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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红手指》前原昭夫折射的悲剧精神

时间:2023/11/9 作者: 青年时代 热度: 15180
刘章

  摘 要:东野圭吾的作品《红手指》将人性善恶与悲剧性渗透到一起残忍的青少年杀人案之中,大致通过前原昭夫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的角度来展现前原昭夫的悲剧形象,并由前原昭夫这一形象折射出小说的悲剧精神。基于作品本身,通过分析前原昭夫的立体形象来剖析东野圭吾在其作品中所展现的对人性的感悟和悲剧色彩,依此理解东野圭吾《红手指》的本质。

  关键词:《红手指》;前原昭夫;东野圭吾;悲剧精神

  东野圭吾是日本如今享誉世界的“新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代表人物,于1985年凭借《放学后》获得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后开始了专职写作生涯。1999年,他所创作的《白夜行》获《周刊文春》推理小说榜年度第1名、本格推理小说榜年度第2名,并入围第120届直木奖,2005年《嫌疑人X的献身》史无前例的获得包括直木奖在内的三大奖项。在从事写作的几十年中将日本的社会现实及人性善恶渗透到数十本小说中,并以其细至诡谲饱含悲剧精神的笔触书写着日本推理小说界的传奇。

  东野圭吾曾获得“写实派本格之美名”,他的创作集推理小说离奇诡异和文艺小说人物刻画的优点为一身,让读者在陷入故事情节的同时思考着人性与社会。在东野圭吾创作后期,他开始突破传统推理小说的框架,涉猎多个领域,将更加奇妙难测的作品带给读者,无愧“畅销”之名。2006年《红手指》的出世将东野圭吾对人性的感悟完全展现出来,并通过前原昭夫这一形象揭露出其作品的悲剧性。《红手指》通过一起孩子杀人,父母协助抛尸的残忍案件来铺叙全文,并将前原昭夫的形象刻画得极为立体,他所折射出的悲剧精神也是多角度多层次的。

  一、为人夫的悲剧

  在故事的开头就已交代,身于普通工薪阶层的前原昭夫已经五十多岁,每日都要忍受妻子的脸色听受她的抱怨和责怪,由此即可见前原夫妇的矛盾以及前原夫妇的悲剧色彩。前原昭夫与其妻子八重子的婚姻并非连接于刻骨铭心的爱情,而是因为双方的“不得已”。在结婚的三年后,前原夫妇的儿子直巳出世,八重子与其婆婆前原政惠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并在前原直巳的教育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此时应该协调两人矛盾的昭夫却认为“过一段时间妻子会冷静下来”,作为丈夫的昭夫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妻子反而选择了逃避,可见昭夫对家庭的忽视。在与母亲同住时,面对八重子与母亲的矛盾,前原昭夫再一次选择忽视,并不积极地去调和矛盾,也未曾了解妻子对母亲的不满究竟来自于何处,最终导致了婆媳间的悲剧。

  在儿子直巳上学期间,冷漠地看待家庭的前原昭夫有了婚外情,并以此麻痹自己来无视家庭的状况,而八重子的觉察和逼问更是让前原昭夫对妻子和家庭充满厌恶和烦闷。当前原昭夫从妻子的口中得知自己年仅十四岁的儿子杀了人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反省自己对孩子的疏于管教,反倒指责、埋怨八重子对直巳的溺爱和放纵,他将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一股脑都推给妻子,并没有体谅妻子对青春期孩子的管教有多么不易。

  由于前原昭夫不能了解妻子的想法,忽视妻子对家庭的贡献,忽视妻子对母亲的不满,忽视妻子对儿子失败的教育方式,导致妻子对儿子的溺爱超脱了法律的限制,导致了母亲对儿子儿媳的失望,这是他为人夫的悲剧。

  二、为人父的悲剧

  与以往的多数小说不同,东野圭吾在《红手指》的开始就交代了杀人案的凶手,即前原直巳。前原直巳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青年,他性格孤僻、叛逆,由此引出前原昭夫为人父的悲剧。

  昭夫在为人父这一方面所体现的悲剧精神主要表现在他对儿子前原直巳失败的教育上。在得知直巳可能喜欢幼女时,作为父亲的前原昭夫并没有思索如何解决儿子的问题,只是浅淡地说出“反正多观察观察他吧”这种敷衍的话来。昭夫很少和儿子交流,发觉儿子不再服从父母管教时没有及时管束儿子,反而不想去了解儿子,减少了和儿子交流沟通的机会,希望自己可以忽视孩子的“叛逆期”,这是前原昭夫对儿子的不负责任。等到儿子杀了人,前原昭夫也没有及时地让直巳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让儿子感到一丝丝后悔,任凭妻子包庇、溺爱他,直到最后自己也陷进了杀人案,成为包庇儿子的一员了。小说中前原昭夫和儿子的交流少之又少,这也是东野圭吾为了刻画前原昭夫为人父的悲剧形象所构思的。

  面对儿子对待杀人案的冷漠,前原昭夫深入思考的并不是儿子已经扭曲了的心理,而是以后让别人知晓自己教育出一个杀了人的儿子之后自己的处境,直接刻画出前原昭夫自私自利的嘴脸。前原直巳自始至终所表现出的冷漠,在听到父亲要报警时的暴跳如雷,以及获悉父母为包庇自己所营造的谎言被拆穿后的疯狂,都显示了前原夫妇对儿子教育的失败。“......都是父母不好”在小说的末尾,前原直巳在被捕之后也没有悔悟,还在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父母,这都是前原昭夫为人父的悲剧。

