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郝杰导演的三部电影《光棍儿》、《美姐》和《我的青春期》中,性的冲动和苦闷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它主要体现在电影文本的三个层面,首先是作为电影叙事的动力,其次是作为镜头语言和画面表现,最后是作为符号出现。以此为主题,郝杰确立了自己的个人风格,但也遭到了不少非议。
关键词:郝杰;性欲;需求层次理论;光棍儿;美姐;我的青春期
导演郝杰的长篇处女作《光棍儿》因其冷峻纪实地重新发现中国乡村,而被影评人和电影研究者所关注:一方面它延续了中国第五代以来的乡土情结,但却摆脱了宏大叙事和象征体的诱惑;另一方面,他坚持了第六代的个人视角,用记录的笔触,再现了中国逐渐萧条的乡村现实景观,但却摆脱了第六代导演的精英审美和晦涩隐喻,而在叙事中引入了通俗剧的诸多因素,这其中,对性和性欲的直白而原始的呈现,构成重要的主题和叙事动力。在之后的两部作品《美姐》和《我的青春期》中,乡土纪实风格被削弱,但“性和性欲”作为主题,则被一直延续了
下来。
从创作者主观角度来说,郝杰一直对人的原始性欲有强烈的兴趣,他认为“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或许文明会掩盖一部分,但我自己比较直接,这是我特别强烈的生命感受,为什么大家都不提(性)呢?”[1]。更重要的是,郝杰并不是在空中楼阁中讨论人的欲望,他并没有试图对性做出形而上的解读,其它第六代导演通常会为性赋予其它的含义——比如《颐和园》中性的政治隐喻,《长江图》用性来表现人与人的孤岛关系——郝杰总是能从通俗、现实的角度,直白地描述这一问题。《光棍儿》之所以聚焦于荒村中老年人的性饥渴问题,是因为导演“在从小接触到的民间小戏里,民间故事里,乡间的言谈中,很多这种光棍、寡妇的故事,他们没有正常家庭的束缚,就是一个跳跃的鲜活的人,活得更自在,有更多故事。”[2]同时,现实中农村男女比例的失衡,加之女性在流动中融入城市的概率远远大于男性,光棍儿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它甚至比贫穷本身更加令人惧怕[3]。同样,在电影《美姐》中,导演将性与民间艺术二人台联系在一块儿,用性欲的落空和错失,来揭示农村文化在经济市场的冲击下逐渐凋敝的现实。在《我的青春期》中,导演认为他的出发点是“中国人对性太压抑,很多人的青春充满负罪感”[4],以少年的性欲和春梦为切入点,试图唤起八零后的集体记忆。
在郝杰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它试图在纪实和情节上做出平衡,在个人记忆和集体回忆间做出平衡,在艺术和商业上做出平衡,而性和对性问题的处理,成为调整平衡阀门的重要开关。
一、电影文本中的性欲解读
性欲首先是作为叙事动力,贯穿在郝杰导演的三部作品中。《光棍儿》贯穿影片的主线剧情是老杨为解决性冲动,从人贩子手中买了个四川媳妇儿,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好景不长,更年轻更富有竞争力的小伙子俏三加入到这场“夺妻之争”中。村长作为政府基础权力机构的代表,面对这一矛盾显示出的态度,仅仅是为双方进行调停。在女方自愿选择的前提下,老杨败下阵来。已经有学者指出,在这样的戏剧情境中,法律和道德都丧失了效力,戏剧矛盾的本质变成了对稀缺的性资源的掠夺[5]。每个人物的动机也变得很简单——娶个老婆解决性欲问题。俏三在看中四川媳妇后,回到家中的土炕上夜不能寐翻来覆去,甚至与父母大打出手,将性欲动机以外在的肢体语言加以表现,配合滑稽的场景和对话,凸显出别具韵味的黑色幽默。同样,《美姐》的戏剧动力是主角铁蛋对美姐的懵懂依恋和其大女儿的情欲。《我的青春期》中的戏剧动力是男主角赵闪闪在青春期对女主角李春霞爆发的性欲,以及持续整个中学,直到成年的情欲冲动。据说郝杰最开始的剧本写了八零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名编剧芦苇的建议下,删掉了许多旁支冗余,以抓住初恋这条主线。从《光棍儿》对性的直白呈现,到《我的青春期》中略带浪漫主义的处理方式,导演通过调整对性欲的呈现方式,控制影片整体的纪实性和情节性的平衡。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商业化程度的增加,导演对性的处理越来越暧昧,这必然削弱其富有冲击力的生猛白描风格,进而失去个人特质。
从镜头层面来说,导演通过镜头语言和性暗示画面的组合,来传达性欲主题。《光棍儿》开场画面中,小男孩用树枝在黄土缝隙里捣弄,《美姐》里开场画面是小男孩对男女小便姿势差异的迷惑,《我的青春期》开场是小男孩爬杆的动作。这些镜头作为影片的开场,几乎形成了一个原型,它们似乎传达着导演的执念:性不仅是影片要讲述的主题,同时也伴随着人的一生。除此之外,影片中性暗示的经镜头层出不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姐》中对男女主角性交场景的处理。自下而上的移动镜头,展示了一根类似阳具的石峰,接下来一个夸张的大广角鱼眼镜头上下大幅度摆动,造成天地上下震颤的视觉效果,以此来暗示性交行为。这样的处理方式镜头语言上夸张而粗俗,虽然缺少了文人式的克制与含蓄,但既避开了直接性爱场景的描写,得以通过审查,又保持了导演直白生猛的影像风格。
