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爽

　　摘 要：《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张艺谋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之一。影片中浓郁的色彩意象成为了女性命运的隐喻，导演以“红、白、深、绿”四种颜色的交替呈现勾勒出女性在封建社会体制下被掌控、压制、残害和同化的过程。其中，以颂莲为代表的新式女性也无法挣脱封建父权制的强制性规训，走向主体的失落。

　　关键词：《大红灯笼高高挂》；色彩；女性；象征

　　一、引言

　　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优秀代表，1991年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影片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描述的是因家道中落嫁入大户人家为妾的颂莲，由一个接受过洋教育的“新女性”变成了为争宠不择手段的“旧女性”，最后因不敌现实的残酷而疯癫。沉重、压抑和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整个电影之中，而导演对色彩的独特运用恰到好处地营造整体的电影基调、推进电影情节和反映人物心理变化，更重要的是，女性的命运与色彩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成为封建社会制度下女性主体失落的隐喻。本文试图通过对《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白、深、绿”四种颜色的分析，探究影片中的色彩艺术，以及色彩背后与女性紧密相关的文化寓意。

　　二、喜庆红色的逆反

　　在中国，红色一直有着特别的文化内涵，是幸福、希望的代表，尤其红色有着和人血液相同的颜色，故中国人十分重视大红色，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传承，更是中华儿女对生命的崇敬之情。然而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色却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它已不是生命之色，而是在封建社会下女性互相倾轧的一种见证。

　　“红灯笼”，无疑是影片最具象征意义的物象，喜庆节日挂上的红灯笼在影片中已成为陈府后院女性受宠的证明。“点灯——灭灯——封灯”是电影最富意味的仪式，大红灯笼已变成一种男性权利的可视化符号，“大门口听招呼”的陈府规矩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掌控与摧残的仪式。谁获得了点灯的机会，就意味着得到老爷的宠爱，同时可以享受更多的权利，如点菜、锤脚等。然而，这些看似给予女性的特权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欲望，陈老爷第一次出场便问新太太颂莲：“怎么样，脚锤得舒服吧？女人的脚调理顺了，就更会伺候男人了。”陈府女人的最高目标就是能获得更多的“点灯”机会，为此，她们可以不择手段地互相陷害，泯灭人性，最终都不约而同地沦为封建社会男权统治残害女性的帮凶。女主角颂莲也在“点灯”仪式中，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迷失在权利的争斗中，最后成为父权文化的牺牲品。

　　在陈府，受宠不仅体现在院内高高挂起的红灯笼，还反映在各位太太的服饰上。最受宠的三太太梅珊一出场便是一袭大红色的修身旗袍，肆意地炫耀着陈府老爷的宠爱。面对被自己设计而不得不中断新婚之夜的颂莲，梅珊毫无愧疚之心，反而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藐视初来乍到的竞争者，下足了马威。颂莲在受宠后也一改之前的朴素衣饰，喜穿耀眼张扬的大红旗袍，享受着身份转换后带来的种种特权。

　　总的来说，红色是整部电影的基调色彩，大红灯笼从点灯到封灯的过程见证着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具有了新的意义，是陈府女性欲望与权力的象征。一房红灯笼的亮起，意味着其他三房的落寞，这不仅是陈府后院女性的悲哀，更是封建旧式婚姻“一夫多妻”式的必然结果。在影片中，红色已丧失了原有的喜庆与希望的寓意，更多的是求而不得的悲愤与嫉妒。

　　三、白色：无法挣脱的悲惨命运

　　在电影中，白色常与其他颜色搭配使用，显示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在电影的后半部分，皑皑白雪下是陈府封闭森严的深灰色院墙，白色与灰色的相互映衬，是陈府对后院女性所建造的精神牢笼；在大雪纷飞的早上，白茫茫的天际下几个身着黑色服饰的仆人抬着用黑色袋子捆绑的三太太梅珊，走向房顶的小黑屋，犹如地狱的索命使者穿梭在冰冷的人间，肆意地猎杀无辜的灵魂。无论是白与灰，还是白与黑，影片试图通过这几种色彩的搭配营造一种压抑的氛围，嗟叹生命在权利面前的弱小与无助。

　　电影的第一幕是女主人公颂莲身着白色的上衣面对镜头，通过与继母的对话，表述嫁入陈府的原因；虽是迎亲之喜，但颂莲仍固执地以一身白衣黑裙，两条大麻花辫的学生形象走入夫家，显示对命运的不满与抗争的态度；新婚初入陈府后初见三位太太时穿的也是灰白色的旗袍，与其他太太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融入陈府后的颂莲，在争宠中不断迷失自我，喜穿艳色衣饰。当她再一次以白衣黑裙的清纯形象出现时，影片已至结尾，颂莲已由一个纯情少女变成精神失常的疯子，她也早已在封建礼教的摧残下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傀儡。

