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莎

　　摘 要：孟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人性”问题的哲学家，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性善论是其哲学的核心思想，也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其中的一些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仍有时代性意义。本文从孟子所处的时代出发，论述其性善论的形成背景；从性善论的仁、义、礼、智四端和“扩而充之”四端学说的角度详细阐述了孟子性善论的具体内涵；在分析孟子“性善论”局限性的基础上对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探究。

　　关键词：性善论；四端；扩充；局限性；意义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社会性质的转变时期，社会生产力虽然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是礼崩乐坏，阶级斗争趋向复杂，当时的哲学家开始关注人的本性，考察人性和现实的联系，产生了多种关于人性的学说。面对当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君，兵革不休”的社会现象，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提出“性善论”，这种思想一开始就是和政治相联系的，并在现实中不断被孟子加以深化，成为孟子想要塑造君王乃至百姓理想人格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对其中的某些思想进行研究并赋予其时代内涵，依然对当今社会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孟子“性善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我们要研究孟子的思想，首先要将其放到产生这种思想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形态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土地逐渐开始从井田制向私有制发展，统治者骄奢淫逸，礼崩乐坏，西周王朝日趋没落，周天子虽然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事实上各地诸候多不服从朝廷的号令，常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借维护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名义相互讨伐，攻城掠地，招兵买马，意图建立霸国地位，扩大疆域。后来更是忽视“尊王”的旗号，公开撕杀，长期的兼并、掠夺战争造成生灵涂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颠沛流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引起经济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于是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学术上空前繁荣，出现“百家争鸣”的景象，代表各阶级、各阶层或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追求“学而优则仕”，纷纷提出自己对未来社会发展模式的建构思想，想要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参与政治活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渴望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各国诸候重视现实利益的条件下，法家学说受到重视，纷纷采取变法。如商鞅在秦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李惺在魏国变法都受到国君的赏识和重用。在較短的时间内，国力大增，出现了秦、楚、齐、韩、赵、魏等“战国七雄”。各诸侯国都欲争当“霸主”，对外进行残酷的掠夺、兼并战争。

　　孟子认为这种“以力服人”的强权政策是“霸道”的表现，他深受孔子仁道思想的影响，然而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剧烈动荡时代，孔子的《春秋》未能警醒世人，在孟子看来，想要建构理想社会，首先要塑造支撑理想社会的理想人格。他提出性善论，企图推行他的仁政思想，一生周游列国，希望统治者以仁政代替当时的暴政，行仁义、得民心，统一天下。

　　二、孟子“性善论”的内涵

　　孟子以心善言“性善”，提出了性善论的重要内容——仁、义、礼、智“四端”，但是孟子并不肯定人性善这一论点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认为性善是一个过程，因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并扩充仁、义、礼、智“四端”的学说，形成其最有价值的核心观点。

　　（一）“性善论”的四端——仁、义、礼、智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写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在这段话中论述了“恻隐之心”的先天性，“恻隐”作为一种伤痛的情感是“在场者”看到小孩掉入井中所产生的道德意义的同情，而后孟子由恻隐之心又提到了“三非”，在《孟子·告子上》也写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就是孟子提出的“四端”，是从“恻隐之心”——仁推导出“义”、“礼”和“智”其他三个内涵，作为孟子“性善论”的四个要素，孟子认为这是人们先天就具备的四种道德意识。

　　（二）扩而充之“四端”的创造性提出

　　孟子的人性本善说认为人皆有善端，人在道德上都不是从“零”起步，而是先验地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端，但是孟子的“性善论”也有其理论前提——他的性善说只是证明人的善与不善并不在于人的本性的差异，每个人都有为善的可能性，但要使他的理论具备现实真理性，还需要有一个自觉培养的过程。《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上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即每个个体都要自觉地扩充仁、义、礼、智这四端来完善自身道德品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人，从而达到圣人“足以保四海”，君子可以“上事父母，下畜妻子”的境界。也就是说，统治者要发展自己的善性并推广到为政上，实现天下大治；个人要用来自于本性的仁、义、礼、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实现人之至善。这也是孟子性善论中极具价值的部分。

