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远

　　摘 要：作为一时代之标记，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对于词的理论建树也从未停歇。自宋朝伊始，就开启了对于词的体裁本位的理论研究，着意于提升词的文学地位，试图做到词与诗的区分;到了金元明三朝，对于词的研究则相应地扩展到了艺术技巧与意境拓展等文学本位的层面;至于清朝词论，基于清代文化繁荣的气象，词论批评也是大家云集，流派迭出，尤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词论突破了传统的“诗庄词媚”的沿袭，又选择性地吸收传统诗论的精华，从而呈现出了“雅”的不同的审美风尚，为人所乐道。

　　本文将立足于清代词论与传统诗论之间的关联，从清代词论的主要宗派理论角度出发，力求从文本中发掘清代词论的雅化精神，从而归纳其不同宗尚。

　　关键词：清代词;论雅化特征;不同宗尚

　　一、引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历来就有良好的诗论传统：从我国现存最早的诗论专著，即魏晋南北朝钟嵘的《诗品》开始，系统化理论化的诗歌研究就已然登堂入室，至于后来唐朝皎然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以及严羽的“诗话”传统，明朝主张的“性灵说”，直到清朝王夫之与叶燮的诗论成果逐渐进入主流学术视野。与之相比，词论历史则短得多。

　　词自诞生以来，就被称为诗余，被认为是诗歌的附庸，直到李清照的“词别一家”才唤醒了词的本位观念;张炎的《词源》中创造性地提出词的“雅正”观，为后来清代词论雅化提供了可鉴文本。到了清代，词论则以阳羡、浙西、常州三派为尊。

　　本文试图打破诗、词论之间的壁垒，关照传统诗论与清代词论的关联，力求从文本中发现其雅化特征，并一探其不同宗尚。

　　二、从传统诗论到清代词论

　　不得不说，继承李清照“词别一家”的理论主张，最终逐渐为词获得与诗相并肩的文学地位的，正是各清代词派的不懈努力，其“尊体”取向使得词在体裁上逐渐趋于独立，而至于词的审美风尚，则又不免清代词论雅化的宗尚，其渊源就在于传统批评之精华，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执清代词论牛耳的三宗。

　　阳羡派宗主陈维崧在清初词坛从实际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两方面都有开创之功。一面，他醉心于苏、辛的气象与气节，从创作上紧随豪放派路数，多抒发壮志凌云之情，对于词的地位上提出了“仆本恨人，词非小道。”的文学主张，上承易安居士“词别一家”之说为词正名，下启一派之词宗;另一面，他首先尝试突破固有的“诗庄词媚”文学认知，换言之，他以批评《花间》词为契机，一方面提出自己的开阔意境的词学主张，另一方面则巩固了自己“词非小道”的文学理论。

　　随后的浙西派以朱彝尊为马首。浙西派历经百余年之久，在词坛的影响是阳羡派所远不能及，然而他们之间确有着承继的关联，这一点从时人所编纂的各类词选就可见一斑。朱彝尊首推姜夔、张炎二人为词中宗主，一改阳羡豪风，然而在朱彝尊所编《词综》一书中，辛弃疾入选35首，仅比张炎少8首，这不难看出，朱彝尊严谨的不偏不废的治学理念，同时也能看出阳羡派所余之道德精神。二者之分歧仍在词学主张，朱彝尊主张含蓄蕴藉，这一点可归于张炎在《词源》中所言的：“词欲雅而正。”无论从形式上，作词须得具备含蓄之美，协律之美，其渊源可追溯传统诗论以及易安《论词》;或是内容上，词作为文学一脉仍须符合礼仪伦常，这一点既是传统诗论中所提倡，又反映了浙西派士人强烈的文化认同与追认。

　　清代中后期则以张惠言开创的常州派为宗。浙西派所推崇的姜、张二人，在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中都只能称之为“有我之境”的二流词人，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气象过于偏狭的流弊。因之，张惠言编《词选》重新确立词学的评价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套体系中，他着意于取法古人，从传统诗论起手改造词论。而至于常州派其余代表人物也亦有此功：谭献在其《复堂词录叙》中有道：“比兴之义，升降之故，视诗较著。”这实际上在与诗学对比中而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词学超越诗学;陈廷焯标举“沉郁”，成为著名的影响深远的词学理论，不难发现其理论来源可追溯到诗话中对于杜甫的诗评。

　　三、雅化的审美取向与宗尚

　　清代词论与传统诗论同气连枝，相承甚密，这其中也引申出了其源远流长的雅化的审美取向。

　　在清代词坛，浙西派首先明确提出了“词以雅为尚”的词学理念，这里的“雅”，或者称之为“醇雅”既是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对于早期词论的重要主张，同时也是儒学在文学内关照的一次重要显现。这一时期，为了适应词学理论的变化，词学宗尚从阳羡派推为宗主的苏辛二人转移到了颇具雅人风致的姜、张二人，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词论的雅化进程。然而由于浙西派团体颇大，其内部也不免出现小的分支。厉鹗将词的“雅”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然而他在其中却别出心裁地阐发出了道家的气质，实现了儒道在浙西派词论中的合流，这在雅化进程中是一个突破性的成就。而在宗尚方面，厉鹗首推周邦彦为宗主，成为其时宗尚。

　　到了常州派阶段，雅化势头不减，张惠言为扫除浙西派流弊而偏废姜、张二人，推温庭筠为宗主。有意思的是，这一主张正是时前阳羡派宗主陈维崧所大加批驳的审美取向。而常州派集大成者周济承继前人观点的同时又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论词推举辛弃疾、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四人为“宋四家”，豪放一脉割裂苏辛同位独举稼轩，婉约一脉又标举美成，尽管这可能与后人认知相左，但确真实的反映了周济的审美趣味。至于陈廷焯标举的“沉郁”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达到了清代词论雅化的一个高峰，在其《白雨斋词话》中有言：“入门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既分，归诸忠厚;既得忠厚，再求沉郁;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为词中最上乘。”一方面，他从形式上规定了词中上品应是含蓄蕴藉，而另一方面又从内容上标举了意境雄浑者为佳。这实际上对于雅化从表层上升至深层的意境之中，不得不说是一个高举，也缘此，他推举阳羡宗主陈维崧为宗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续词风与词论。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清代词论的雅化特征与不同宗尚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特点：首先是雅化特征存在着递进，从浙西派着意于形式的雅致到常州派末期标举气象开阔，雅化本身就有了质的飞跃;其次是雅化与宗尚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正相关的关系，一方面雅化通过当时宗尚来反映，另一方面不同宗尚的形成又推动的雅化的进一步进行;最后是宗尚呈现着螺旋式的上升，从阳羡派标举豪放派开始，清代词坛的宗尚就不停发生着变化，经历了婉约为宗，两派并举等等局面，直到陈廷焯重新标举阳羡派开阔的气象为止，其宗尚完成了向豪放的回归，然而此时的宗尚比之当时，内涵又更深更重。

　　四、结语

　　清代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的终点，其承载着古代文化之大成，表现在词论上则是极为庞大的文化容量——清代词论从传统诗论中吸取精华，从而一方面从体裁上抬高词的文学地位，一方面从内容上加深词的雅化特征，强化其艺术效果。如今，词作为我国文学艺术中一瑰宝，不可不谓之与清代词论有莫大之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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