　　在张艺谋的镜头下，纯净无邪的白色不再是单纯、宁静的代名词，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与其他颜色的搭配制造出令人窒息的压抑感，及对主人公命运无常的无限唏嘘。对于颂莲来说，无论是环境原因还是自身性格所致，最后变成陈府的一具游魂是她无法挣脱的命运。

　　四、深色：男性权力的符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黄色一般是帝皇之色，象征着尊贵、权威和力量，是绝对权威的代表。然而在影片中，深色变成了男性权威的代名词，无论是身着深色服饰的陈老爷，还是深（灰）色的高高院墙，这些都是陈府男性对女性绝对压榨的符号，是她们精神压迫的来源。

　　作为陈府女性悲剧的源头，影片对陈老爷的塑造非常巧妙，整部影片自始至终都没有他的一个正面镜头，全是靠声音及着装来表现陈老爷的性格。导演巧妙地将人物的着装变成对其人物刻画的重要线索，深色的背影、刻意处理后的模糊脸庞更勾起观众对人物形象的猜想。因为在影片中，女性的姿态无论是强悍或是纤弱，她们实质上都是受害者，真正掌握她们生杀大权的是那个一直没有露面的深色背影。“正所谓‘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虚化了的陈老爷，成了无所不在的象征”[1]。无疑，以深色服饰为代表的陈老爷，“作为父权文化的代言人，甚至没有一個近景或特写镜头出现，却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左右了周边女性的命运和喜怒哀乐，让他们轻则疯癫，重则送命”[2]p465。他是陈府绝对权威的存在，是封建社会制度和力量的化身。

　　除此之外，深（灰）色还带来一种绝望的死亡气息。整部影片，最直击观众心灵的镜头应是影片最后疯癫的颂莲在四面高高院墙中来回走动，随着镜头的移动，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囚”字，画面极具感染力和震撼力。深（灰）色的院墙下囚禁的是一代又一代无辜的女性，冷漠地记录着这些女性为了男性的宠爱而互相倾轧。由此可见，沉闷的深色在陈府代表着父权文化无可动摇的地位，在绝对权威的强压下，可以预见每一位陈府女性的悲剧命运。

　　五、绿色：失落的春天

　　在影片中，春季的缺失更进一步强调了剧中女性的悲惨结局。电影中高深的院墙出现了院墙的青灰色、夕阳的金黄色、积雪的白色，这些颜色很明显地反应出了季节的变化，从夏季到秋季，再到冬季，最后又到第二年的夏季，影片讲述了一个没有春天希望的故事，同时也呈现出颂莲日渐心灰意冷的心理状态。由受宠，到失宠，再到争宠，这是陈府女性的人生三部曲，同时也是所有陷入一夫多妻制婚姻模式中的女性的宿命。

　　纵观整部影片，代表希望和生命的绿色出现的镜头只有两次。第一次出现于影片的开头部分，答应嫁入陈府的颂莲一身白衣黑裙，手提黑色箱子，独自一人走向夫家。随着颂莲愈发坚定的步伐，她身后的绿色也愈发模糊，这似乎隐喻着充满美好与生命的春天已不属于颂莲，她的未来注定远离希望。另外一次是当颂莲的丫头雁儿病危时，陈妈为其去厨房端药时的画面背景：深黑色的厨房窗台上塞满了逐渐枯败的大白菜，推挤的绿色菜叶在深灰色的墙院下显得尤为突兀。仿佛意味着一个生命正在这“吃人”的院墙中陨落，表现了作为在封建家庭中女性的无力与悲哀。

　　由上可知，影片极为巧妙地通过这两处简单的星点绿色的呈现，在以红、白、深为主的影片中显得极为突兀，但却赋予了电影更深层次的意味。这样的表现手法使笔者不禁想起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影片《辛德勒名单》中的“星点红色”，正如影片导演所表述的，“红装女孩的死亡并不是让希望破灭，而是有意造就反对暴力的‘世界意识”[3]p101。而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星点绿色”则是批判在封建礼教下的一夫多妻的旧式婚姻对女性身体及精神的压迫与摧残。

　　六、结语

　　毋庸置疑，色彩在现代电影中具有独特的视觉语言表意功能，除具有视觉效果之外，色彩还能表现出多种艺术效果，传达更深层次的意味。张艺谋曾说：“《大红灯笼高高挂》继承了原作的风格，也根本不是一个严格写实的作品。它从构思到整个影像都是意象的、象征的、符号性的”[4]p15，确实如此，色彩在本部影片中就极具象征意味。

　　总而言之，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通过“红、白、深、绿”等不同的色彩搭配，表现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体制下被掌控、压制、残害和同化的过程，彰显父权制的强大规训力量。影片中浓郁的色彩意象成为了女性命运的隐喻，难以摆脱的悲惨命运成为封建社会中千千万万名女性的最终归属。

　　参考文献：

　　[1]海马.从苏童的《妻妾成群》到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4）：159.

　　[2]金丹元.新中国电影美学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3.

　　[3]梁小昆.影与调电影影像的影调美学效应[M].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4]林邵峰.視觉英雄张艺谋[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