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雅欣

　　摘 要：汉语典籍英译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文化身份是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概念，译者文化身份的确立包括角色定位、自我的认同、他人的承认。本文以《中庸》为例，对辜鸿铭和理雅各的核心概念英译进行对比研究。从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两方面对比分析，从而反映出译者文化身份差异对翻译结果的影响。

　　关键词：《中庸》英译；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身份

　　一、引言

　　《中庸》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作为先秦儒学的哲学纲领，体现了深远的哲学思想。在《中庸》里，“中庸”、“天”、“道”等共同构筑了《中庸》的核心思想。因此，研究《中庸》里核心概念的翻译可以窥见译者文化身份的差异。

　　身份认同即“identity”。身份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共同性，是“建构与他人、他群体共有渊源或共同特征基础之上的。具有相同理想及在该理想上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团结和忠诚”[1]； 二是差异性，是“个人或集体在社会关系中区别于其他个体和集体的不同方式”[2]。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提及到文化身份的概念。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本意为传教，为中西文化沟通搭建了桥梁。1861年，理雅各的《四书》翻译出版，其中包括《中庸》的英译本。1906年，辜鸿铭所翻译的《中庸》由上海Mecury公司出版，得到了普遍认可。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对于《中庸》核心概念的翻译，分析译者文化身份对译文的影响。

　　二、文化身份内涵

　　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无论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还是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充满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色彩的后殖民理论，都让人们意识到世界的多元性，也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它是一门涉及心理学、人类学、哲学、文化学等的交叉学科研究。其中，文化身份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英文identity可以译作“认同”，也可以译作“身份”。译者的文化身份涉及到三方面：角色定位、自我的认同、他人的承认[3]。角色定位是指在人类社会中，个体和群体必须决定自我的定位，回答“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去向何方”的问题，通过言语或行动表达或描述自我角色定位，自己自觉认同自我定位，进而得到他人承认。这个过程构成了现实的文化身份。后殖民理论家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对文化身份进行研究的。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的主要观点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否定东方民族自我表述、自我阐释的能力，东方总是被表述，屈服于殖民主义者的话语权之下。萨义德搜集了大量西方远征东方的资料后得出结论“旅行，历史，寓言，原型，有争议的接触。这些模式构成一组镜片，东方正是通过这些镜片被感知，它们同时还塑造着东西接触的语言、感知和形式。[4]”文化身份的确立关系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如果一个民族得不到其他民族承认，或者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处于边缘地位，得到扭曲的文化身份。

　　在《贱民能说话吗？》中，斯皮瓦克认为一方面殖民者控制着被殖民者的话语权，而另一方面被殖民者希望表达自我的声音，因此第三世界的译者主要任务就是抵抗文化霸权，还原第三世界被扭曲的文化身份，摒弃西方世界强加的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重构第三世界的文化身份[5]。

　　三、从《中庸》英译本看译者文化身份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国力日渐衰落，中国文化身份也出于世界的边缘，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长期处于被书写的状态。一大批爱国人士为了救国，纷纷学习西方文化，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理雅各和辜鸿铭却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理雅各在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期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辜鸿铭将《论语》、《中庸》翻译成英文，后来还翻译了《大学》。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理雅各和辜鸿铭的《中庸》译本，从翻译动机、翻译策略两个方面分析在中国文化身份处于被动状态下，两位译者各自的文化身份如何影响他们的翻译。

　　（一）翻译动机

　　理雅各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英华书院校长，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1843年，理雅各抵达香港，开始研究中国典籍的翻译。理雅各来到中国是为了传教，他也许不会意识到其翻译的典籍为东西方架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他翻译了“四书”、“五经”，在传教的过程中，被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吸引。最终的效果远远不止传教，他翻译的典籍在西方极受欢迎，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东方世界的窗户。“用夏变夷，欲令圣人之教被于西海”，有人这样评价理雅各的翻译行为。理雅各多年在中国生活传教，翻譯多部典籍是否当真为了“用夏变夷”，他的文化身份是否改变。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可见一斑。

　　辜鸿铭是我国翻译中国典籍第一人，十九世纪西方文化取得了对中国文化的优势。辜鸿铭深入分析了中西方文化，提出了道德的价值标准，确立了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以西方话语解释儒学义理，其价值在于揭示中西方文化的共性，彰显儒学的普遍价值。“理雅各博士在其所译中国经书中展示的中国人之知识与道德面貌，其陌生与怪诞，不亚于一般英国人眼里中国人的衣着与外貌”。理雅各“陌生与怪诞”的翻译激发了辜鸿铭后殖民翻译话语的“抵抗”式翻译，辜氏译经具备了“去殖”的价值。

