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升华

　　摘 要：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拓跋建立前后主要以牧业为主，并承担着国家的经济支柱的作用，为北魏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北魏的封建化，北魏的牧业的地位渐渐的下降，而农业受到拓跋统治者的越来越重视，从"计口受田"到中原汉族地区的传统农业，发展速度迅速，并不断取代牧业的作用，成为国家的物资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北魏；牧业；屯田

　　拓跋政权立魏之前，生产方式主要是以传统的游牧业和狩猎经济为主，各种生活资料主要依靠牲畜。建立魏之后，基本上还是以游牧业为主，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决定，在北魏前期，北魏统治者继续大力发展和壮大畜牧业，并且把它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这不仅是拓跋部衣食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立国用兵的的物质基础，以及逐渐征服其它民族和统一北方的强大物质保障，如《资治通鉴》卷一二五记载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刘义隆北伐魏时曰：“魏群臣初闻有宋师，言于魏主（拓跋焘），请遣兵救缘河谷帛。魏主曰：‘马今未肥，无时尚熟，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着羊皮裤，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拓跋焘所说的“本着羊皮裤，何用绵帛”，就充分体现了拓跋部当时还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因此，北魏统治者在保证原有的苑囿和牧场数量不减的基础上，在征服其它民族部落的过程中，曾不断地大量掠夺牲畜和大规模地修建新的苑囿和牧场。然而，北魏在经营这些庞大的牧场过程中，就必须不断地把大量的俘虏固有在国有牧场上，从事畜牧养殖，而这些被安置在国有牧场中的俘虏，以及拓跋部旧有的世代充当典牧的人口，就是牧户，也叫作牧子。唐长孺先生认为北魏从事畜牧的劳动者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解散部落以后的自由牧民；二是在国有牧场上放牧国有牲畜的牧人；三是附属于拓跋帝国诸部落中的牧民。”本文所论及的牧户属于第二种。

　　这些被安置在国有牧场上的牧户，极大地促进了北魏历史上的畜牧业飞速发展。《魏书·高车传》载：“后世祖征蠕蠕，破之而返，至漠南，闻高车东部在巳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将遣左仆射安原等讨之。……至于巳尼陂，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万余，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可见，拓跋焘在征蠕蠕、高车后，把俘获的大量生口和牲畜置于漠南，形成巨大的漠南牧场，数年之后，经过这些牧户的辛勤劳动，才使得北魏的畜牧业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也载：“冬，十月，魏主还平城。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命长孙翰、刘洁、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镇抚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从中也说明这些牧户的贡献是何等的巨大。高宗时，曾合五部高车祭天，当时大会的场面也足以证明漠南牧业的巨大成就，“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拓跋焘征服西北后，曾在河西构筑了北魏又一大规模的河西牧场，“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移，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河西牧场也是北魏三大国有牧场之一，这里集体从事放牧的也是被固定在国有牧场上的牧户。北魏统治者驱使如此之多的牧户，不停地发展自身的畜牧业经济，才不断地换得了河西牧场持续的兴盛和繁荣，并且一直延续到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的畜牧业不仅主要维持着北魏国内物质生活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为北魏最终统一北方，以及挥师南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以下史料可予以证明。崔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魏书·长孙蒿传》载蒿与平阳王长孙翰，司空奚斤等曰：“赫连居土，未能为患，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畜，皮肉筋角，以充軍实，亦愈于破一小国。”

