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罗刹海市》为聊斋名篇，文中丰富的文化负载词，饱含独特中华传统文化。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主要采取归化译法来处理这些文化负载词，导致原文文化底蕴在译文中的弱化。这一损失成为翟氏译本的美中不足。对于这一问题，生态翻译学或不失为一条解决之道；它讲求原文与译文的“和谐共存”，主张译文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层面追求最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关键词：《罗刹海市》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翟里斯；归化译法；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
在中国典籍翻译领域中，文化负载词的译法始终是一个热点话题。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界的相关讨论打开了新的思路。本文拟从这一理论出发，分析翟里斯在其《罗刹海市》译本中对汉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手法，以为启发借鉴。
一、生态翻译学理论及其“三维”转换思想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胡庚申教授在当今全球性生态思潮背景下提出的一个全新翻译理论体系。它在吸收借鉴翻译选择适应论的思想基础之上，以翻译生态为思想核心，将翻译实践解读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所谓“翻译生态环境”系指原文、源语言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1]围绕这一核心，生态翻译学发展出了包括“译者中心”、“适应与选择”和“ ‘三维转换”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理念，构筑起完整的理论体系。
生态翻译学理论认为，译者的“中心地位”是有责任的“中心地位”。因为译者仅在翻译行为阶段即“译事中”处于中心地位，而在译前准备和译后效果阶段，则需受到各种因素制约。他需要在译前准确、完整地把握原作的创作时代背景、文化内涵和思想内容；在译后接受“适者生存”、“汰弱留强” 的自然生态法则对其翻译行为的最后选择和裁定。[2]
生态翻译学的伦理观涵盖了“文本生态”、“多维整合”、“多元共生”及“译者责任”等基本原则，并进而提出了“‘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这种译法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2]8
二、《罗刹海市》中的文化负载词与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翟里斯英译
（一）文化负载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负载词则是一种语言系统中最富民族文化个性的元素。廖七一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一书中指出，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标志着某个特定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语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负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3]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最鲜明个性特征的体现。因此，文化负载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小觑。
然而，由于汉英语言及其文化内涵的差异，源语的文化负载词并非总能够在目的语语言中找到完全对等的描述，而翻译不当很有可能会导致交际失败或源语文化亏损。惟其如此，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往往成为翻译实践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罗刹海市》是清朝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的经典名篇，字里行间无处不体现出中国古代民间生活的特色，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这篇故事中频繁出现的中国古代官职名称和俗语均为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中所独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文化负载词，相关翻译殊非易事。
（二）《罗刹海市》中的文化负载词与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翟里斯英译本分析
由于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采取翻译策略有很大影响，因此这里有必要先对翟里斯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剖析。《聊斋志异》创作于清代康熙年间，同一时期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学突飞猛进，相继出现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文学思潮，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框架。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受清代社会落后的科技与经济状况所累，尚在世界文学中处于边缘地位。1878年，翟里斯完成了对《聊斋志异》的选译工作，而此时中國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际地位日趋跌落，文学的处境自不待言。身为这一时代的英国汉学家，翟里斯或难免会不自觉地站在西方读者的立场上，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而这一点也不难从他的《罗刹海市》英译本中看出；他在翻译这篇故事中的文化负载词时，大多采用了归化策略，显明反应出译者的文化倾向性。在翻译中国官职名称时，翟里斯主要采取了两种翻译方法：（1）归化翻译法，如：“相国”被译为 prime minister，“大夫”被译为 privy councilors；（2）省译法，如：“执戟郎”被译为a man who had been sent by a former king on official business among strange nations.
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翻译方法包含三个方面，其中语言维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 [2]8而交际维则要求译者在关注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同时，还需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在例（1）中，相国即宰相，是地位仅次于皇帝的高级官员，他的地位可与英国首相的地位相提并论；而大夫的地位仅次于相国，类似于英国枢密院中为女王或国王就政治局势出谋划策的官员。翟理斯将相国和大夫分别对应地译为prime minister 及 privy councilors，采用了归化的译法。这种译法充分考虑到了中英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并采用意义差不多的意向作为替代，为英语读者与原作之间搭建了桥梁，易于读者理解。因此，就语言维和交际维而言这种处理办法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中国清朝官制属封建官僚制度，虽在官职设置上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官制有共通之处，但在本质上有根本区别，不可将二者等同。翟里斯的译文将中国官职描述成英国官职却未加任何注解，这会让读者误以为中国与英国的官制并无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源语文化的亏损。因此，这种译法并不符合生态翻译学所提倡的“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同理，例（2）中的“执戟郎”一职在英国政治体系中并无对应职位，因此翟里斯在此处将其省略，直接译为“a man”，并未加任何注解。此省译法虽无伤原文大雅，也能与目的语读者形成良好沟通，却默默地吞噬了原词的中国文化元素，造成文化亏损。
再比如，《罗刹海市》中有一句“以鱼水之爱，夺膝下之欢。”翟里斯将其翻译为：I cannot allow the feeling of husband and wife to break the tie of parent and child.中华文化中人们常用鱼与水的关系来形容夫妻关系。鱼不可脱离水而求存，“鱼水之爱”则用来比喻夫妻之间亲密无间，相濡以沫。膝下之欢则指父母有儿女傍身，其乐融融，这是为人父母的一大乐事。这里的“鱼水之爱”同“膝下之欢”分别喻指“夫妻之爱情”与“父母儿女之亲情”。翟里斯在此处采用了释义法，将原文中比喻的修辞手法转化成浅显易懂的语言展现给目的语读者。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处理方法虽然没有阻碍译文对原文意思的表达，也十分易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但却埋葬了其背后隐藏的文化意蕴，译文的姿色也由此大打折扣。
三、文化负载词的生态翻译与翟里斯译本的不足
综上可见，翟理斯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自有其时代特点和翻译生态环境的作用。但他的译文终究逃不过时代的“优胜劣汰”。经过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中国的国际地位已大幅提高，中国文化已成功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孔子学院”、“汉语热”、“百万强计划”等无不体现着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青睐。生态翻译学的“文本生态”原则强调，翻译活动必须保持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的“平衡”与“和谐”，其中文化生态可以指优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及濒临灭绝的文化的和谐共存。[4]不仅如此，其“多维整合”原则还指出，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相对而言，最佳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4]98简言之，在翻译一种语言文本时要兼顾语言、文化和交际三重因素，不可厚此薄彼。反观翟里斯对《罗刹海市》的翻译，他多以归化法来处理源语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对中华文化因素的传达重视不足，这一做法实不可取。
概而言之，译者的译文要想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就要做到原文与译文在语言、文化及交际三个维度上的平衡、和谐，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这就要求译者树立翻译生态观，秉持客观态度，公平公正地履行自己“文化桥梁”的职责，“既不能以所谓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 ‘普适性原则为标准” [5]，也不能为迎合目的语读者而削弱原文的文化内涵。翻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考验着译者的功力，而生态翻译学则启示译者，要灵活采取多种策略对那些为达交际目的而不得不损失的文化内涵做出弥补，将译文文化内涵削弱的程度降至最低，让不同的语言文化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國翻译，2008年第6期：13.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年第2期：9.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外语，2011年第8卷：98.
[5]郭旭明，邓楠.全球化语境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生态翻译[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4卷：152.
[6]Herbert A.Giles.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M].London： Thos. De la Rue，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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