　　因此，在孟子看来，那些丧失人性的衣冠禽兽，并不是由于其本性如此，而是其不知发展“四端”和保守“本心”的结果。孟子以牛山之木为喻：“牛山上的树木本来很茂盛，因地处城郊致使“斧斤伐之”，“牛羊牧之”，反复如此则成为荒山，“人见其灌耀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人其实如同这牛山之木一样，原都有善心，只是有些人任其放失，以至于“违禽兽不运”，“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因而在孟子看来，人虽然有天赋的善心，但是要真正从起初的量变到达质变的飞跃，对其必须进行发展、扩充。孟子由此推出：人在后天的作恶也不是本性使然，而是由于他们不知发展本性致使其道德本心被遮蔽，“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这里也提到了人的本心，这里的“本心”是建立在善性基础上的，“求放心”就要通过发展扩充自己的道德本心即仁、义、礼、智四端，把失去的道德本心重新寻找回来。endprint

　　（三）孟子“性善论”的局限性

　　由于时代和阶级所限，孟子性善论也有自身的局限，他虽然创造性地提出了“善”的最终实现要不断发展扩充仁、义、礼、智这四端，也提出了发展四端的道德修养原则，如《孟子·尽心上》中“存其心、养其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中“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我们可以看出孟子过于注重从内而外发展本心，过分夸大“心”的主观能动作用，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仅仅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没有切实提出如何发展扩充仁、义、礼、智四端的实践途径，这就使得人之善端从可能性走向现实性的过程中缺乏实践理论的指导，难以把仁、义、礼、智四端转化为现实行动，也就不能推动其思想的具体化和实践化。

　　三、孟子“性善论”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意义

　　我们对某种思想的探究，意义就在于为现代人的实践生活提供某种深刻、有益的启发，我们不仅可以从孟子性善论中的进步思想中得到对当今社会道德教育发展有益的启发，同时也可以在看到其局限性的同时反观当今社会发展，并以此为现如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寻求理论载体并探究其现实价值。

　　（一）理论意义

　　孟子性善论肯定了道德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认识到了受教育者的社会价值，有利于提高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孟子认为人的道德发自于人的本心，不为外物所驱使，提高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不是由外而内地灌输道德知识或者道德观念，而是由内而外地扩充人的仁、义、礼、智“四端”，以个体品格的完善来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孟子所提出的扩充并发展“四端”的道德修养原则就是主张个体本身去发掘自己的道德本心，反思自己的道德行为，不断扩充已有的善端，而不是向外或者利用外部环境去寻找道德善性。这种主体性思想对我们现如今丰富和发展道德主体性对象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现实意义

　　《论语·为政》上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外在的强制性的政令和法律，能够使民众免于违法犯罪，却不能使民众形成知耻向善的道德意识，而内在自觉性的道德和礼义却能够使民众自觉地遵循社会纲纪规范，端正自己的社会行为。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仁政”思想，他的性善论为我们国家现如今越来越严重的道德滑坡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持，让我们重新审视人性问题，引导我们把德育放在教育首位，同时他所提出的“扩而充之”理论即不断发展“四端”的思想也肯定了后天培养、学习的重要性。

　　在我们努力推动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在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现真正意义上人的全面发展，利用道德教育加强自身修养来应对现如今社会生活各领域出现的道德失落现象，像大行其道的腐败思想等等，同时从其理论的局限性我们也要找到正确的应对方式，不空谈理论，重视内外结合，明确“重在践行”的思想，寻求发展“善”性的可行性途径。

　　四、結语

　　任何一种思想或者理论都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手段，其最大的价值在于把它成功运用于现实的实践，就像我们研究孟子的性善论，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弄明白一个理论，更重要的是为了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将其放到社会发展过程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去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对待孟子的性善论思想，我们既要继承其思想中的优秀内容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只继承不发扬，那些理论就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也要“否定之否定”，赋予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在“古为今用”的问题上多作努力，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全书·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