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的生死智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孔子思想中最为精华的成分之一。本文围绕着孔子的生命观、死亡观、生死之间的关系、以及面对生死如何抉择几个观点展开描述,来探寻孔子的生死智慧。
关键词:儒家;天命观;生命观;死亡观;
春秋之末,社会动荡不息、战乱不止,在当时,群雄以力相争,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社会秩序崩坏,政治黑暗,国破家亡者不计其数,百姓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人们常感叹人生艰辛、世事无常,对生命的意义也愈发疑惑。
对此,孔子有着独特的见解和阐述。孔子一生清贫,少时丧父,后渡过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在各诸侯国之间颠沛流离,他的道德理想主张被各国所斥,凄凄惶惶,甚至困于陈蔡之际。孔子在这种壮志难酬的惨淡际遇中,又经历了儿子及弟子生死寿夭,痛失所爱,参透了世事无常和天命所在。
由此,孔子以天下为己任,从“仁”出发,领悟生死的意义与价值,在这种世事堪忧的恐惧下对生命进行了重新思考,孔子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天命观念的大传统,一方面保留了天的神秘性,延续了对天命的信仰,另一方面又提出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使得人们的目光逐渐由“天命鬼神”等观点转移到“以人为本”之上,愈发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人们从迷信天命和鬼神转变为重视人自身,把人从“天”、“神”的权威之下解放出来,从而实现生死意义的重构和生命本然价值的超越,形成不同于当时大众的独特的生死观。
一、孔子的生命观
“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词传》),“生”即化生万物,生命是由天所赋予的,天地宇宙间最大的功德就是给予万物生命,人是禀天地之德而生的,可以说,“生”是孔子的生死观中最为重要的哲学概念。人之所以为人,是因其有着至高超越的信念支柱,“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周易正义》)孔子认为天地间大德即为生,他所开创的儒家哲学其实就是有关于生的哲学。“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人在天地之中,为大,所以人的生命应当是极为宝贵的,生命是天所赋予,人们应该爱惜自己的生命。
不仅如此,孔子的这种珍惜自己生命观与杨朱学派的极端利己主义不同,他认为生命价值的体现不仅仅在爱惜自己的生命,也在于对他人生命价值体现的尊重。孔子认为尧舜时期是真正华夏文明的开端,他对尧推崇之至,曾言:“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尧效法天地,按照上天的旨意行事,身为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有决策一切的能力,却不因个人私利去随意损害牺牲他人的生命,因而孔子 “唯尧则之”。孔子发扬了人本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对于活人殉葬一事上持强烈反对态度,甚至以人形的木陶俑去陪葬都持以嫌恶态度,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唯其像人而用之。”(《孟子·梁惠王上》)《论语·乡党》中有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到马。”在当时封建制的社会,奴仆地位低下,而马是极为宝贵的财产,又是礼制下贵族身份的象征。而孔子只关心是否有人员伤亡,是否危害到了饲马者等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命,不去管自己财产的损失,可以看出圣人对生命的重视与关爱,而且更表现出了在仁与利的取舍中,孔子认为仁义重于利益。
孔子认为:“人之所慎:斋,战,疾。”“战”与“疾”都与生命相关,都威胁到人类存亡。春秋之时,诸侯争霸,却都是为利为争夺城池而战,孔子以仁义作为出发点,极力反对因争地夺利而肆意挑起的兼并战争。孔子在面对卫灵公问陈时,答曰:“俎豆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于第二天便离开了卫国。(《论语·卫灵公》)孔子博学多识,如此回答卫灵公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厌恶,群雄诸侯们在面对战争时思考的是战争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土地及势力的扩张,而孔子却出于人文主义至上,首先想到的是战争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还使得社会生灵涂炭、百姓民不聊生。孔子泛爱众生,热爱每一条生命,认为不论其身份高低贵贱,都有其作为生命的尊严,都有其存在的生命价值,这种关爱生命、关怀百姓的行为,是“仁”的体现。无论是孔子“仁”的思想的提出,还是孔子为实现“仁”的践行,其本质上都是在讲关于“生”的哲学,表现了孔子重生的思想,要珍爱生命,人活着才拥有无限可能,才能为自己的精彩人生去拼搏奋斗,才能更加尽情的展示自己人生的真正价值。
孔子曾说过:“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这是他在宋国面对桓魋的威胁迫害时发出的名言,一方面他认为上天赋予他仁德,那么桓魋是奈何不了他的,另一方面,这更是其对于自身道德修养的肯定。《论语·为政》篇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从自身学习和求道过程中得出的人生体验,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他把对天的宗教性信仰与主体的内在道德性结合起来,天赋予人以生命,人们只有品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积累了一定的生命体验后,才能渐渐感悟到生命的真正价值,开始思考自己一生应该如何度过,怎样去直面自己的命运,并积极的去迎接生命所发起的挑战,勇敢去探索人生的真谛。
孔子一生致力于治学求道,为了追求理想,体味各种人间疾苦,不畏艰辛,且不为苦闷所烦恼,对现实及未来仍保持乐观豁达。《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且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即使简餐陋室,也是充满乐趣。对于孔子来说,仁义远比利益享乐重要,不义的富贵就如同浮云般无足轻重,这便是孔子的仁者之乐。
孔子这种安贫乐道的达观处世之态,这种乐生好学的人生境界,深深地影响着弟子与后世之人。孔子曾在《论语·雍也》中对弟子颜回评价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孔子对颜回的高度赞扬,为了追求精神情操而忽视物质享受,在这种别人都忍受不了的简陋困苦的环境中,颜回也能不改其乐,“孔颜乐处”由此产生。颜回是孔子最喜爱的学生,他能很好地理解孔子的思想,领悟孔子之“道”的真正精髓——“仁”,内心怀有自己的仁德,行动上也为之践行,并且由此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内心始终不忘道德,保持高尚的情操,即为“仁”,为自己内心的道德去实施践行后所获得的心灵感悟,即为“乐”,这两者都能够使人获得美好的人生体验,从而达成道德养生、快乐生活的目的。他这种仁者之乐被孔子赞赏,是后世人都應该学习的榜样。
