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昱熹

　　摘 要：刘勰在《体性》篇中的风格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作家个体的性格、气质特征之上，强调风格与个性的紧密联系，是一种个性化的东西。布封在《论风格》中强调的则是思想（题材）与文笔（创作方法）达到完美契合从而形成风格，这更表现为一种涵盖所有文章题材类型，指出如何写出有风格的作品的方法论，是一种共性的概念，表达了一种对所有类型文章（题材）的要求，一种写作方法上的要求。

　　关键词：风格；共性；个性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体性》篇构成了刘勰风格理论的主要部分。有意思的是，很多学者在阐释刘勰风格论中——“吐纳英华，莫非性情”的时候，为了强调风格与个性的关系，往往会使用布封的一句名言作注释——The style is the man himself，汉语翻译为“风格却就是本人”。久而久之，人们通常认为“风格即人”讲的也就是风格与个性的关系，其实布封的论风格和《体性》中的风格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个性和共性上。

　　一、刘勰的风格论

　　《文心雕龙·体性》是刘勰风格理论的主要部分，讲的是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的关系。刘勰认为不同个体在表达思想感情、道德见解的过程中，由于才能、气质、学识、习染的不同，所呈现出的文章也风貌各异即“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这里就是在强调作家本身个性气质对作品风格的影响。总的说来，文辞的风格可分为八体四组：典雅与新奇、远奥与显附、精约与繁缛、壮丽与轻靡。虽然风格有各种面貌，但并不代表一个作家只能掌握一种风格，想要融汇八种风格而屡次变化，必须要依靠学习即“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刘勰重视学习的力量，但却更为强调个人气质的重要性即“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还特别举了几个例子——文辞洁净、风格清新的贾谊才气英俊；文理虚夸而文辞夸饰的司马相如自然是行为狂放；而扬雄性情沉静，所以辞赋含义隐晦而意味深沉；班固文雅深细，则文章体裁绵密而思想细致。还有王粲、刘向、阮籍、陆机等人的文章风格与个性关系也可以证明：外表的文辞，和内在的性情气质一定是相符的——“触类旁以推，表里比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也”。这再次表明了刘勰对先天气质的重视，虽然“八体屡迁，功以学成”，但“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因此，风格的养成必须从小做起。少年时代是形成健康风格的重要时期，学习写文章就要从学习高雅风格的著作入手，刘勰很重视经典的典范作用，这在《文心雕龙·宗经》里也表述的十分清楚：“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明确了经典的意义，就要“摹体以定习”，摹仿一种风格（必须是健康、高雅的风格）来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并且在摸索的过程中“因性以练才”，也就是学习和自己个性比较接近的风格，这样来锻炼自己的才能。时间久了，功夫深了，自然能将八种风格融汇贯通——“八体虽殊，会通合数。”

　　在篇末赞中，刘勰再次强调了情志的重要性——“辞为肤根，志实骨髓”。由此可见，刘勰《体性》篇中的风格论主要是建立在作家个体的性格、气质特征之上，强调风格与个性的紧密联系，是一种个性化的东西。

　　二、布封的论风格

　　布封的风格论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思想与文笔。基于西方风格理论源于修辞学的基础，布封很重视文笔，表示好的思想必须通过好的文笔表达出来才能形成好的风格，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学者才会指出布封的“论风格”其实更适合译为“论文笔”。但事实上，布封认为与风格更为直接且紧密相关的始终是思想。在《论风格》中，虽然布封多次强调了思想和文笔的重要性，但也多次强调了词句的附属性质。