  三、为人子的悲剧

  前原昭夫对母亲前原政惠及父亲前原章一郎的态度在婚前是比较孝顺的,但自从与八重子结婚后,他屈服于妻子的压力,对父母越来越疏远、冷漠。前原昭夫为人子的悲剧精神由此展现,当章一郎患脑梗塞住院时,昭夫虽然希望父亲康复,但他却不想承担其长子的责任,不想照顾年迈的母亲和患病的父亲。章一郎的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反而又患了老年痴呆,看着不分日夜照顾父亲的母亲日渐消瘦憔悴,或许昭夫是有一些感触的,但他始终不愿意真正帮助父母,反而让嫁为人妻的妹妹春美照顾年迈体弱的父母,自己反倒日渐减少了去看望父母的次数,和他对妻子的做法相同,前原昭夫选择用工作来安慰自己,为自己对父母的漠然找寻借口來逃避良心的谴责。章一郎去世后,前原昭夫的心里并未生起半点伤心难过,反而觉得父亲的去世是对大家都好,心里竟有一种解脱感,足以见前原昭夫对父亲的冷漠,就连死亡都不能唤醒他对父亲的感情,这让小说更添悲剧色彩。好景不长,在章一郎去世后的第三年,前原政惠摔倒骨折,昭夫不得已与妻子搬去母亲家照顾政惠,但八重子与政惠的矛盾更加多了起来。更令人可悲的是,昭夫不仅不去了解妻子,就连生养他的母亲也不愿去沟通,前原政惠面对儿媳的为难、儿子的薄情及孙子的冷漠只得把自己封闭在自己构造的世界里。endprint

  在得知昭夫为了儿子选择抛尸而非报警时,昭惠借郊游的名义跑出来“看天气”,想要阻止昭夫抛尸,但昭夫没有觉察昭惠的异常,并由此走上犯罪的道路。当加贺警官猜到真相,侦查前原一家时,昭惠又一次借郊游出来找出昭夫抛尸的手套,更是将手套放在了加贺面前以告诉加贺凶手就是前原一家。但加贺没有直接说出真相。前原昭夫为了包庇儿子,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编造谎言。经过眼力敏锐的加贺深入调查,加贺细致地推理出案发的经过,前原昭夫也明白杀人案无法瞒过这位警官的眼睛,于是将内心那个最为邪恶的计划付诸实施——让患有痴呆症的老母亲去替儿子直巳顶罪,小说的悲剧精神由此推向高潮。前原昭夫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为了隐瞒儿子的罪行,把老母亲当替罪羊,这种事情只有畜生才干得出来。”他心里并不是没有罪恶感,但这种单薄的罪恶感难以战胜自私,前原昭夫在犯罪的路上难以回头,在明白老母亲将被关进条件恶劣的看守所时,他却还想着“如果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太太杀了人,应该能博得几分同情。这是老龄化社会的悲剧,前原一家也会被当成受害者,对直巳将来的影响也会降到最低。”确实是可悲啊,前原昭夫所折射的悲剧精神被这段话发挥到极致,生养自己几十年而且患病在身的母亲要因为自己的谎言去代替孙子忍受牢狱之苦,前原昭夫竟然还毫不廉耻的认为如果母亲还有意识是会愿意替孙子顶罪的,这着实让人们心寒。当妹妹春美将母亲珍藏的相册拿出来时,昭夫的心里五味杂陈,一丝丝悔过涌上心头,但悔过难胜自私,他的心理防线此时还没有被打垮,他依然就坚持着自己最初的念头。压垮昭夫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小学时期送给母亲的礼物——一枚刻着母亲名字的木片,这枚木片唤醒了昭夫对母亲最后的的爱和忏悔,他才明白母亲是有多么爱他,才明白自己这些年来对母亲的残忍和决绝,并最终向加贺交代了真相。这一情节的突转让小说的悲剧精神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前原昭夫苦心编造、押上所有筹码的谎言由自己揭穿,显得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仅让前原昭夫自己觉得悲哀,也让广大读者感到了人性的悲剧和救赎。

  前原昭夫为人子的悲剧是小说的一大看点,这一看点揭示了日本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亲情纠纷和社会问题,将小说的悲剧精神揉进小说的字里行间,让小说上升到了社会高度。

  四、结论

  东野圭吾通过前原昭夫的形象揭示了日本社会下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其作品畅销的原因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跌宕难测,更是因为在故事发展下所折射出的人性善恶、对社会的感悟和悲剧精神,以其引发读者的共鸣。《红手指》通过特定的犯罪现实和人际关系来体现日本社会的家庭矛盾、教育问题和高龄化社会问题,并借此揭示人物所折射的悲剧精神和小说内在的悲剧色彩。从这一方面看,《红手指》不只是一部简单的推理小说,更是一部包含深刻悲剧精神的社会性文作。

  参考文献:

  [1][日]东野圭吾.《红手指》于壮译[M].南海出版社,2016.

  [2]馬春花.东野圭吾小说的悲剧精神[D].长江大学.

  [3]张景一.论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新社会派特性[D].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4]姚建美.从《红手指》的人物关系看亲情羁绊[D].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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