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里充满了权利话语的踪迹，通过以福柯话语理论的外部控制为指导，分析小说中权利话语的踪迹和表现，揭示出极权政治钳制使女话语的策略，从而为更好的理解并反抗极权社会的运行体制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关键词：权利话语;外部控制;策略
作为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成名作，《使女的故事》一经问世就吸引了学界的关注，近年来它更为作者赢得了包括第二次加拿大总督奖和《洛杉矶时报》小说奖在内的诸多奖项。作者在小说中以反乌托邦帮的手法虚构了一个宗教极权政体基列共和国。为了缓解由环境污染、核泄漏等造成的人口生育率的下降，统治者们借鉴《圣经》中比拉代替生子的做法，迫使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充当大主教家中生儿育女的重任。小说中的极权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暴力统治，除了对使女进行身体驯服外，对她们的话语予以严格地限制，以期为彻底地消灭使女的抵抗意志，使其完完全全地沦为为基列社会生育的机器。
在演讲《话语的秩序》里福柯提出了权利话语的理论体系，并且论述了限制话语的三种原则，即外部程序原则，内部程序原则以及话语主体原则。在内部程序原则中，福柯分析了三种原则，即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和学科原则。在话语主体原则里，他着重论述了话语仪轨，话语社团，信条原则以及话语的社会占有。在外部程序原则里，他分析了以排斥为中心的三种形态，即禁律、区分与歧视以及真理与谬误的对立。以往从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研究《使女的故事》中，有丁林鹏在“话语政治”中从话语的主体原则分析使女被压制的话语，郝静迪在“简析《使女的故事》中女性反抗话语”中以权利话语为出发点，分析了女性通过集体叙事，团结一起来构建自己的话语权。本文主要以福柯外部原则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基列对女性话语压制的手段，为研究极权政体的运行体制以及使女的反抗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在福柯的外部程序原则里，话语的制造是首先受到以排斥程序为核心的外在控制。排斥程序中“最明显和熟悉的便是禁律”。所谓禁律，是指“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利，一些话题是不能谈及的，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权随便谈论个什么”（许，2001）。在《使女的故事》中，禁律的首要目标自然是神权统治下的使女们，她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丧失了对语言的控制，完完全全的沦为了极权统治下“沉默的羔羊”，从而彻底丧失反抗的力量和能力。福柯认为禁律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言说客体的禁忌，言说场合的仪轨以及言说主体的特权。使女们不能随便与任何人交谈，甚至包括来参观的日本游客。当这些日本游客好奇地问她们是否快乐时，言说客体禁忌表现在她们也只是说道她们当然很快乐，“除此之外，我又能说什么呢？”（陈，2001）在这种公开的场合，使女们即使是面对普普通通的游客们也依然没有说话的自由，她们不能说出任何能够体现出对这个专制政体有任何反抗的话语，否则，就会被大街上隐藏地“眼目”发现。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不仅意味着让使女丧失话语权，更意味着丧失自己的主体地位，从此，使女们只能成为极权体制下的“附属品”，以“会走路的子宫”的身份存在于基列国的统治之下，彻彻底底地臣服于大主教的统治。所谓言说场合的仪轨是指特定的语言环境决定特定的话语表达形式，在基列共和国，使女们相互碰面的时候必须按照特定的“例行问候语”即“祈神保佑生养”和“愿主开恩赐予”这类宗教话语进行碰面。在进行忏悔会等宗教仪式时，使女的话语也必须合乎此类场合的特定话语秩序—重复，以体现出对于宗教的绝对服从。例如：
大家来说说，这是谁的错？海伦娜嬷嬷问，举起一根胖胖的手指。
她的错，她的错，她的错。我们异口同声地反复高喊。
是谁引诱他们的？海伦嬷嬷满意地微笑着。
是她，是她，是她。
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
言说主体的特权是指话语的言说主体需要具备相应的资格，也就是说，话语主体必须具有话语权利。在基列，唯一能够接触到《圣经》文本的只有大主教一人，这就决定了在基列唯一拥有话语权的就是大主教。惟有大主教一人拥有朗读和阐释《圣经》的权利，其它人被排除在话语权利之外，眼睛只能“牢牢盯着他看”，因为只有“他拥有语言”。
