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嘉佳

　　

　　

　　

　　摘 要：校园欺凌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其中初中生校园欺凌问题尤为严重。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发现，欺凌事件的发生几率在初二年级最高，并且家庭教养方式对学生是否欺凌和是否被欺凌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初中生;教养方式;校园欺凌

　　一、问题提出

　　随着国内校园欺凌事件的屡屡曝光，欺凌被害的恶性结果令人瞠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对我国十个省市的中小学生校园欺凌问题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000余名学生中有6.1%的学生频繁遭受欺凌，32.5%的学生表示自己偶尔被欺负。[1]中国法制网曾对2015年上半年被报道过的40起恶性校园欺凌事件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有近四成的事件发生在初中阶段。[2]可见校园欺凌现象已不容忽视。

　　本研究通过对杭州市某中学的学生及其家长的抽样调查，收集了初中生所接受的教养方式和校园欺凌等相关数据，并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究二者是否存有一定关系。这一调查与分析可以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以被调查学生为代表的初中校园欺凌现状及其和家庭教育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概况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采集，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教养方式及校园欺凌状况三类内容。家庭教养方式又分为四部分，即教养信念、教养目标、教养风格和教养实践。校园欺凌状况通过多选题的方式，让被调查的学生勾选出认为常见的校园欺凌或/和曾经实施过的校园欺凌行为。

　　本次调查选取的是杭州市某公办的初中学校，该校入学的学生是按照片区划入，没有经过任何选拔，入学后也没有分班考试，这确保了样本的均匀分布，受访者均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学习能力也各有不同。该初中共有3个年级，初一年级8个班，初二年级9个班，初三年级9个班。本次调查问卷分为家长卷与学生卷，在3个年级内进行分层抽样，家长卷总共发放714份，回收有效问卷681份，问卷有效比例达到了95.4%，学生卷总共发放570份，回收有效问卷537份，问卷有效比例为94.2%。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校园欺凌，具体分为两类：是否实施过校园欺凌和是否遭受过校园欺凌。对于校园欺凌的测量，具体过程为，首先询问受访者是否实施或遭受过校园欺凌;其次，细问校园欺凌的具体类型。

　　2.自变量

　　本研究自变量为教养信念、教养目标、教养风格和教养实践。教养信念包括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和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两个方面。教养目标指家长希望达成的结果，由父母的价值观决定。教养风格是家长传达给子女的态度和情感氛围的集合，构成具体教养行为的情境。教养实践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支持和要求两大类行为，即以爱护为基础的支持因素和以社会化为原则的要求因素。

　　三、研究发现

　　本研究将教养方式的四个组成部分分别与“是否实施过校园欺凌”和“是否遭受过校园欺凌”进行回归分析，列出了代表人口学变量的基准模型、教养信念模型、教养目标模型、教养实践模型、教养风格模型。

　　在表1的基准模型中，性别变量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但年级变量则显示出较大的差异。以初一作为参考组，初二学生在欺负其他同学这件事上，发生率是初一的4.297倍; 初三学生则是初一的 2.533倍。说明随着年级的上升，初中生欺负其他同学的机率也在提高，初二学生相比初一刚进校园时，对校园生活和周围的同学都要更熟悉，更容易锁定想要欺负的对象，加之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作用，使初二学生比初一学生更易成为校园欺凌的实施者。而初三学生在面临中考的升学压力，关注度更多地放在学业上，相比初二学生，实施校园欺凌的机率也要略降一些，但总体仍高于初一学生。

　　（一）教养方式与初中生是否实施校园欺凌

　　就是否实施校园欺凌的模型来看，模型拟合情况较好，基准模型的拟合度为0.067，而在加入了教养实践变量后，模型的拟合度提升到了0.155，再加入教养实践变量后，模型拟合度为0.246，模型解释力较好，说明本研究自变量选取比较合适。

