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急剧膨胀和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中国，大量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料在未经净化的情况下排进水体，导致水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同时我国的空气质量也不容乐观，加工生产，出行运输都需要大量使用化工燃料。正是由于污染的严重性和解决的迫切性，我国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环境治理需要牵扯到多方的利益，考虑到相互的博弈，环境治理出现了反复反弹的现象，不少地方治理初见成效过后又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体系、环境税或者污染规制等法律、经济手段尝试进行综合整治。但是，如果公众对环保的认识不够，没有对其产生足够的重视，政府的监管失效，那么即使有完善的政策也难以解决目前的问题。
1.1模型假设
在企业（E）、政府（G）、公众（P）为参与方的博弈中，企业策略S1={超排，不超排}，政府策略S2={监管，不监管}，公众策略S3={投诉，不投诉}。笔者假设，一个地区有多家企业，根据法律的规定以及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可以确定下每个企业可以排放的污染物的数量，一个企业可以选择的策略就是排放量不超过确定下的量（“不超排”）或者宁愿顶着罚款等损失的风险下超过确定下的排放量（“超排”）。公众对环境状况是否处于合理状况下存在怀疑时可以选择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其认为有超排嫌疑的企业（即“投诉”），在对环境情况非常满意或者其他考虑下选择沉默，即选择“不投诉”。政府对于该地区的某企业可以选择“监管”或者“不监管”。
对于政府来说，监管企业是否超排需要付出监管成本C，选择监管则会获得政治回报R2（包括地方经济的提升、环境的改善、政府公信力的提高等）。假设只要政府选择监管，就可以甄别出企业是否超排并对违法违规的企业处以F的罚款。考虑到监管成本，政府可以选择不监管，但是如果政府选择不监管，遭到公众投诉且最终查实企业存在超排现象，那么政府的公信力会下降、还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我们将这种损失设为λ2。
对于企业来说，我们设不考虑超排带来的影响下的收入为R1，不考虑超排影响下的利润率为α，如果企业选择对污染物进行处理那么需要支付的处理费用占收入的比例为β。一个企业如果选择超排，会给附近的公众造成额外的损失，我们将这种损失设为D，且超排对于企业形象以及长期的经营是不利的，我们将这种声誉的损失设为λ1。
居民参与污染治理的方式是选择投诉或者不投诉，如果居民选择投诉且政府相关环保部门受理了投诉，对于违法企业可以要求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以及支付上诉所需的成本D0。但是如果环境污染并不是所投诉的企业所造成的，那么居民会自行承担上诉费用。同时，在参与环保时，居民会收到参与的精神收益B，这种精神收益是与政府是否受理监管以及投诉是否正确无关。
设企业选择“超排”的概率为x，选择“不超排”的概率为1-x，政府选择“监管”的概率为y，选择“不监管”的概率为1-y，公众选择“投诉”的概率为z，公众选择“不投诉”的概率为1-z。具体假设如下：
R1：不考虑超排带来的影响下的收入
α：不考虑超排影响下的利润率
β：处理污染物费用占收入R1的比例
F：企业被查出超排放的罚款
λ1：企业超排带来的声誉损失
λ2：有公众投诉却放任企业超排所造成的政府损失
C：政府监管成本
R2：政府监管回报
D：超排给居民带来的损失
D0：上诉成本
B：居民参与环保的精神收益
根据上述一系列假设，可得到三方的支付矩阵：
1.3仿真分析
对E1（0，0，1）、E3（0，1，0）、E5（1，0，1）、E6（0，1，1）、E7（1，1，1）、E8（0，0，0）这6个稳定点作进一步的分析。首先要排除E8（0，0，0）这个稳定点，在目前我国的环保意识和监管环境并没有达到这种不监管企业也会自觉环保的程度，所以这个点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从三方的总收益来看，E6（0，1，1）是最优均衡点，在这一点上三方的策略组和是{不超排、监管、投诉}。但是我国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稳定状态更加接近于E1（0，0，1）、E3（0，1，0）、E5（1，0，1）、、E7（1，1，1），为了得到更优战略E6（0，1，1），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相对于E6来说E1和E5的主要问题就是政府监管不力，当其监管成本大于其监管所得时，政府对于该企业的监管概率会完全变成0，也就是完全放棄监管，为了让E1和E5这两个点向最优策略点E6过度，政府应该完善排污治理法律，加大对于企业超排的惩罚力度F，同时整治政府相关部门同企业的串谋现象，加强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情况以减小管理成本C和监管失效带来的政治成本λ2，还应该完善监管激励机制增加监管带来的收益R2，使得监管成本小于其监管所得，加大政府监管动力。相对于E6来说E3的主要问题就是民众的环保意识不强，参与环保的精神收益不高，因此强化环保意识、加大环保宣传不仅仅能增大“超排”带来的声誉损失督促企业自觉处理污物也能增大政府“不监管”的政治成本，增强政府监管动力。相对于E6来说E7的问题就在于企业自身的处理设备过于老化，处理污染物成本过高，这种稳定状态通常出现在钢铁或者煤炭等高污染高处理要求的行业，对于这些行业，企业自身应该想办法进行技术革新，降低处理成本，政府也应该对污染物处理的技术创新给予支持和补贴，同时，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淘汰一部分设备老旧、无法进行设备革新的企业，降低整个行业的处理成本，从而有效控制企业超排。
[注释]
[1]Selten R.A note on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 in asymmetric animal conflicts[J].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1980.84（1）：93-101
[2]Ritzberger K. Weibull J W..Evolutionary selection in normal-form games[J]. Econome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95.63（6）：1371-1399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湖北 武汉 43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