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当代文论史上，1950年代中期的典型问题讨论影响深远。巴人提出典型即代表性说，王愚提出典型即个性说，何其芳提出典型即共名说。这些文论家在进行典型的论说时均有其各自的述学路径，他们的述学路径研究，将为较好地理解典型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典型论；述学路径；巴人；王愚；何其芳
关于1950年代典型问题的讨论，就以往的研究成果看来，虽然已总结出此期典型的代表性理论，但是研究往往局限于简单地摘录代表性的论述而缺乏细致研究，尤其未能对典型论理论家的述学路径进行研究。而此方面的研究与考察，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典型论在中国的发展史。
在典型的讨论中，巴人提出：“典型性是什么呢？就是代表性。典型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代表人物。人物既然是代表，那就有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而代表既然是人物，那就有属于他自己个人的东西，即个人的命运与个性。”巴人在《典型问题随感》中的这段话，被看作是巴人关于典型问题的集中表述，一般称其为“代表”说。在巴人的“代表”说中，典型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代表一定的社会力量，一是代表个人。因而，他也明确强调说，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是社会的本质和个人的事物的统一体，是阶级特征和个人特征的统一体。”这是巴人对典型这一文学艺术独特创造方式的总体认识。那么，他又是如何展开他的具体论述的呢？
其一，反对马林科夫式的典型论，并结合马恩 等经典作家的论述，认为典型问题要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中予以解决，不能还原为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或只由社会科学的原理代替艺术的特殊性。与张光年相比较而言，巴人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典型是‘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典型性是与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现象相一致的。这一理论，那是将艺术的典型创造和其他社会观念形态等同起来。”在这里，他其实是直接批驳了马林科夫式典型论。且他还借用恩格斯的观点予以佐证并反驳。他说，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将恩格斯把一般原理运用于艺术的特殊规律中的典型创造原理，又还原为上层建筑的社会观念形态的一般原理了。这是无视艺术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取消艺术本身的表现。在他看来，典型的问题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中予以解决，不能与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相混淆，文学典型创造应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基于此，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形象愈有鲜明而深刻的个性，也就愈有典型性。可见他对典型的个性的重视。
其二，重点强调艺术概括在典型创造中的作用。虽然巴人强调典型的个性，但他认为在典型创造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艺术概括。因为只有通过艺术概括的手法，才能达到个性与共性统一、社会本质和个人的事物、阶级特征和个人特征相统一的典型形象。因此，他在《典型问题随感》中说：“必须指出，创造典型必须有艺术概括的过程。艺术家的本领就在于‘善于站在一系列的现象之上，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领会它们的意义，找到特殊的东西，并在特殊中表现出一般”。除此之外，他还对艺术概括与夸张作了区分。认为艺术概括应该是在现实的真实基础上进行的概括，不同于离开现实的真实基础的夸张。
其三，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写重大题材，并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予以提高与深化，是他关于典型创造的具体见解。巴人强调艺术概括的作用，在他看来，艺术的概括是作家对题材的选择、提炼和“融制”。既然如此，在题材方面，他主张作家写重要题材，写生活的主要方面，写社会现象的本质事物。因此，以生活本身的形象写重大题材，反映社会的本质，是巴人关于典型创造的具体见解之一。同时，他还特别指出典型创造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的提高与深化，也是他对典型创造的另一具体看法。巴人说：“所谓典型性的事物就是代表性的事物。事物的典型性越高，它的代表性越大，因此它就不可能同大量存在的社会现象相脱节。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总是从大量存在的社会现象概括而来的。”因此，他认为作者不能完全为真人真事所束缚，而是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采取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使其更为集中，更具有典型性。
王愚在1956年《文艺报》第10期发表了《艺术形象的个性化》一文，阐释了他关于典型的理解。他说：“作家的职责是要在千百万人中间，像淘金砂一样，挑选出鲜明的，体现生活本质的活生生的完整的个性，这种个性表现得越深刻、越丰满，作品的思想性也越高。”可见，他十分重视典型的个性、个性化的先决作用。从王愚发表的言论看出，他是一方面以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来自我标榜，另一方面以大胆发挥所谓‘新颖的和‘独创性的见解而自我吹嘘”。如此截然不同的两种接受态度，这说明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王愚究竟是如何展开他的“典型即个性”的论述的？