排斥程序中排第二的便是区别与歧视。为了说明这一区分，福柯把中世纪以来的理性与疯狂的对立为证，指出“疯人的话语既已不能像其他人的那样流通。他的话语会被视为无效，不具备任何可信性和重要性，不能作为法律证据，也不能用以认证合同或契约，甚至不能在做弥撒时完成圣餐变体。”（许，2001）这样以来，只要说话的主体是疯子，那么他的任何言语都将不会被任何人采信，他的言语效果自始至终都将被正常人看来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效果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疯子的这一说话主体被人为的放置在“他者”的境地，永远处于失语的境地。如果说禁律是正大光明的将说话主体的话语权剥夺的话，那么区分和歧视是，在暗地里以否认话语者的存在为前提剥夺说话主体的话语权利。相较于第一种排斥程序，区别与歧视显得更隐蔽，更不容易发现。“其实这种区分与歧视原则不仅仅存在于对疯子话语的区分。在其他领域也是存在的。”（刘，2010）在《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共和国为了让使女达到缄默的目的，除了禁止她们拥有说话的权利，还从整个社会等级的设计上设下了诸多阴谋。女人按照社会地位被划分为夫人、嬷嬷、马大、使女、荡妇等等。使女处在整个金字塔形状的低端，除了“生儿育女”，没有任何权利。使女们自己也很清楚，对夫人们来说，“我是个奇恥大辱，却又必不可少”，同样，“马大们是不可想我们这类人表示亲善的”。（陈，2001）这样以来，使女们处在一种被社会隔离的“他者”境地，任何社会阶层均不会对使女的任何言语回以任何的反应，基列统治者成功地借助于体制的力量，将使女的话语划入无效行为并予以排除。区别与歧视的第二个例子便是莫尼拉。作为使女，她本不应该有自己的名字，可她非要不遵从基列对使女所设立地规则制度，此外，还三番五次地挑战嬷嬷的权威，想法设法逃离这个“疯人院”。尽管最后还是被抓住了，但嬷嬷们可不会再把她放回到使女中去，让她那充满“颠覆”气味的行为和话语耽误那里的“风气”，像对待疯子一样，把莫尼拉驱逐出使女的活动范围，“贬谪”为荡妇，充当统治阶层玩乐的工具。
排斥系统中第三个是真理与谬误的对立。所谓真理的话语，其实是以知识的形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保持和传播。表面上看知识是中立的、客观的。但是在深层层面而言，知识也会受到权利的影响。正如韦伯在《理解福柯》中所说，“公认的知识并非是对事物的唯一解释，事实上，它是某些解释胜过其他解释而产生的后果，通常有其政治原因…… 任何一种‘胜出的解释就成了知识—相应地就变成了‘真理。”（韦，2002） 在基列共和国，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以《圣经》为蓝本，制定出了一系列旨在控制使女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它包括了借嬷嬷之口向使女灌输地日常行为规范，日常生活中对大众传媒如电影、电视和广播的控制等等，有时候，基列共和国的“真理”影响之深甚至超过使女自己的想象。在基列，掌握政权的是信奉基要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分子，他们把《圣经》奉为唯一的真理，将基督教义变成自己手中的绝对话语，摒棄任何与《圣经》思想违背的观念，将任何非宗教书籍都予以销毁，甚至将一些含有“自由”字眼的异教的歌曲列为“禁歌”，以此来试图禁锢人们的多元思想，逃避现实社会中的灾难。为了挽救现实生活中生育率下降的危险，基列政权将《圣经》中促进生育的话语作为“真理”向使女们进行灌输和强化，从而使她们彻底沦为基列共和国生育的机器。比如在授精仪式进行之前，大主教为了保证仪式的顺利进行，需要对使女进行“洗脑”，他就拿着《圣经》对使女们进行朗读，“多多生养，大量繁殖，遍及整个世界”，同样在妇女祈祷集会上，大主教对使女的告诫也是：“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须在生产上得救”，大主教在灌输生育观念的同时，除了对使女进行规劝外，还需要对大主教夫人进行适当地安抚，让她们也能对现行体制感到认同，这时，用《圣经》中的原话对她们进行安抚就更为合适，“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有我的使女比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在基列共和国女人受压迫的地位也同样在《圣经》中找到参照，“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基列的政权体制完全合乎《圣经》中的要旨，天经地义。此外为了处决基列的反抗者，统治者们也是有意的将这些基列政治犯污蔑为触犯圣经教义的所谓“强奸”罪犯，以《圣经》的名义处死政治犯更能让其独裁极权的体制显得不么“残忍”。需要指出的是，基列政权对《圣经》的解读也并非按照字面原意，他们也会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对《圣经》进行适当地更改，如“温顺的人有福了。沉静的人有福了”就是他们新编的，以此来作为唯一的“真理”向使女们进行观念灌输，驱逐出她们内心存在的所谓“自由”“平等”等谬误的思想，从而使她们变得驯服和归顺。
《使女的故事》一经出版，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应。不仅在与它对未来社会的细致描摹，更在于它揭示了极权政治对自由平等观念的抹杀和对人性的坑害。通过从以上三种策略可以看出基列政权对使女话语的剥夺形式，分析这些基列国权利话语隐蔽运作形式，我们才更有针对性了解使女们为反对这种话语控制所作出的努力，进而更好的理解作者对极权社会所做的深刻反思以及为避免人类社会未来可能出现的悲剧所作出的强烈警示。
[参考文献]
[1][法]福柯. 许宝强，袁伟选编. 话语的秩序[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陈小慰 译. 使女的故事[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刘晗.福柯话语理论中的控制与反控制[J].兰州学刊，2010（04）：204-208.
[4][澳]J丹纳赫，斯奇拉托，J韦伯. 刘瑾译. 许宝强，袁伟选编. 理解福柯[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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