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文化风俗走向纵深化发展，代际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有鉴于此，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有关职场女性生育意愿的探究就显得尤为关键。本文通过对杭州市余杭区1224名已育一孩职业女性进行抽样调查，运用 Logistic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全面二孩政策下职场女性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抽样调查直接反映出工作问题以及经济问题是女性在面对“生育二孩”难题的主要考量因素;而在职场歧视层面，生育与工作的平衡问题、经济问题以及二胎的教育问题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此外，二元Logical回归分析结果则反映出对职场女性生育二胎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女性害怕工作被取代以及认为生育二孩会影响工作和职业发展。
关键词：全面二孩;生育意愿;职场女性
引言
众所周知，“计划生育”成为我国基本国策、正式写入宪法迄今已37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改革走向纵深化，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主要表现为适龄劳动力减少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因而我国生育政策作出适应性调整已是迫在眉睫。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经过两年的缓冲期，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又将其进一步扩展为“全面二孩”政策。由于一国生育政策调整牵涉之广泛，影响因素之复杂，尤其是生育主体——女性更是需要为此作出取舍。有鉴于此，因此笔者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对杭州市余杭区1224名已育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并运用 Logistic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冀探究限制女性生育意愿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
一、资料与方法
（一）资料与材料
本次研究着重调查杭州市余杭区内已生育一孩的职场妇女，并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进行：线上通过“问卷星”软件制作《杭州市余杭区已育职场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调查问卷》，在杭州市余杭区XX眼镜有限公司的“已育妇女保健群”微信群中发布。线上共回收调查问卷560份，有效問卷55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8.9%;线下则向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以及梦想小镇周边区域的职场女性发放相同内容的调查问卷709 份，回收709份，有效问卷67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到94.5%。本次研究共回收调查问卷1269份，有效问卷1224份，整体有效问卷回收率96.5%。其中，18-25岁的女性有424人，26-35岁有565人，36-45岁有94人，46岁以上有141人;学历在高中及以下达到306人，本科或专科达到777人，本科以上达到141人。籍贯为农村的有606人，居住在杭州市余杭区的有618人。
（二）具体研究方法
1、抽样方法
本次研究采取线上与线下调查双途径结合的方法：线下随机选取2018年6月至8月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以及梦想小镇周边区域的职场女性670人;线上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调查554人（通过公司内部建立的“已育妇女保健群”调查，并明确调查对象和问卷填写要求），线上线下共抽样1224人。
2、调查方法
调查主要采用问卷形式进行，内容由职场女性歧视现状、二胎生育意愿以及影响生育意愿因素三部分组成。
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au统计软件，使用的统计方法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研究结果
（一）二胎生育意愿
在本次总数为1224名调查对象中，愿意生育二胎的共有581人，占47.46%;不愿生育二胎的共有643人，占52.53%。在对职场歧视因素进一步调查后，我们发现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为无法平衡好生育与工作的关系（51.8%）、经济压力过大（41.2%）以及孩子的教育问题（37.6%）。
本次研究表明，54.1%的调查对象都认为生育将会影响当前工作现状和职业终生发展。从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看来，女性无法平衡好生育与工作的关系严重影响了其生育意愿（占比51.5%），其次，经济上的压力也淡化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占比40.2%）。
（二）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1、单因素分析
从调查对象本人对于产假福利及相关保护制度了解情况;女性退休年龄及退休金待遇不平等;男女同工不同酬;非工作性质要求的性别定岗和区别待遇;产假后返回工作，从原来的岗位调走;影响您的工作现状与职业终生发展;害怕自己的工作被取代;担心排队怀孕，无法做好时间安排;怕产假的缩减以及职业发展;经济压力过大;孩子的教育问题构成11个因素对职场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差异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加薪机会和升迁机会较少、 无法平衡好生育与工作的关系，这2个因素对职场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2、二元Logical回归分析
