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以官方记者组团的形式首次打破了国民党对延安新闻界的长期封锁。中共精心策划，向记者团展示抗日民主政策的实行和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塑造了执政为民、自由民主、抗战爱国的政党形象，赢得了中外记者的肯定和支持，从而为中共在国共斗争中赢得主动权，顺利开启了从民间交往到半官方外交的历程。系统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宣传和形象构建的经验，对新时期我国开展丰富多样的外交活动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形象构建
1944年夏季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是抗战时期中外记者对中共根据地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集中采访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一次重大突破。被长期封锁的延安之所以能够引起外界的关注，是因为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中共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正面战的大溃败使国际社会对国民党和其领导的中国抗日战争失去了信心，而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逐渐发展壮大，分布在华北、华中、华南的敌后解放区日益巩固、扩大，成为中国抗日战场上一支重要力量。加之国民党长期对中共的封锁和污蔑，红色中国引起了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想要走近延安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在英美政府的施压下，通过中共的积极争取和外国记者的不懈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同意了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要求。
记者团访问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决定由经验丰富且与驻渝记者有长期往来的周恩来主持接待记者团的工作[1]（P.199）。从5月31日记者团进入陕北到达凉水崖，到7月12日中国记者和夏南汗神甫离开延安，记者团在延安访问了四十三天，此后，福尔曼和斯塔因等外国记者前往华北，到晋绥解放区继续考察和采访。在记者团进入红色中国后，中共抓住有利时机，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构建了执政为民、自由民主、抗战爱国的政党形象，并通过记者团的报道和著作，将其政治理念传播开去，从而达到反击国民党的诬蔑、扩大政治影响力、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的目的。
一、树立执政为民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老百姓鱼水情深。记者团在访问延安期间，亲眼所见中共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做的努力，看到边区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认识到中共对党群关系的重视。
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到来加剧了边区人口增长与物质生活间的矛盾，为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了中共最为迫切和重要的工作。记者团在延安看到了全民劳作场景，通过询问和座谈了解边区的减租减息政策、生产成绩、“变工队”的集体生产方法、分配方式以及合作社的管理制度。福尔曼认为国民党的封锁促使“延安当局能够开放了更远的与民更始的泉源”[2]（P.74），斯坦因则把生产运动看作是“延安新民主主义的象征”[3]（P.70）。记者团先后参观了兵工厂、皮革工厂、被服工厂、振华纸厂、难民工厂等，看到了边区原始又滞后的工业，私人工业被鼓励，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为资本家、地主、商人提供了“私有财产的安全和利润的美好前景”[2]（P.78），所有能生产的人都被充分地动员起来了。
重视教育医疗事业。为改善民生和服务抗战，中共大力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记者们在边区看到了全民就学的情形，也被冬学和识字组的学习狂热感染。在延安大学和鲁艺艺术学院，记者们看到延安“实用主义”的教育，学生们主要的学习资料是“《解放日报》的言论与行政上各种文告”[4]（P.144），实习的目的“是使学生和社会密切联系，并且熟习他们将来的工作”[3]（P.142）。外国记者认为延大学生的水准要比国民党区域内大学学生的水准高。
在广大农村正推行一种卫生合作社，实行免费医疗，这便是公医制的开始。在三五九旅旅部医院、和平医院和中央医院记者们看到了东拼西凑的医疗器材，药品奇缺的程度达到“惟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由全体医生会商同意，施给几粒宝贵的药片”[2]（P.55）的程度。困难虽多，但反而刺激医护人员的创造力，延安的制药厂也逐渐在发展着。
注重与群众的鱼水关系。中共特别注重党群关系，他们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想方设法减轻群众的负担，身先士卒地践行着官民平等的施政原则，中共的领导干部勤俭、廉洁、克己奉公给记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党员干部自给自足，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不例外地加入劳动，斯坦因认为，中共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个“老百姓容易负担得起，而又能热诚的负担更大任务的行政机构”[3]（P.44）。中共干部有着强烈的群众主义，并以群众的需求为依据制定党的各项政策和开展工作，他们的作风实事求是、不谈空话、不迷信教条，这使得延安的政风清廉，延安的干部具有“人民的公仆”的精神，这样的领导干部怎能不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呢？
正因为中共“执政为民”的初心和使命，才能使其与群众保持着军民一家亲的血肉联系，才能在抗战中充分动员人民群众，才能为中共的发展壮大奠定结实的基础。
二、展示自由民主的形象
“民主”是西方国家认同的政权特征，中共政权是否民主，直接影响国内外记者的价值认同，毛泽东在第一次接见记者团时便多次提到了民主。
保障人民民主权益。使人民當家作主是获得人民信任和支持的基础。边区公民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通过选举和被选举直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记者们看到中共的“宽大政策”，对于二流子和巫神，哪怕是汉奸或是反对边区政府的人，中共也相信“人性本善”的道理，将其改造。赵超构认为，这是用“怀柔的方式代替牢狱与杀人”[5]（P.219）。边区民众对于失职干部有向政府控告的权利，促使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在群众中的地位。斯坦因发现，中共保障人民民主权益的做法，使边区的农民已经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唤醒了，他们过着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生活”，并“智慧地参加着自治”，中国的老百姓“在起来争取民主了”[6]（P.37）。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中共党内的团结和军队里官兵的平等，都源自“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应用。党内民主集中制能给党员以说话和认识党策的机会，它用说服辩论的方式贯彻上级的决定，从而“尽可能的避免了强迫与命令”[5]（P.84），中共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正是应运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以温和的手段消灭党内的腐化危机，一方面仍能保存了干部，另一方面解决了错误思想，形成党内思想高度统一。全党上下紧密团结在一起，使中共各项政策得以彻底贯彻，各项工作顺利有效地开展。