二、孔子的死亡观
生与死,是每个人必须要面临的两个问题,人从出生那刻起,就在向死亡迈步。人固有一死,自古以来,每提及有关死亡的话题,总伴随着巨大的痛苦,死亡不仅仅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还带着无止境的别离。但孔子与世人不同,从其言行来看,他对死亡持有极为客观的态度,一反世人悲痛的常态。
孔子很少谈及死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逃避死亡。《论语·先进》篇中,在子路问及死亡的问题时,孔子很严肃的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认为有关于生的问题还没有弄明白,又怎么能懂得死亡呢?这并不是对死亡避而不答,而是相对于死亡来说,孔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现实人生上,死后之事晦暗难明,在未搞懂生的意义之前,多问无益。
当真正面临死亡时,孔子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论语·颜渊》中有记载:“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是子贡问政时孔子的回答。孔子重生,同时也认为死亡虽不可避免,但也无须过于畏惧,人固有一死,死并不可怕,有始必有终。他十分理智且冷静地承认人的一生总是由生向死,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孔子的一生经历过不少生离死别,在面对伯牛之死时,孔子发出“亡之,命矣夫!”的感慨;随后遭遇学生颜回之死,孔子虽难过,但也只能接受这一现实,感叹道:“不幸短命死矣。”而在自己濒死之际,却始终保持冷静:“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对于这种不可抗拒的生命衰亡的现实,他曾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见,孔子对死亡的态度可谓是完全反映了“死生有命”,面对死亡,应顺于天命,因死亡而产生的难过是生者真情流露,但“丧致乎哀而止”,即使伤心也要去克制,不必过分长时间沉浸于悲痛中不可自拔。孔子在面对生死问题时,一直都坚定地站在现实世界的角度来思考,人要尊重自己生命的价值,多做有意义的事情,让自己的人生绽放光彩,人死后不能复生,那还存活着的人们为逝者哀痛后就应该回到现实中,去追求自己人生的美好。
孔子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很令人敬佩,明白了生与死的关系,才能更加勇敢的面对死亡,积极生活,正是因为知晓人生终究会终结,那么才更应该在生命燃尽之前发挥自己最后一点余热,死得其所。孔子曾喊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并提出要捍卫正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这是孔子对其政治理想、道德信念的执着追求,在他看来,“道”是超越生命的存在,他把追求“道”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即使为此死去,为追求“道”而放弃生命,也算是完完全全发挥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光辉,死得其所。鲁哀公十一年,孔子高寿六十八岁,季康子派人迎回孔子待为国老,即使经历了十四年的流亡,孔子也不抱怨自伤,他一生治学,最后的时光也全用来为“道”,抓紧时间编改被后世奉为宝藏“五经”的典籍,为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增添了一抹无比明亮的辉煌。
司马迁曾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人都难免有一死,但死亡的价值与意义却各有不同,因此,孔子选择为“道”而死、杀身成仁。如果生命与“成仁”相违背,那么他愿意放弃生命来成全仁义,如此死亡便是对生命的解脱,成全了生的价值,从而超越了死亡,获得了价值上的“永生”,在他看来,一个人在追求“道”的路途中,面对威胁与诱惑,能自觉奉献生命以成就自己心中的“道”,那么这个人则是个品德高尚的、大写的人。但这种“舍生取义”是要有所衡量的,是否奉献自我甘愿牺牲取决于最终追求的价值。在《论语·宪问》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贡疑惑在公子纠被杀后,召忽以身殉主,而管仲却当了敌国的宰相,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君臣之间的道义吗?但孔子却非常赞同管仲的做法,他认为像管仲这样的人,就应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谋去辅佐明君称霸诸侯,造福于百姓,匡扶天下。因此大家都应该去感激他为天下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如果他真的在山沟里毫无尊严和价值的自杀殉主,那也不会名留青史。由此看来,面对“杀身成义”一事上,当道义与生命相冲突时,应以死亡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为标准,如果苟活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成就更大的仁,那么生存也是一种难遇的机会。
总而言之,孔子的生死观来源于其天命观,生死皆是天所赋予的,要顺应天命,珍爱生命,但当死亡来临时也无所畏惧,淡然接受,人在生时要积极有为,勇敢追求自己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死时也要努力发挥自己的余热,让生命死得其所,超越死亡,达到生命价值层面上的“永生”,庸庸碌碌、糊糊涂涂的存活于世,则是对生命的浪费与侮辱。孔子的生死觀从各个方面诠释了生死的价值与内涵,其中对人的生命的推崇,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对如何提升人格修养的思考,能够引发现代人对生死的哲理性思考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态度、生活理念,并传承至今,对现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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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阳.孔子生死观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6.
[5]王世巍.生死有命与向死而生[J].孔子研究,2016(5).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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