　　由表1可知，性别和年级对学生是否会欺凌他人没有显著影响。在模型二中，加入了教养信念这一变量，但是其对是否欺凌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模型三中，再加入教养实践这一变量后，教养信念这一变量变得显著，具体表现为，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频率高一个层次，孩子欺凌他人的可能性就降低17.6%。

　　由研究结果可知，在得知孩子在学校受到欺负后，家长采取的不同行动对孩子是否会欺凌他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P<0.01）。具体表现为，当孩子在学校受到欺负后，相比于选择“教育孩子学会忍让”，家长选择“与学校进行沟通”和“与欺凌者家长进行沟通”的，其孩子欺凌他人的可能性降低。家长选择“与学校进行沟通”，其孩子欺凌他人的可能性会减少92.6%;而家长选择“与欺凌者家长进行沟通”，其孩子欺凌他人的可能性会减少86.5%;而家长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和“寻求心理医生帮助”这两种方式的效果和选择“教育孩子学会忍让”没有显著差异。

　　在针对学生的问卷中，是否实施校园欺凌的模型拟合状况较好，在加入了教养目标和教养风格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256，说明模型解释力较强。

　　由表2可知，不同性别和年级的孩子在是否欺凌这一问题上没有显著差异。在模型五中，加入了教养目标变量，结果表明，父母是否会将孩子和他人做比较对孩子的欺凌行为有显著差异影响，具体表现为，相比于父母不会经常把自己和别人作比较的孩子，父母把孩子与其他同龄人做比较的频率高一个层析，其欺凌他人的可能性会提高2.27倍。

　　而模型六结果显示，父母是否会在不了解情况时批评孩子对孩子的欺凌行为有显著影响作用。相比于父母会在不了解情况时批评孩子的情况，父母会在了解情况之后再处理的行为会使孩子欺凌他人的可能性降低69.4%。而其余有关父母与孩子的情感关系问题均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

　　（二） 教养方式与初中生是否遭受校园欺凌

　　如表3所示，是否被欺凌的模型拟合状况相对没有是否欺凌的模型好，但在加入了所有的变量后，模型拟合优度也达到了0.086，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由表3可知，男生比女生更可能被欺凌，无论在加入了何种教养方式的变量后，性别的影响作用始终显著，说明这一显著差异一直存在。

　　在模型八中，加入了教养信念这一变量，但结果不显著，在模型九中再次加入了教养实践的变量，结果不同的家长行为对孩子是否会被欺凌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得知孩子被欺凌后，选择“与欺凌者家长进行沟通”，其孩子被欺凌的可能性会降低81.6%，而其他途径对其影响都不显著。

　　由表4可知，孩子是否被欺凌的模型中，模型解释力尚可，全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11。模型结果表明，性别、年级和教养目标对孩子是否被欺凌没有显著影响作用，但教养风格的影响显著。具体来说，父母在解决双方矛盾时，处理方式的平和程度增加一个层次，孩子被欺凌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35.7%。

　　五、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教养方式与初中生校园欺凌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初中生是否实施校园欺凌与其接受的教养信念、目标、风格和实践有关：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频率越高，孩子欺凌他人的可能性就越低;家长在处理孩子欺负他人的问题时，采取妥善的沟通行为才是降低孩子欺凌行为可能性的有效方式;父母把孩子与其他同龄人做比较的频率越高，其欺凌他人的可能性也会提高;父母在了解情况之后再处理的行为会使孩子欺凌他人的可能性降低。初中生是否遭受校园欺凌与其性别、接受的教养风格、实践有关：男生比女生更可能被欺凌;在得知孩子被欺负后，家长主动的与欺凌者家长进行沟通，可以有效的降低孩子被欺凌的可能性;父母在解决双方矛盾时，处理方式的平和程度增加一个层次，孩子被欺凌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参考文献]

　　〔1〕 参见刘天娥、龚伦军：《当前校园欺凌行为的特征、成因與对策》，《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2〕参见陆士桢，刘宇飞：《我国未成年人校园暴力问题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3期。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