　　随着拓跋政权的不断内移，并逐步与中原地区频繁接触后，拓跋统治者也开始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并且注意发展农业，《魏书·食货志》载：“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敝，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元）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杨塞外为屯田。” 同书《太祖纪》也载：“（登国）九年春三月，帝北巡。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 这是《魏书》最早记载北魏的屯田事迹。这次屯田的效果很显著，第二年就取得了丰收，并且北魏当时的困境也有所缓解，史书载曰：“命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棝杨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魏书·太祖纪》载：“（魏登国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八《晋纪十三》也载：“（魏登国十年）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田百余万斛，置黑城，进军临河，造船为济具。”可能由于这次屯田成效显著，加之军粮的紧张，之后，拓跋珪继续命东平公元仪移至钜鹿屯田，“夏四年，帝以军粮未继，乃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元仪罢邺园，徙屯钜鹿，积租杨城。”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刁雍上表拓跋焘建议实行兵屯，曰：“臣蒙宠出镇，奉辞西藩，总统诸军，户口殷广。又总勒戎马，以防不虞，督课诸屯，以为储积。……乘前以来，功不充课，兵人口累，率皆饥俭。”七年刁雍又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 证明刁雍开展的屯田效果显著，达到了预期目的。《魏书·薛虎子传》载薛虎子上表曰：“臣闻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故自用兵以来，莫不先积聚，然后图兼并者也。今江左未宾，鲸鲵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强丰沛，将何以拓定江关，扫一衡霍？窃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论之于公，无毫厘之润。语其利私，则横费不足。非所谓纳民轨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耘植，余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唯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匪直戍士有丰饱之资，于国有吞敌之势。昔杜预田宛叶以平吴，充国耕西零以强汉。臣虽识谢古人，任当边守，庶竭尘露，有增山海。”“高祖纳之”。从“高祖纳之”看，证明薛虎子的建议可行，而且后来屯田效果也肯定不错。《魏书》卷八《世宗纪》载：“九月丙午，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比及来稔，令公私俱济也。”综上所述，北魏实行的军屯，由于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且还不断地向全国推行。

　　孝文帝太和时期，大臣李彪上奏曰：“……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州郡户的十分之一是多少呢？唐人杜佑推断北魏在统一北方，推行均田制后，认为户数大概为五百余万，“今云倍而余者，是其盛时则户有至五百余万矣。”韩国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纲》中说：“从当时户口数字来看，‘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据《通典·历代盛衰户口》所载：“西晋平吴后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有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余。北魏盛时户数有西晋的一倍多，则有户五百多万了。”而郑欣先生据此推断认为：“那时北魏的人口大约在3000万以上。”由此可知，北魏取州郡十分之一的户口为屯民，户数大约为五十余万，总人口应在300余万左右了。又根据“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民足矣。”由此可知，这300万人一年要为北魏政府创造赋税是多少了，且从“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也印证了屯田户对于北魏的农业是何等的重要。北齐时，“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 说明北齐的屯田民对于农业生产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除了屯户为农业作出贡献之外，僧祗户的贡献也不可忽视。北魏规定屯田户“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这个租额的数量也正是“僧祗户”要上缴的赋税额，《魏书·释老志》载：“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关于佛图户与僧祗户的区别，周士龙在《论北魏前期对各族降附者的政策》一文解释说：“僧祗户与佛图户不同点在于佛图户是寺院占有的奴隶，而僧祗户则是国家领有户籍而依附于寺院的人口，他们耕种寺院的土地，受寺院的残酷剥削和奴役。”这些寺院的杂户式的僧祗户，除了承担寺院的各种杂役，还为寺院耕种田地，肩负繁重的纳税义务。由于寺院僧侣地主加倍的压榨和剥削，有时还远远不止岁输六十斛“僧祗粟”， 因为当时僧侣地主或僧曹官吏，不择手段、变本加厉地收取僧祗户的课税，《释老志》载曰：“……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僧祗户所肩受的沉重负担，恰好表明了他们是北魏政府和寺院农业发展的贡献者。北魏正光以后，寺院和僧尼不断增多，史载“正光以后，……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当时寺院能养活如此多的僧尼，僧祗户对北魏农业发展的作用确是不小。

　　参考文献：

　　[1]《魏书》，魏收撰，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1版.

　　[2]《通典》，杜佑撰.中华书局，1988年.

　　[3]《资治通鉴》，司马光编撰.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

　　[4]《北魏史》，杜士鐸主编.山西高校出版社.

　　[5]《北朝史研究》，殷宪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

　　[6]《略论杂户的形成与演变》，张维训.1983年《中国史研究》第1期.

　　[7]《略论杂户“贱民”等级的消亡》，张维训.1982年《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

　　[8]《论北魏国家贱民制度之演变》，翟桂金.2006年《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

　　[9]《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张维训.

　　[10]《魏晋南北朝史探索》，郑欣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11]《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长孺著.三联书店，1955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