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中共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是为避免一党专政的可能性，民主政府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记者团参加延安市参议会常驻委员会与延安市政府的联席会议，看到来自各个阶级、不同身份的人坐在一起，对世界军事现状、学校的制度改进、卫生计划等发表着各自的观点。记者团旁听了裴庄的“一揽子会”，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记者们感受到了会场气氛的轻松和自在，参加会议的成员在休息的间隙玩起了“延安扑克”，有两位参议员“坦然的解开上衣捉虱子”[5]（P.181）。中共在争取同一切阶层的人民合作，并将自己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完全融合，充分发挥对群众的动员能力，给予人民以最大限度的权利和责任，依靠群众自身来改造发展边区的各项工作。斯坦因感到，在中国的历史上“自治政府第一次在一部分土地上实行了，这是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成功和延安区域的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
[3]（P.41）。
三、彰显抗战爱国的形象
获悉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最主要目的，中共抗战爱国形象的构建尤为关键。
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从抗战开始便竭尽所能促进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边区，宽大包容了地主、商人、士绅等各阶级民众，让他们参与边区政权建设;在敌后，充分动员民众加入抗战，数量庞大的民兵和人民自卫队成为中共战斗力源源不断的补给;中共一直谋求与国民党的合作，始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抗日救亡之后，希望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共领导人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出与盟国合作的巨大诚意，希望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建立国际抗战统一战线;中共甚至可以放下民族仇恨，善待日军战俘，送他们进入日本工农学校，通过教育以改造他们的思想，并促成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建立。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力促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构建了抗战爱国、身先士卒的政党形象。
中共军队在敌后英勇奋战取得骄人成绩。福尔曼、爱泼斯坦、武道和随行人员渡黄河赴晋绥根据地参观，是多年来外国记者第一次访问中国“第二战场”。在距离汾阳城仅十余里的山上，记者们远观了八路军奇袭敌人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等战斗，捷音传出，群众携带瓜果肉类前来慰劳，记者们深为这种军民团结的气氛所感动，福尔曼发表讲话，他说：“这种军民团结合作打敌人的动人情况，是中国旁的地方所没有的。我们在前线所看到的一切，充分证明了在延安时所听到的是千真万确的”。[7]记者们还通过他人之口，充分认识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战斗力。他们从被中共救起的美国飞行员那里，从其他国际友人那里，甚至从敌人那里打听，他们通过敌伪报纸上许多的文章，得出结论：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3]（P.199）。记者团的晋西北之行，有力地证实了中共在战斗，揭露了国民党诬蔑八路军“不打仗”的谣言。
四、接待记者团的历史影响
记者团的访问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使国民党在舆论宣传上陷入被动。在访问期间，外国记者发出大量报道，据统计，福尔曼、爱泼斯坦和斯坦因仅6月份就拍发电讯30件[8]，记者们回到重庆后，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许多介绍中共和解放区的报道和书籍，这些文章和著作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中共诸如“共匪”“不打仗”“共产共妻”的诬蔑，也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代表中国希望的政权。中共形象的转变和构建为其赢得了舆论支持，也为中共在国共斗争中赢得了主动权，中共的谈判诉求不再仅仅是谋求其“合法性”了，而是进一步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和改组国民政府的要求。此外，中外记者团和同时期的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是中共对外关系的转折，标志着中共以独立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从民间交往转向半官方和官方外交，周恩来在《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明确指出，不应把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9]（P.314）。此后，中共逐渐摆脱国民党的封锁和舆论压制，并抓住有利时机，加强与同盟国，特别是美国的交往。
结语
中共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是抗战时期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积累了丰富经验。接待工作之所以取得圆满成功，首先是因为中共“主动、真实、诚朴、虚心、认真”的外交原则，在宣传过程中不夸大不欺瞒，实事求是、求同存异，对待中外记者一视同仁，热情周到。其次是中共周密的安排和精心的布置，通过召开记者招待会、实地参观、观看演出、与外国记者促膝长谈、邀请记者前往前线观战等方式，让中外记者全面真实地了解边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建设成就，使他们充分认识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及其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最重要的是，中共传达出“抗战、团结、民主、生产”的政治主张，向外界构建了执政为民、自由民主、抗战爱国的政党形象，使外界认识到中共是积极抗战的、民主的、进步的政党。边区政治经济的发展、教育文化和医疗事业的进步、人民民主权益有保障以及干群关系的融洽，使中共的凝聚力和组织力赢得了外界的肯定。
[参考文献]
[1]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2]哈里森·福尔曼著，陶岱译.北行漫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3]G·斯坦因著，李凤鸣译.红色中国的挑战[M].上海：上海希望出版社，1980.
[4]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5]赵超构.延安一月[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6]齐文.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M].南京：大众书局，1946.
[7]《盟国记者团赴晋西北参观盛赞我军民英勇》.《解放日报》[N]，1944年10月13日第一版.
[8]卢毅.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风波[J].广东社会科学，2015（1）.
[9]《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作者单位：延安革命纪念馆文博馆员，陕西 延安 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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