　　《论风格》的开篇就拿口才和雄辩作了对比。较之于前者运用激烈动人的腔调、频繁的表情手势以及爽利而响亮的句子传递自己的兴奋与感受，感动群众、号召群众，布封更加重视的是后者的言之有物，有思想、有意义。在这里，布封第一次指出了风格与思想紧密联系——“文章风格，它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如果思想是紧凑的，那么文章风格就坚实、遒劲而简练，反之则是冗散、松懈而拖沓的，哪怕词句有多么漂亮。紧接着，布封指出了题材的重要性。在将思想表达出来之前，作家要先确定题材，反复揣摩题目，理清思想的层次并将其串联成一个整体，就像是大自然的永恒计划一样，完整而严密，这就是风格的基础，否则就算使用多么鲜明的色彩和美妙的词句，作品也丝毫没有结构。接下来，就是拿笔丝毫不偏离的遵循这条线索前行，确保表达的一气呵成，风格也就形成了。除此之外，那些到处布置警句的文章和喜欢运用纤巧思想的文章，以及追求轻飘、无拘束、不固定的概念，用独特或铺张的方式表达平常或普通的事物的文章，都是毫无风格的。在这里，布封第二次强调思想——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为了强调这一点，他再一次指出词语的和谐只是风格的附件，笔调也不过是风格对题材的切合，是由内容的本质里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什么样的词句是好的——“最一般的词句”。这样的词句来自于那些达到“一般性”的思想。这里的“一般”并不是指通常含义下的平淡无奇，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永恒真理。这样能传达出无量数真理的优美风格就是好的，值得被传世赞颂的风格。布封第三次强调思想，就是在那句常被误读的风格却是本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是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他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会比原作更为出色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就是本人。”

　　那么这个风格究竟是指什么？其实并不是常被误读的，不同文章所帶有的个体特征，而是思想本身。“本人”更多是指向“本身”的概念，而“风格就是本身”，表达的则是任何一种文章类型（题材）本身就是其风格。如被布封提到很高地位的壮丽之美只能存在于伟大的题材，而诗、历史、哲学都拥有人与自然这两个极其伟大的对象。因此，无论是给最伟大的人物画像或是叙述最伟大的行为、运动和革命的历史家，还是讲自然规律、泛物论、心灵、人类情感的哲学家，抑或是演说家和诗人，他们运用着出色的文笔，结合着伟大的题材，展现出壮丽的风格。endprint

　　由此可见，布封所说的“风格却是本人”，表达的并不是作家个体在作品中所展现出的个性特征，而是风格就是思想（题材）本身。布封的风格养成理论可以归结为——师法自然，这一点从其倡导在创作中学习大自然的完美计划中可以明显看出。不过布封极力强调理性、思想（理智多于热情），反而忽视了作家的创作激情在文学作品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三、二者的根本区别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任个性、倡自然”的时代，随着儒家思想式微，老庄思想抬头，玄学逐渐兴起，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极大限度的自由。相对宽松的文学氛围促使文学理论迅速发展，其中人品与文品的关系被特别强调。而人品中除去传统的道德伦理成分之外，还加入了性格、气质、才行等新鲜血液。曹丕的“文气说”首次将“气”的概念引入了文艺理论当中——“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气体清妙的孔融，时有齐气的徐幹正好体现了“气”是作家创作个性的重要因素，表现在作品当中，就是风格。陆机在《文赋》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可见，作品的风格和作家个体的审美偏好是紧密联系的。刘勰继承了前人的观点，提出“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基于这样的背景条件下诞生的《文心雕龙·体性》篇，更多的是在表达风格与个性的关系，而布封的风格论则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不同。

　　作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期理性主义思潮的拥护者，布封坚决地反对贵族文学虚伪、矫饰的文风，在演讲中明确贬斥了那些纤巧、轻飘、言之无物的风格，指出了什么样的风格才是好的风格，这是基于理性主义立场对与之相对立的经验主义的一场审判。而理性主义所强调的高于感官感知的理性、缜密的逻辑推理和无量数的真理在布封指示如何形成好的风格（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过程中被展现出来。由此可见，布封的风格论，实际上是在指出什么样的文章具有好的风格——就是那些思想（题材）与文笔（写法）达到完美统一的文章。这更像是一种涵盖着所有体裁类型，指出如何写出有风格作品的方法论，这是一种共性的概念，表达了一种对所有作品的要求，一种创作方法上的要求，与刘勰在《体性》中强调的风格和个性的紧密联系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体性》篇中所阐述的风格与个性的关系与布封的风格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并不是说刘勰的风格论和布封完全相异。事实上，刘勰的风格理论并不限于《体性》。在《定势》篇中，他强调了作品体裁（势）的重要性，提出“因情而立，即体成势。”这也就是说要根据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选定体裁，再根据体裁的需要确定创作方法。这个观点被王元化先生称之为形成风格的客观因素，倒是与布封的风格形成理论有着相似的地方，不过这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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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贺玉高.在理性主义语境中对布封《论风格》的再解读[J].文艺理论研究，2009（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