督教史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尤其是在基督教教育史方面。1989年6月在武汉举办了中国首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年来国内学者先后办过多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大陆和香港学者曾联合编辑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于1998年出版。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趋向精细，著述和译著颇多，比如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吴梓明先生编《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孙邦华先生著《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变迁》等。虽然学术界对科举制度在晚清的兴废着墨很多，分析很透彻，但是有关科举制度与西方关系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重视不够，研究还很薄弱。

　　二、丰富教学内容，培养实用型人才

　　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下，读书人一直接受的儒家教育，考试也是以四书五经为主。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传教士在最初也将儒家经典纳入课程安排。“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这样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可得到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即便如此，课程的主干还是“西学”，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和实用知识，建立专门的实验室让学生做实验，外语课设置为必修课，同时注重对学生的艺术教育，以提高文化素养，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作为传教士办的大学，首先以宗教教育为主。有些基督教办的学校里学生要读《圣经》，被强迫参加弥撒以及其他宗教集会，这是传教士输出西方价值观的表现，有其消极的一面。最初传教士的教育活动是得不到官方承认的，但是后来统治阶层意识到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性，便邀请传教士作为总教习参与建设官方学堂。如丁韪良在任总教习的时候，设置了八年制课程，前五年相当于中学教育，主要侧重于外语学习，后三年相当于大学教育，侧重在科学知识。教育内容逐渐从单一的儒学转向了近代学术分科之学，变得更加系统化、精细化、专门化。

　　三、广译书籍，编写教材，开阔了学生眼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是传教士中淡化宗教意识，以西学传播为使命的“异类”。他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专职西书译员28年，翻译了大量书籍，由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译著合计100种左右。所译西书科学技术类占了大部分达到77%，军事科学类占到14%。不仅如此，傅兰雅还参加了益智书会，编写教材，反对韦廉臣将宗教精神贯穿于教科书中的做法。不仅仅是傅兰雅，许多传教士都将西学著作进行翻译在中国传播，不管他们的目的如何，客观上都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加强了中西文化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实用性书籍的出版，为教会大学和官办学堂中的学生提供了看世界的窗口，丰富了书籍的种类，拓宽了他们的视野。

　　四、推动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女子无才便是德”，中国传统女性不仅不能随意抛头露面，能识字读书者更是风毛麟角。中国近代女子学校教育是由晚清来华传教士开其端的。1844年，英国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的亚尔德西小姐在宁波设立教会女塾，这是中国内地诞生的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1876年据传教士自己统计教会女子学校发展到日校82所，寄宿学校39所。在此之后，传教士或在中国内地继续办女子学校，或者在原有和新办的教会学校里让男女同校就读。花之安、丁韪良等人纷纷在著作中开辟“女学”专章，阐述女子教育重要性，林乐知甚至在《万国公报》发表多篇阐述女子教育的文章鼓吹女学。1907年清廷对清末学制进行修正，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准许设立女子小学和师范学堂，与从前相比，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五、引进西方教育理念，对现有的考试选拔制度造成冲击

　　在华的教会学校大多是照搬传教士本国的大学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使学校与中国社会有隔离和障碍，而且文凭不被官方承认。因此，在华基督教高校教育开始调整方向，不再与中国自办的教育系统在精英教育上进行争夺，而是把教育目标定位为培养适应社会需要、有实际工作能力、能以基督教精神为社会服务的人才，提倡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加强与社会接触，这与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是相异的。传教士们还评价中国的科举制度，肯定这种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的公平公开性，但同时他们认为竞争太残酷了，有人穷尽一生只为博取功名，而且考试内容过于单一，要求太严格，泥古不化。他们纷纷提出改革科举制的要求，力主把西学纳入科举考试。但是观念的转变并不容易，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总则明确规定：“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辅以西学，沦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晚清时期的教育的主体思想还是“中体西用”，直到民国时期蔡元培等人才逐渐转变教学理念。

　　六、推动了海外留学教育的发展

　　传教士广译书籍，传播西学，使得国内官员、士大夫以及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学生对西方有了更多了解。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认识到向海外学习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支持容闳派遣留学生的建议。但是最初的留学生生活区域集中在南部中国沿海，而且他們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很低下，缺乏走向仕途的传统台阶，传统的学者和上层阶级对于送他们的子女留学并不很热情，这样的态度直到甲午战败后才根本改变。在外学习期间，留学生能够获得英语知识和西方教育体系下的第一手经验，年长者则专攻西方技术。留学生对近代的政局、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七、结语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一直居于正统地位，读书人考试都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太学和国子监作为实际意义上的大学，日常教授内容还是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主，等到他们学成入仕，还是会维护原来的教育体制，如此循环。如果不是传教士的外力打破这个循环，仅靠中国内在发展，中国的教育近代化可能不会这么早出现。客观来讲，传教士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虽然传教士的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教育近代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传教士建立学校，传播西学并不是以振兴中国教育为目的。教会学校的创办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为了传播宗教，故而带有严重的文化殖民色彩。尽管传教士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到政府的新式学校里去任职任教，还积极地与清廷官员结交往来，但我们却很难说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有多大的直接影响，真正推动教育改革的是本土官员和开明士大夫。总而言之，我们既不能否认传教士对传统教育观念的变革，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可参考模式所作出的贡献，但是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以至于忽略其行为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孙邦华.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周谷平.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移植、调试与发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3]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姚伟钧，胡俊修.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社会[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7]容闳.西学东渐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