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诗懿

　　摘 要：《域外小说集》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集单行本，为中国小说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形式，同时对现代新文学革命的孕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域外小说集》创造性地对国民性、人文理性进行的探究极具价值，形式上采用现代化的叙事视角和颠倒错乱的叙事模式开启了现代翻译小说的先河。

　　关键词：《域外小说集》；文学现代性；周树人；周作人

　　一、《域外小说集》的创作背景

　　周氏兄弟即周树人与周作人在旅日留学期间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一共选译了14位外国小说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契合了晚清时期不断探寻出路的民族生存状况。在文学改良运动的促动下，一股挣脱传统束缚的新生文学力量诞生。新文学观念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域外小说集》的矛盾性表现在，一方面遵循传统文学使用古奥的文笔，另一方面又宣扬着现实主义启蒙新思想，试图学习先进的技术与思想，通过新小说教化国民，拯救摇摇欲坠的国家社稷。

　　但较之于林纾翻译的小说风行全国的盛况，《域外小说集》显得尤为冷清，甚至鲜有问津。林纾小说之所以为当时读者欢迎，是因为他参照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对西方小说进行中国化改造，更加贴合当时国民的审美旨趣。而《域外小说集》直译的形式以及古文字的使用都为小说的推广阅读产生了很多的障碍。《域外小说集》的新序和旧序是周氏兄弟吹起的借白话文小说进行启蒙的号角，这对中国现代小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开拓、引导作用，“是件大事是一块里程碑，标志着新一代译才与新一代小说家的出现，可以看作新一代翻译家的艺术宣言。”

　　佶屈聱牙的文言文短篇小说形式丝毫不影响周氏兄弟在翻译小说中体现出的新文学的现代性，小说中传达出对个体精神以及小说形式的自由追求，将关注点转移到世纪末那些孤独、沉默、痛苦的人们的内心世界，这是现代文学中“立人”观念的先声。周氏兄弟在合译创作《域外小说集》的过程中与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一无与伦比的体验，为现代文學的人文主义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晚清文学改良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精神过渡桥梁，其中的形式与内容所表现的“异域文术新宗”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优秀的典范。

　　二、《域外小说集》中现代性的批判与歌颂

　　关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界定林林总总，难定一尊，具有复杂性与困惑性，如果渴求精确的界定往往会陷入矛盾的漩涡。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注重点一般都在于晚清文学改良与五四文学革命两大事件上，但是新文学的诞生以及其现代性的体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不断积累发展而来的。除传统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不断发展与反思，外国启蒙理性文学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域外小说集》的选译作品中，也有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是在真实地反映社会上的丑恶生存状态，如周树人先生选译的《谩》和《默》，反映战争的《四日》，都是以丑的方式和形态对现实制度秩序加以嘲讽和亵渎，小说使用的是极嘲讽的调子，生动又不失严谨。《四日》当中的一位年轻的俄国士兵伊万诺夫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双腿受到重创，在战场上整整躺了四天，小说中对于战争场景的描写极其细致，将这座人间地狱的黑暗与丑陋毫无保留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而迦尔洵的翻译小说《谩》和《默》更将对现代社会扭曲人的心灵现状无声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不论是处于谎言的挣扎与痛苦之中的狂人还是陷身于阴暗沉默的伊革那支神甫一家，无不反映出现代社会制度化压制下人与人之间无可逾越的鸿沟以及个人内心的精神孤独，面对现实与命运时的软弱无力。

　　但是《域外小说集》中审美的现代性也不是一味的批判，也有对现实加以歌颂的功能。这也体现出周氏兄弟“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真正目的，就是对国民性的教化以及改造社会。《域外小说集》共有37篇，其中34篇为周作人所译，而那篇足以作为王尔德童话代表作的《安乐王子》由周作人翻译并被郑重地放在了首篇的位置，可以说周作人对于这部作品的翻译是非常重视的。《安乐王子》讲述了善良的王子为了他人的幸福最终牺牲了自己的感人故事，表达出安乐王子在牺牲小我的同时完成了大我的伟大精神，这是典型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图里认为，翻译的目的在于向目的语文化中输入一些有价值的、存在于其他文化中的文化要素。因而周氏兄弟将《安乐王子》这样的篇目选放在首篇也可见他们对国民怜悯性的正面教化，通过这些最新的外国小说翻译向国民转述、输入一些有价值的正面观念。这篇文章在今天被译为《快乐王子》甚至被写进了小学的教材，可见其中的正面教化作用的力量直到今天都仍然是为人称颂的。

