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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末御史屠仁守的军事观

时间:2023/11/9 作者: 青年时代 热度: 14656
王斌斌

  摘 要:屠仁守是清末年间名动全国、首屈一指的铁面御史,出身于官宦世家,恪守御史职责,为官铁面正直。他在清末腐败的官吏群体中,出淤泥而不染,独具风格,堪当清末“铁面谏官”的赞誉。在清朝遭法国入侵,边疆危难时,其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责任担当和高超的外交军事才能。

  关键词:屠仁守;中法战争;言官

  一、前言

  晚清清流派是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政治派别,喻指德行高洁、勇于言事。他们多是御史、翰林等台谏词垣,好论朝政,抨击权贵,被反对方洋务派指责为缺乏历练,长于言而短于行,在实际操作上难以成行。但清流派主张坚定战志、整顿边防、积极备战,对中法越南交涉和中法战争的进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光绪中转为江南道御史,以直言敢谏著称。本文主要梳理和总结清流派言官屠仁守在中法战争中的观点,有助于人们客观公正地认识屠仁守思想。

  二、时代背景

  (一)国际形势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向帝国主义方向发展。因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列强间划分势力范围和瓜分殖民地的斗争日趋激烈。

  英国是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9世纪中叶,工业最为发达,70年代以后经济开始缓慢发展,到了80年代,被后起的美国赶上。英国占领了广大的殖民地,是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于1840—1842年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1856—1860年又联合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的特权,割占了中国的香港岛。

  日本1868年通过的明治维新,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19世纪8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政府与大企业相联合,形成了封建性的垄断组织。

  俄国从1861年实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俄国的资本主义与军事封建主义相结合,大肆向外扩张,对中国、中亚、西亚和巴尔干半岛发动侵略,攫取了中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土。

  德国也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从法国攫取了50亿法郎的赔款和富含铁矿的土地。19世纪70年代的对外政策以企图进一步击败法国,称霸欧洲为重点。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割地赔款,影响了其经济发展,迅速落后于美、德。1871年巴黎公社也给法国统治者以沉重打击。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制在法国确立,法国统治者对内镇压工人,对外加紧扩张,派兵侵占越南,进而侵略中国,挑起了中法战争。

  越南与中国西南部毗邻,中越两国人民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越南与清王朝有宗藩关系,但这种关系是松散的。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的侵略势力开始渗入越南。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加紧侵略越南。1862年迫使越南王朝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占了越南的嘉定、边和、定祥三省。法国侵略者还深入湄公河流域,窥探侵入云南的通道。1874年,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下。随着法国侵略势力向越南北部扩张,越南国王一方面依靠刘永福的黑旗军抗击法国;另一方面,鉴于越南与清王朝历史的宗藩关系,多次向清政府求援。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为了“保藩固圉”,遏制法国侵略,与法国发生了一系列的交涉与冲突。

  (二)国内形势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经历过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进入低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日渐形成。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和压迫的日益加重,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化。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军队先后入侵新疆,美国、日本先后侵犯台湾,英国、俄国插足西藏。于此同时,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日益紧迫。

  三、屠仁守在中法战争中的军事观

  《左传》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755儒家传统认为,兵事向来是国家的大事,必须小心谨慎行事。

