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

　　摘 要：人类文明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过渡，掀起了全球视域下的生态思潮，当代哲学面对的是由认识论到存在论以及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向，促使了生态翻译理论的产生。生态翻译是从新的视角研究当代翻译学理论的一种延伸，反映了译学理论研究由单一学科视线转向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生态翻译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其中的动态视角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生态翻译；动态视角；翻译学

　　生态翻译是生态学和翻译学的交叉学科，将生态学的理论运用于翻译过程，本质上就是考量翻译文本的整体性，组成部分是否协调运作。生态翻译学以生态学的视角审视翻译，为翻译批评注入了很多活力。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思想与哲学转型对翻译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思想与哲学领域开始由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型。全球性的“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审美趋势，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崇尚生态和平衡。在这一背景下，生态翻译应运而生。

　　一、生态翻译的内容

　　胡庚申首创性地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的概念，这是翻译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巨大进步。从本质上说，生态翻译学就是在对传统翻译学研究的理论实践中方法论突破与进展的必然选择，其生态思维和发展路径已成为翻译学研究的新的出发点和生长点，成为翻译学体系建构的有效“利器”。生态翻译学透示出的生态取向，既反映了生态翻译学在理论建构中所具有的优越性与包容性，又潜在地符合了当代翻译学发展的历史潮流。生态翻译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实指”指的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换句话说，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方法论工具，其建立的基础是对于翻译生态、翻译生态环境、文本生命、译者生存、适者生存、汰弱留强和求存择优等翻译概念的生态学阐释。此时，这些配套术语与话语体系才得以作为翻译学核心范畴的概念结晶体首次确立。首先，生态翻译学提倡以“适应/选择”为基本机制。适应/选择是基于翻译生态环境而作出动态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在适应与选择的关联中，生态翻译学要求译者具有双重身份，既要“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又要“选择”——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其次，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中心”的核心理念，是对“原文中心”和“译文中心”的一种“平衡”或“解构”。“译者中心”就是强调译者对翻译生态与文本生命的负责，从而使翻译活动回归翻译本身、关怀生态精神与彰显文本因素。

　　显而易见的是，生态翻译学在翻译方法论的运用上已经自觉地与传统翻译学的单向因果范式划清了界限，是把翻译活动放在了广义的翻译生态语境中去解读，建构了翻译学研究的生态范式。这样翻译生态、翻译群落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环境就在生态学的观照下得到了内在统一的互联互动，这是翻译学研究范式的一大进步。

　　二、生态翻译中的动态视角

　　生态翻译倡导以“翻译生态”为认知路向。翻译生态是翻译主体之间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在翻译生态的作用下，翻译活动是以共存互生与通融和谐为旨意进行翻译生态的适者生存、求存择优与汰弱留强。在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获得了翻译存在的现实条件，就要责无旁贷地倚重翻译生态、取向文本生命、关注译者生存，使三者之间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具体来说，倚重翻译“生态”，在于突破“语境”的视界，可以体现一种“超越”；取向文本“生命”，在于揭示“可译性”的生态机理，可以引导出一种“新解”；关注译者“生存”，在于重现“译有所为”的原始动因，可以彰显一种“回归”。生态翻译学是一种“超越”，超越了传统翻译学的静态的单一模式而走向动态的整体模式综观，既要关注文本的世界，又要关注外界环境的世界，更要关注“翻译群落”的世界；它也是一种“新解”，阐释了译者在宏观理性与翻译伦理层面上的责任，既要负责翻译生态的适者生存与择优长存，又要负责翻译生存的“事后追惩”；它也是一种“回归”，回归于宏观生态理性，关怀翻译生态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的原始关联性与存在和谐性。这样，生态翻译学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把翻译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生态产物，鲜明地展现出当代翻译学“朝向生态而生长”及其发展的未来趋向。

　　生态翻译立足于系统论和动态视角，是当前翻译研究的前沿热点。其中，翻译活动中的动态生成、信息对等与互补的动态平衡都需要树立动态视角。生态翻译学有效建立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联序链。胡庚申先生认为，“翻译←→语言←→文化←→社会/人类←→自然界”的关联序链，体现了人类认知视野扩展和理性进步的基本路径，符合人类认知能力演化的基本规律，符合“先河后海，源委务本”的研究理路。这样，翻译活动就会兼涉“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就能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这种张力引导翻译活动既要考察“译事前”的翻译生态环境，又要关注“译事中”的“多维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更要强调“译事后”的“事后追惩”。这样，翻译活动的“译事前”“译事中”与“译事后”就在翻译生态环境下形成一种互联互动的贯通互融与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翻译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进行纵观和描述，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生态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动态理论关注系统的初始狀态，也注重系统多重成分间以及系统内外环境间的交互影响。能力的发展不是由低水平至高水平的简单线性过渡，而是在动态平衡中的自我重组和调整过程。生态翻译不能拘泥于语言层面，应关注融合了心理认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译者策略意识及转换能力。尽管对于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尚未达成共识，但是研究者都认为翻译能力“是由一系列相关联的成分能力所构成”，是各分项能力的集合。显然，这些分项能力“具有等级和层次之分，并有一定的交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在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构成翻译能力的各分项能力就是影响翻译能力发展的各变量，这些变量的交互影响构成了翻译能力的动态体系。

　　三、结语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只经过了十年的发展历程，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翻译过程中的动态平衡、信息丢失、错位、失衡等有待进一步探索。关于生态翻译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创始人及相关研究人员有所提及，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如动态平衡；一些重要术语和规则仍然存在争议，如“译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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