此外,郝杰还善于借用文化符号来表现性欲主题。典型如《美姐》中对二人台的借用,一方面可以看出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另一方面,二人台作为一种在劳动人民田间地头产生的通俗艺术,其唱词本身就将性做为重要的娱乐元素来加以表现。二人台表演在影片里共出现16次,有些唱词相对隐晦,有些则直接与性爱相关。比如27分钟处唱词是:半夜你叫门,妹妹我半夜给你开,热个洞洞给你,哥哥你就钻进来。同样的二人台元素在《光棍儿》中虽然相比并没有如此集中,但对性的直白表现并不逊色。比如15分钟处唱词是:姑娘褲子脱到底,露出姑娘一片好东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热土炕、花棉被等元素常常被当做与性行为相关的符号,一如导演半自传电影《我的青春期》中,男主角在春梦中构建的场景。
二、乡村奇观化景象背后的困境
对于性的过度关注,也让郝杰成为饱受争议的导演。有人批评他对内满足了中国观众的猎奇心理,对外讲述了“西方眼里被想象的东方”。比如《光棍儿》中对农村同性性行为的细致描写:俩老头睡在一张炕上,以特写和近景,展现了他们之间的互动。而对西方观众来说,农村的落后、赤贫和原始,有一份具有异国情调的诗意和乡愁[6]。对此,郝杰很坦诚地认为观众的猎奇心理肯定会有,对文化的理解程度也会不同。但他并不认同这是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的贫穷:“外国人的理解完全不是关于穷啊可怜啊,更多的还是感动。在那样一个地方,有一群人,顽强、兴奋地活着,老外觉得感动、有意思。在西班牙的时候,那些女的围着这些老头不让走啊,特别热情,这个抱抱那个抱抱,如果是猎奇不会是那样的反应。”[7]然而笔者认为,导演对性过度关注而产生的真正问题在于,这会把它的影片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表现范围和视角里。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8]。性需求属于基本的生理需求层面,郝杰也是有意识地往底层去寻找:“我发现还是应该往回走,别人都在追求所谓的时尚、文明、物质,我就往下走。农村够弱势了吧,光棍更弱势。他在村里是没人看的,底层的底层。我往回追到那个最没钱的人还看不起的人,是有价值的。”[9]在戏剧艺术作品中,运用基本生理需求营造戏剧矛盾的作品并不少见,但是,它所能表现的空间过于狭窄,一个连基本生理问题都很难解决的人,在他身上很难找到生存和繁衍之外的戏剧性因素。这点在郝杰电影作品中的缺陷,已经有所暴露:他很难脱离狭隘的个人趣味,去表现他所不熟悉的人或事物,当他试图展示更宏大更复杂的人与时代的关系时,或者去展现人的价值的实现时,就遇到了困难。《美姐》试图展现市场经济对传统的冲击,农村文化的萧条变异,以及在这个巨变中的个人命运。但做得却并不成功,缺乏时代细节和代入感。《我的青春期》尝试表现八零后追逐电影梦想,最终自我实现的过程,但很多人质疑它过于简单。好在导演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他认为和贾樟柯相比,“他的思考可能更深刻、更到位。他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对电影的思考、对文化的思考,还有对社会的思考。我一直这样说,我实际上是没思考,真的,那就是我的感受,我就经历了这些。然后,我试图把自己的感受呈现。”[10]这其中,不仅关系到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化,也关系到如何走出舒适区,从表现自己熟悉的题材和领域,走向对人性和社会更全面、更复杂的认知。
参考文献:
[1]滕朝.郝杰:“性,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J).电影,2015(11).
[2]张润芝.电影揭底层农民生活真相:除了种地只有性苦闷[OL].http://culture.ifeng.com/1/detail_2011_12/08/11184096_1.shtml,2011-12-08.
[3]阎海军.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8-31.
[4]张丽娟.《我的青春期》的超现实主义与怀旧美学[J].电影文学,2016(15).
[5]何英.粗粝影像下的生存真相——郝杰电影作品研究[J].电影新作,2015(2).
[6]谢晓霞.无言的山丘:山村生存的极致——以《盲山》、《光棍儿》为例[J].四川戏剧,2014(11).
[7]同2
[8]Maslow,A.H..Atheoryofhumanmotivation[J].PsychologicalReview,1943(4).
[9]同2
[10]郝杰,李迅,王海洲,路春艳.美姐[J].当代电影,2013(12).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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