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国以后分封诸侯，武王将其弟康叔封在了殷商故地。周公制礼之初，生怕康叔沾染殷商酗酒的风习，特别作了一道《酒诰》，今存于《尚书》中。这是中华典籍中关于饮酒问题最早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献，也是最能体现儒家酒德精神与政治教化结合的产物。《酒诰》现有汉代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疏。孔传曰：康叔受封监殷，殷民“化纣嗜酒”，周公以成王命，作《酒诰》以戒之。

　　这是周公命令康叔在卫国宣布禁酒的诰词。周公平定武庚的叛乱以后，把幼弟康叔封为卫君，统治殷民。卫国处在黄河和淇水之间，是殷商的故居。殷人酗酒乱德，周公害怕这种恶劣习俗会酿成大乱，所以命令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令，不许酗酒。又把戒酒的重要性和禁止官员饮酒的条例详细告诉康叔。史官记录周公的这篇诰词，写成《酒诰》。分三段。第一段教导卫国臣民戒酒。第二段告诉康叔关于饮酒的历史教训。第三段教导康叔要强制官员戒酒。大意为：

　　周公以先王的口气诫谕其弟道：“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其中特别提到禁止聚众饮酒，违者要杀头。（“群饮，汝勿佚，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但对于殷商工匠的饮酒，则要区别对待，循循善诱。（“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这除了总结夏商两代亡国教训外，实际上还反映着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区别。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饮酒的不同态度，是殷周鼎革，文化转型的一大标志。在周公看来，民乱国丧无非因酒，群聚而饮将为奸恶。《酒浩》的目的就在于防范这类事情的发生。《酒诰》规定了儒家酒文化观念的四条法则，也是评判酒德精神的四条标准：

　　1、饮惟祀。

　　孔传曰：“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为祭祀。” 又曰 ：诸侯们“于所治众国饮酒，惟当因祭祀。”祭祀是古代重典，是先民最初酿酒的主要目的之一，以“取其馨香，上达求诸阴之义。”我国夏代用水奠祭，称为“玄酒”；殷商用醴祭祀，仅仅是粗有酒气的薄酒而已；西周才比较普遍的使用曲酿醇酒来祭祖敬神。这在甲古文和先秦典籍中屡见不鲜。

　　2、无彝酒。

　　孔传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饮。” 又曰：“谓下群吏教之，皆无常饮酒。”无彝酒的精神是与农业社会中的节粮观念相联系的。上古时代，粮食匮乏，酒更珍稀。珍稀之物是要用来敬祀神灵，孝养父母的，因而不能常饮，更不可暴殄浪费。《礼记·射义》云： “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孔子亦曰：“身有疡则浴，首的创则沐，病则饮酒食肉。”则更作为珍稀药品，非病不饮。

　　3、执群饮。

　　孔传曰：“民群聚饮酒，不用上命，则汝收捕之。勿令失也。”又曰：“尽执拘群饮酒者，以归于京师，我其择罪重者而杀之。”惩民之化是孔子与儒家学派一贯的思想主张，酒德政教也就是治民之道。《论语·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儒家认为只有君王才能享遇特殊，“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群饮不合于八政中的劝农业、宝用物，敬鬼神等准则，故必加以刑罚。

　　4、禁沉湎。

　　孔传曰：“勿使汝主民之吏湎于酒，言当正身以帅民。”又曰：“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不忧，汝乃不洁汝政事，是汝同于见杀之罪。”儒家酒德观念的特点虽是上宽而下严，等级分明，但治民者也要正身正人，禁沉湎就是对大小官员和邦国君主的酒德要求。孔子有云：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道理是一致的。儒家酒德的观念提出，代表了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酒诰》体现了古代“饮酒亡国”的政治观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周初年周公为首的统治者们杜绝饮酒丧德，扼止腐败堕落之风，防止国家败亡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