将职场女性对生育意愿（0，1）作为因变量Y，将上述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9个因素作为自变量X（详见表 2），引入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排除各个自变量间的混杂（详见表 3）。从回归系数来看，对职场女性生育二胎意愿最大的两个因素为女性害怕自己的工作被取代以及认为生育二孩会影响工作现状和职业终生发展。
三、数据整合与对策研究
尽管“男女平等”已然成为时代的主流观念，但在社会劳动就业方面，“性别歧视”仍然是一道阻碍女性的“隐性门槛”。在激烈的职场竞争环境中，女性往往处于弱势群体。同时，为了改善老龄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植于我国国情的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势在必为。因此，在职场就业日益严峻的当下，二胎的“生”与“不生”自然成为了影响女性终生发展的重要转折。
根据本次调查数据，职场女性妇女整体生育意愿不高。杭州市余杭区已育妇女生育二胎意愿比率仅为47.46%，这与茅倬彦等 （ 2013）
①李琳等（ 2014）②张晓青等（ 2016）③ 研究结果类似。已育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体现了职场女性生育的新特点，影响工作现状和职业终生发展（Z=3.305）、害怕自己的工作被取代（Z=2.319）成了影响职场女性生育二胎的重要因素。笔者以为，极有可能是职场压力所造成女性“不敢生”：用人单位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④，将女性的婚姻以及生育情况纳入成本的考虑，导致女性天然的竞争劣势被进一步放大。女性一旦选择生育，投入在事业中的精力自然比同级竞争者要少，出于种种考虑，部分女性不会在这一阶段生子，这便导致了全面二孩政策无法彻底落实。
在繁芜丛杂的社会关系下，来自生理、传统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歧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女性的生育意愿。当下，我国人口生育率低，老龄化趋势显著，中青年的养育压力加大，女性生育意愿本就受到抑制，而职场性别歧视又加强了这种“抑制”效果，人口的低生育率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老龄化，不难看出，我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恶性循环。
结合调研数据，立足我国社会现状，为提升职场女性“二孩”的生育意愿，缓和社会矛盾，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在立法层面上，建立完善合理的育假制度
建立、健全男性陪产假制度。男性陪产假的设立和遵行能够提高用人单位在招聘男性职员时的生育成本，缩小用人单位在招聘男性职员与女性职员时的生育成本差异，降低用人单位对女性生育问题的关注度，以“侧面”角度缓解女性职场歧视问题。
此外，必须注重育假制度的灵活与人性化。在男性陪产假休假时间应以日（或半日）为单位，在对所属单位进行报备后，男性职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次休完，也可以一次性休完。事实上，女性产假亦可以采取这种思路。在这样灵活机动的休假制度下，职员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更加合理分配工作时间与家庭时间，而企业所要承担的一个集中时间段的劳动力缺失也会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在社会层面上，完善职场女性生育保险
从根本上来说，女性的生育问题属于社会问题的范畴，在解决机制上也应由社会进行兜底。在此意义上，生育保险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着力点：女性生育保险可以缓减女性职员因生育子女而劳动能力暂时中断而产生的风险，同时在借助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前提下，孕产假女性职工在物质和基本医疗层面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况且，企业为在职女性职员交纳一定时间段的生育保险也是“以小博大”之举：在该女性职员孕产假时由保险公司负责一部分该职员的产假工资福利等，可以直接起到缓解企业压力，降低企业用人成本的功效。
通过上文所述的有关环节女性歧视、保障女性生育权益的双层次体系构建，女性受歧与生育保障措施无法落实等问题将受到两个不同“纬度”手段的联合“制约”。
四、总结
本次调研主要反映了我国职场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率略低的现实情况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对于针对全面二孩的“辅助措施”的建設以及这一政策的真正落实都具有意义。然而，我国人口老龄化、社会性别歧视等问题由来已久，不可一蹴而就，全民皆要有打拉锯战的准备。在进行综合治理的过程中，笔者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中之重仍是建立以社会、政府为两级核心，由企业、社会组织作为辅助的管理体系。只有基于这一管理系统，保持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同时统筹教育、医疗以及服务体系完善等方面，才能最终促进我国人口结构会的合理化。
[注释]
①茅倬彦，罗昊：《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载《人口研究》2003年第1期 。
②李琳，崔元起，刘小芹，杨芬，陈建平，梁红，袁伟，苗茂华：《上海市在婚户籍人口二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 素的研究》，载《生殖与避孕》2014年第11期 。
③ 张晓青，黄彩虹，张强，陈双双，范其鹏：《“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 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载《人口研究》2016年第1期。
④ 石彩霞，宋效峰：《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探索》，载《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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