  1883年,法国扩大侵越战争,加紧了对北越和顺化的进攻,迫使越南朝廷屈服,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在北越,法军向清军挑战,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清军连战皆败。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舰长福禄诺在天津谈判,签订了一个《简明条款》。针对李鸿章的避战求和,屠仁守上书朝廷“奏为敌有可乘之机和约尤宜详慎,以杜要挟而防后患,恭盘摺祈。圣鉴事窃法人倾国之力图占越南,外强巾乾势成羝触,内则议院疑沮,外则兵士愁怨商货不得流通。炎瘴难于久驻,土匪煽扰新附未安,水师阑人各洋兵力又分其燄甚张,其情则屈中国此时或由越界暗行进攻或由海道明示牵制沈几观变制胜不难,卽海口兵船意在恫吓实亦能暂而不能久使其约战,我军但坚持不动以逸待劳。彼粮竭计穷终必受创,以遁此其可乘之机也。”[2]5面对法国的侵略威胁,屠仁守没有盲目畏敌,而是细心分析敌之困境,我之优势。并给出以逸待劳的建议。在于法国谈判的过程中,对条约言语用词,屠仁守说“有不可轻许者,有不应含混者,有宜早声明者,有要在豫防者”。[2]5体现出屠仁守为维护国家利益而谨言慎行的爱国情怀。在法国人提出要让我军先撤的情况,屠仁守争分相对,据理力争“法人此时所急者,欲我速撤防越之师,但疆界末定则撤师之后皆为敌有难保其不逼我门户,且中国洋面尚有彼国兵船岂有我先撤防彼得专力一方之理,应俟和议旣成。彼船尽退,再行减撤一半,一约内兵费一节据称法人情愿让,免系属节外生枝之语,殊于事理不合,盖彼自首祸称兵何预中国事,若彼之兵费当取偿于中国则中国办防等费先当取偿于彼”[2]5。对于战后边界曾支持刘永福的民众,屠仁守也深情挂念,并认为“当与法人约明其在越地法不得与之为仇,其来中国法不得藉为口实,庶以作天下忠义之气坚率土敌忾之心”[2]5。在于法国人谈判过程中,屠仁守不忘战备,坚持敢战方能言和。“一面益修战备严固根基,一面密谕沿海各大臣使将法人穷蹙情形宣示各营以励士气,万一彼中途翻覆各省得以踊跃从事不至中馁,盖法人势成弩末虽所共知然困兽犹斗亦当深虑且其言甘词下正恐中藏叵测古人受降如受敌况于和议,何可深恃”[2]5,“庙堂之至计,然使李鸿章果知机会一失不可复得,仍当议战而不议和乃不至顾一指而失肩臂,必欲专立和议亦当不讳言战,然后和约可成和局可久”[2]5,“政治与军事相配合,以打促谈,以打促和,是达成控制战局的重要途径”[3]244,这样才能赢得战争,赢得和平。拥有这样的观点,体现了屠仁守高超的战争endprint

  理论。

  为使国家自强,统治者能励精图治,屠仁守恳言道“皇上念调广必致民劳役烦,亦妨事典则土木宜罢,财者国之赈民之命也”“则财用宜节小人难养,孔子深戒数十君子维之而不足一二检壬壞之”[2] 2,劝诫统治者要节用爱人,要防微杜渐,表率臣民。“若小亊不以为意而从之,彼必自张于外以谓朝政可回威势不小矣”[2]2劝解统治者要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并举史:“宋臣苏辙告仁宗曰: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陛下无事者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失其宜矣。由此言之卽令海宇承平未敢忘震动恪恭之意况今炎祲叠见十室九空,内多不逞之奸民外有环伺之强敌。乘墉伏莽在在堪虞所当并力一心,如捧漏卮沃焦釜犹恐不及,谓可以丰亨逸乐处之乎?”[2]2只可惜那悲哀的时代,落后的国力,使屠仁守的抗法守疆之志未能实现,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只图自己享乐,做不到励精图治,更谈不上强国之梦。

  四、屠仁守军事观失败的原因

  “时政出多门,仁守因天变请修政治,条上六事,曰:杜诿卸,开壅蔽,慎动作,抑近习,轸民瘼,重国计,而归本于大公至正,敬天勤民,疏上不省。”[4]12465从这个上疏令可以看出,君王看到清王朝的政治根基出现了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敬天是一个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勤民”或者“保民”则是其政治的现实依托。屠仁守的这个请求,是事关“国本”的大问题,其前提就是认为清王朝的合法性根基已经动摇,这戳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痛处,难怪他们对屠仁守上疏的态度是“不

  省”了。

  从屠仁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和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深刻烙印。他是经科举而入仕,是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思想,所以有着求通务实的思想品格和济世安民的社会责任感。然而,他毕竟久受传统思想的浸染,秉承了忠君卫道的传统理念,所以又习惯立足于传统的治国之道,从传统治术中寻求“医世药方”。既求变通务实,又忠君卫道,作为清流这一身两性的特点,决定了他在晚清政治变革的大潮中,思想始终处于矛盾、对冲的胶着状态。作为官员,屠仁守恪守御史职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不畏权贵,是一位难得的忠直廉正之士。但清流手无实权,其政治变革理想不可能通过自己手上的权力去实现,不得不靠上奏折来伸张,这也是其政治理念最终难以实现的原因。受历史传统和自身的局限,他们实际上仍没有摆脱封建君主专制下的言官词臣之道,依附于封建皇权而存在,其救时方案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不可能从根源上解救国难。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屠仁守.屠光禄疏稿[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3]黄迎旭.当代战争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

  [4]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7.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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