　　（二）翻译策略

　　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其文化身份、翻译目的、历史环境、读者期待视野等。理雅各翻译典籍的一大特点就是忠实于原文，他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相对而言，辜鸿铭更多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并且加上很多注释，用西方经典来解释中国儒学概念。

　　1.《中庸》译名，理雅各直接将《中庸》翻译为The Doctrine of the Mean。这是种异化的策略，西方读者对这个题目并没有很多共鸣。辜译：The Conduct of Life， or Universal Order： a Translation of One of the Four Confucian Books hitherto known a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辜鸿铭的译名整合了三位西方思想家的用语。“Mean”来自亚里士多德，这个概念与《中庸》的“中”相通，指行为要适度，避免过度或不足。“Universal order”来自阿诺德，指宇宙的最高秩序；“Conduct of life”来自爱默生的同名著作，指的是人们要关注日常的道德修养，与儒学思想相通。辜鸿铭寻求西方的平行文本来翻译《中庸》。这不仅体现在题名翻译上，在译本注释里，儒学思想的关键之处几乎都有西方文本的引用，其中引用《圣经》、阿诺德各5次，爱默生的4次，卡莱尔的2次，莎士比亚、奥维德、托尔斯泰、康德、弥尔顿各一次。辜鸿铭的这种策略是表达中国文化认同的特有形式，将他的翻译活动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这种做法的道理就不难看清。

　　2.“天”是《中庸》中的核心概念，“天”有多层含义，一是指自然的、物理的天空，二是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天，指主宰人類世界的有意志的天。

　　在翻译形而上的“天”时，由于两位译者文化身份不同，他们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不尽相同。“天命之谓性”，理译“What Heaven has conferred is called THE NATURE”，辜译“THE ordinance of God is what we call the law of our being”。理雅各用首字母大写的Heaven来翻译“天”，看似准确无误，但是他却在另一处注释中解释道Heaven 等同于God，这表明他所理解的“天”就是上帝的天神。实则，中华文化的“天”并不等同于上帝，理雅各的文化身份依然是一名中心文化的传教士。而辜鸿铭将“天”翻译成“God”，这并非因为他不理解“天”的真正含义，而是一种边缘文化译者不得已的选择。他深知要想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典籍，必须用西方世界能够接受的语言来进行翻译。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是译者为了消除中国在西方世界的“the otherness”做出的选择。

　　3.“道”也是《中庸》中的主要概念。“道”在中国文化中是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比如“君子之道，费而隐”。“道”无处不在。理雅各用两个英文术语翻译“道”：“the Mean”和“the Way”。在意义方面，这两个术语与中文的“道”不是绝对对等。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他们只能知道“the Mean”和“the Way”是儒学哲学概念，但不能仅从字面推断具体内涵。辜鸿铭在中国译者的文化身份认同下，将“道”翻译为“the moral law and virtue”of the people或“the moral social order and justice”of government and society。从表面看，两位译者分别采用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但是这种选择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各自的文化身份。理雅各作为一名传教士，他的文化身份并未发生改变，他信奉的始终是西方的上帝[6]。理雅各对于中国哲学概念内涵的敏感度明显低于辜鸿铭。在中国文化出于弱势文化的情况下，辜鸿铭采用以经解经的方法，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被西方读者接受。

　　四、结语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影响其翻译结果的一大因素。本文通过对比辜鸿铭和理雅各在《中庸》核心概念翻译上的差异，分析出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理雅各虽然翻译了多部中国典籍，但是其文化身份仍然是信奉西方上帝的传教士。他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在中国文化处于边缘化的历史时期，这种翻译策略增加了中国文化的他者性。辜鸿铭则采用西方话语阐释中国文化，引发文化共鸣，消除文化障碍与不觉。辜鸿铭的这种翻译策略有历史合理性，译者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语境，选择具体的策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不再处于边缘化位置，译者的文化身份也会随之改变。

　　参考文献：

　　[1]Hall， S.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A].In P. du Gay，J. Evans & P. Redman （eds.） Identity： A Reader[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17.

　　[2]Jenkins， R. Social Identity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4.

　　[3]张立波.后殖民理论视域中的东方民族文化身份[J].广东社会科学. 2004， 5： 68.

　　[4]萨义德.东方学[M].三联书店.1999：418.

　　[5]Spivak， G.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6]辜鸿铭.《论语》[M].上海别发洋行.1898： vii-viii.

　　[7]Ku Hungming.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M]. Shanghai： The Shanghai Mercury， Ltd. 1906.

　　[8]王辉.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