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修订《春秋》以来，对“春秋笔法”的探讨代不乏人，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此的解释可谓另辟蹊径。本文主要从“通权达变”和“论事重于志”两方面看《春秋繁露》如何描述“春秋笔法”。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笔法”
源自《春秋》经而来的“春秋笔法”，又称为“春秋书法”、“春秋义例”等，是指孔子修订《春秋》时的相关书写原则。《春秋》先后经由《左传》、《公羊传》、《史记》、《春秋左转集解》等的诠释注解后，逐步形成了诸如“微言大义”、“尚简用晦”、“以“一字为褒贬”等的写作笔法，即一种通过委婉文辞以表达惩恶劝善目的写作方式。
一、“通权达变”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认为“通权达变”表现在两个方面，其—是言语修辞的转换，其二是不违背道义的灵活处理。
（一）通达之变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之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预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辞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
作者以至邲之战这个例子论证了“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这个观点。《春秋》的通常措辞是只给华夏部族礼遇，而不予夷狄为礼，可《春秋》在记载至邲之战时却反了过来。这是因为虽为华夏部族的晋国，其行为却如同夷狄一样无力，不懂得以善待善的心意，反过来攻击楚国。虽为夷狄的楚国为了民众之意却舍弃了郑国，其做法如同君子。所以《春秋》轻视晋国，不让他与贤者一样受到礼遇。由此董氏认为《春秋》没有固定不变的措辞，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变化，只要掌握了精神实质，就不必拘泥于语言文字，应该客观地记录所发生之事。
（二）权义之变
何谓之“权”？权，本意是称锤。《广雅.释器》：“秤谓之衡、锤谓之权”。《广韵-仙韵》：“权，称锤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权“假借为悬”，悬即是称锤。权的本意就是称锤，称锤随物之轻重而移动变化，故又引申为权衡、权变、变通，与经相对而言。用现在的话讲，经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董仲舒日“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先违背正义，而结果是符合义的，称为权变。但权变从某一层面上说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在过程中他可能违背了正义，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又无他法。即“至有于性虽不安，于道无以易之。”
那要如何做到权变呢？曰“明乎经变之事，可与适权矣。”即明白原则性与权变性的联系，然后再懂得它们的轻重分别，就可以随机应变了。
董仲舒认为《春秋》很重视权变，“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由此看来，祭仲把他的君主置于人民称赞的位置，从而救活了君主，所以《春秋》认为他懂得权变而加以赞扬。反之，丑父把他的君主置于人民很轻蔑的位置，虽然也救活了君主，但《春秋》却认为他不懂得权变而加以谴责。虽然他俩都保存了君主，但一个使君主荣耀，一个使君主受辱，即一个的最终结果是符合义的，一个是违背义的。所谓“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然成者，《春秋》不爱。”这便是中权之道归于义的道理。
二、“《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难者曰：丧之法，不过三年，三年之志，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何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也。”
《春秋》批评文公在丧期内娶亲，虽从经书看，文公娶亲时已不在丧期内，但为何还以丧娶鄙之？因为《春秋》评论事情，最重办事的动机，娶亲必须先送聘金，也须符合礼制，送聘金的时间在丧期内，所以说他丧娶。由此董仲舒认为，“重于志”即是人的一切行为规范必须以礼制为准绳，包括刑狱之事：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春秋审判案件时，必定根据事实而探究当事人的动机，动机邪恶的判罪重，动机正直的论罪轻。所谓“以《春秋》决狱，以《洪范》查辩”即是此意。董仲舒继承了贾谊的工作，以天人关系为根据为封建等级制度做了多方面论证，他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其认为，礼的基本内容就是建立严格的等级差别，而这种等级差别就是天道的要求。《春秋》“一字为褒贬”的实际理论就来源于此，因之论事“莫重于志”。
三、结语
汉初盛行黄老思想，至武帝时董仲舒需要为大一统的封建趋势做理论宣传。董氏在《公羊春秋》的阐释中，以黄老法对儒家进行了补充，使其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春秋》的微言大义与评判功能得以固定和尊崇。《春秋繁露》中所描述的“通权达变”和“重于志”也终归这一本源。清代学者指出：“《春秋》近于法家，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无论董仲舒如何描述《春秋》，本质上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