其一，依据苏联专论以及别林斯基、法捷耶夫等的相关论述，批评了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烦琐哲学公式和机械论，尤其重点指出了巴人典型论观点的偏向。王愚开篇即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关于典型问题的专论，批判了流行在文艺批评和文艺研究工作中的错误观点，给烦琐哲学和机械论以尖锐的打击。”如此，王愚高度肯定了苏联专论关于典型问题的反思。他正是借助苏联专论，并将其作为理论依据，批驳当时中国文藝界的烦琐哲学的方式和机械论。除此之外，他还借助别林斯基、法捷耶夫的相关论说批驳，将文学艺术的典型仅仅规定为社会的本质的烦琐公式。他多次批驳巴人典型论观点，指出其中的偏向。他认为巴人所谓的典型形象只不过是概括本质以后的外加上去的东西，或者只是共同特征的综合。
其二，结合具体作品的艺术形象重新理解艺术概括。如前所述，巴人在论述典型创造时特别强调艺术概括的作用。不仅是巴人，其他典型论者也都不同程度上肯定艺术概括是典型创造的重要因素，如胡风、周扬、张光年等都如此。而对于王愚而言，以往对于艺术概括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他特别指出巴人把艺术概括简单地理解为“拼凑”“凑合”共同特征等，这是不足取的。在他看来，艺术概括应该是从典型的个性出发，选择能够体现生活真理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个性，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概括。endprint
其三，独特的而又完整的个性是他关于典型即个性的具体内涵，也是他关于典型创造独特方式的集中表述。从王愚的题目《艺术形象的个性化》来看，其主要阐述的是有关典型的个性与个性化的问题。由此可见他对个性的重视与强调。结合如上他对艺术概括的理解，个性即是具有艺术概括性质的个性。这样的个性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即怎样的个性才能使艺术形象具有艺术概括性且成为典型形象呢？他认为，首先，个性是独特的个性；其次，这一个性同时是完整的个性。所谓完整，即它不一定反映社会生活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的方方面面，但它能具有特定意义的完整的性格。所以，王愚认为，典型创造的关键在于创造这一独特而又完满的个性。这才是艺术典型独特性所在。
1956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其芳的《论阿Q》。何其芳在文章中说：“一个虚构的人物，不仅活在书本上，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成為人们愿意仿效或者不愿意仿效的榜样，这是作品中的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功的标志。”后来人们将何其芳的典型观点归结为“共名”说。所谓“共名”，即是具有很高的典型性的典型，或者说文学典型形象的性格特点具有较广的概括性并对现实生活的深广影响。由于“共名”说的核心是在试图回答文学典型的典型性何在，如何把握其典型性，这同样启示了如何创造典型形象的问题。那么，他又是如何展开他关于典型独特创造方式的思考的呢？或者说他的理论策略又是怎样的？
其一，从研究具体的艺术典型入手并结合生活中的评价，进而提出“共名”说。何其芳认为，要解决典型创造的问题，“恐怕要从研究各种各样的成果的典型人物入手。”他指出典型不只是一个类型。所以通过研究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找出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的差异和特点，并概括出一些共同规律，这样有关典型性以及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也正基于此种认识，他从研究具体的艺术典型，尤其是研究中国传统经典作品中的优秀典型出发，并在结合生活中关于这些典型人物的论说，提出了典型即共名的观点。在他看来，“共名”是典型的评价标准，而要塑造成功一个优秀的典型人物，其关键并不在于所谓的“艺术概括”方法，而是要通过创造“共名”式的人物完成典型的创造。
其二，在强调运用阶级分析法的同时提出重新解释典型性，认为典型性不完全等同于阶级性，这为突破“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阶级论提供了思路，同时这也是典型即共名观点的理论基点。何其芳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典型的共性归结为阶级性，且典型的个性并非是体现共性的外在标签，个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也是极为复杂的。比如，阿Q精神、诸葛亮的“有智慧有预见”、堂·吉诃德的主观主义等虽然产生于一定的阶级时代中，但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身上都存在这些现象，这也是所谓的“共名”现象。何其芳通过典型性不完全等同于阶级性的读解，由此解释“共名”现象的理论根源，就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其三，把握最突出性格特点是他关于创造共名性典型的核心观点。在何其芳看来，“事物的共性包含在个性之中，离开个性就没有共性”。因此，要创造真正典型形象，或者他所说的共名性典型，其核心在于寻找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在他看来，把握最突出的性格的特点就是这一关键点。这“最突出的性格的特点”是他研究各种具体艺术典型的着眼点。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诸葛亮的有智慧有预见、堂吉诃德的主观主义、贾宝玉对纯洁少女的欣赏和爱悦等。而在创造典型方面，他也要求抓住这“最突出的性格的特点”展开。他强调：“塑造人物，还必须有一个贯串其中的灵魂，有一个统一的性格。”这统一的性格即他反复强调的“最突出的性格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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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人.文学论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308.
[3]巴人.典型问题随感[J].文艺报，1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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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观[M].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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