　　三、《域外小说集》创作的现代性背景

　　学者王德威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中强调了晚清文学改良以及东学西渐对文学现代革命发生的重要影响。尽管五四运动以石破天惊之姿，批判古典，迎向未来，无疑可视为“现代”文学的绝佳起点，但倘若追根究底，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试验，已经可以称为现代化的关键时刻。晚清小说家的种种创作，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已可被称为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小说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力量首次得到空前的重视而登上历史舞台。

　　《域外小说集》所选的外国小说篇目在内容以及形式上都力图开新文学风气，这样的创作跟周氏兄弟早年东渡扶桑的学习密不可分，他们在现代化的教育中受到极大地启发。

　　小说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力量首次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而登上历史舞台。梁启超于《新小说》第一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大张旗鼓地提倡“小说界革命”。浓郁的小说创作氛围与小说创作启蒙让周氏兄弟极受鼓舞，“幻灯片事件”之后更加坚定了从事文艺创作启蒙救国救民的事业，转而在文学创作上兴起了一场“新生”文艺运动，将重点放在思想启蒙上。在翻译《域外小说集》的前两年，周树人写的《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也是《域外小说集》诞生的重要基础。在周树人看来，1907年的中国缺乏“伟大的精神界战士”。他随后的一篇未完成文章《破恶声论》中，继续“追寻精神界的战士，他们将吹响激越的号角，唤醒自己沉睡的同胞。”

　　仔细反思周树人在“新生”文艺运动以及《摩罗诗力说》中表达出来的对精神界伟人的渴求以及对19世纪末那些孤独、沉默、痛苦的人的内心的关注，人们可以预见《域外小说集》中对人的精神的极大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周氏兄弟对选译篇章的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四、“异域文术新宗”之“新”在创作形式上的体现

　　周氏兄弟希望通过《域外小说集》以改造国民性情和社会，周作人认识到这样的愿望是“茫然”的，但周树人却相当乐观，在《序言》中写道：“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从《域外小说集》的形式看，其确实是开现代翻译小说创作先河的。

　　（一）叙事模式异化翻译

　　《域外小说集》中对西方小说叙述模式的异化处理最具特色，翻译不再以读者为取向，而是原汁引进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标志着近代翻译史上传统的方式章回体被暂时遗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小说的结构模式。这种直译形式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起著极其重要的启蒙作用，为现代小说新型结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叙事结构上的超前性表现为翻译选材对故事情节的淡化。所选的小说大多属于侧重主观表现的抒情化短篇小说重点转向人物内心的精神层面的挖掘，其中保留一些基本情节的小说如《安乐王子》《皇帝之新衣》。

　　（二）颠倒错乱的叙事形式

　　《域外小说集》有不少篇章采用现代小说的交错叙事，在叙事结构形式上发生了新的变化。《灯台守》中第一节便采取倒叙手法先写实，然后再借老人之口回顾往事。再如俄国的短篇小说《未生者之爱》，在叙事时间上采用非常典型的交错叙事，跟现代的意识流小说一样，随着人物漫无边际的想象发展小说，虚实结合。

　　（三）现代性叙事视角的挖掘

　　从叙述的视角看，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广泛采用全知叙事，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小说微乎其微。《域外小说集》叙事视角的现代性体现在第一人称叙事的翻译上。《邂逅》中复调式的叙事视角，以妓女那及什陀以及伊凡的个人立场发声。男女主人公的独白和叙述使作品跌宕起伏，揭示了人物内心的情感。周树人在著者事略中也说，迦尔洵《邂逅》的文体实“中国小说所未有也”。可窥见其现代性叙事视角挖掘的难能可贵。

　　《域外小说集》的关注点转移到世纪末孤独沉默、痛苦的人的内心世界，这是现代文学中“立人”观念的先声，为现代文学人文主义的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异域文术新宗”之“新”更为中国现代新文学在语言表达、题材、叙事技巧等方面提供创作典范，产生了积极的现代性影响，促进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现代转型，开创了中国国内的小说创作和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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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张白.从描述翻译学视角看周作人译作《安乐王子》[J].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