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

　　摘要：“道德”是个体基于价值选择，经由一定程度的主观努力的而达到与价值理想一致的精神状态，伦理则是价值选择与“客观法”的统一的状态，如果说道德是反躬内求的自我精神的完善，伦理则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实体。执政伦理研究的是执政主体的价值选择与施政对象的关系如何“善”的问题。加强执政伦理研究，有助于在全球政治觉醒背景下，为转型期的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提供认识论支撑。

　　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年；道德；执政伦理；思想进路

　　一、道德与伦理之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在思维层面把“伦理”与“道德”连用或混用，认为二者并未有本质不同，正如有学者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常常是把‘伦理、‘道德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甚至是‘伦理道德并称。”[1]然而仔细看来，在日常话语体系中“道德”一词出现的频率远高于“伦理”一词，可见，在人们的思维和话语习惯中，二者还是具有不同的表达范畴和精神气质。“从伦理思想的发展高度观察，我们在充分肯定伦理与道德有着紧密联系的前提下，如果再把握住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则将有助于推进伦理学与行政伦理学的发展。”[2]最早对伦理和道德进行哲学辨析的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对“伦理”和“道德”二者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区分。围绕人类自由意志的发展，黑格尔分析了法、伦理和道德的区别，黑格尔认为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即事物的规律性，也称为客观法，这里并非是指成文法），道德是“主观意志的规定”（即人的主观的法），是自由意志的特殊性，而伦理则是主观法与客观法的统一，如黑格尔所说：“主观的善和客观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善的统一就是伦理。”[3]更直接说，黑格尔认为伦理即是人的主观世界与自由意志的统一。

　　二、伦理的实然性

　　实体即存在的本源性，世界普遍性、本质性的形而上的表达，黑格尔用“伦理实体”来支撑起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及其历史发展这一整体，并进而指出：“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4]在这里，“原子式地探讨”的指的是从现实的单个人的角度进行探讨，即是“道德”的观点，单个人的道德的观点和客观法的统一即构成伦理，这种统一是“伦理实体”或可直接说是“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发展的最高形式，这种形式，按照黑格尔“精神-历史”的发展向度，遵循“三段式”过程：在具有前现代性质的历史阶段，个体的主观性精神包含于伦理实体中，其“知性”因素未得到充分成长和彰显，个体行为动机体现出完全被一种最初的实体性因素主导的状态；当理性因素促成了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个体精神开始得到成长与彰显，古有的实体性权威甚至开始受到威胁和破坏；进一步，主体性的个体意识在伦理实体的进化过程中得到扬弃，实现了主体性与实体的的统一，也即是达到“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的阶段。通过这个三段式過程，不难看出，个体要达成与自在的实体的统一本来就是黑格尔所设想的“精神-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问题只在于，个体精神在成长与彰显过程中，如何能够彻底的统一于实体之中，或说能在多大限度上接近于实体的本真。

　　按照此逻辑，伦理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伦理是被用来指代人类社会精神生活这一整体，这个整体应被描述为主观性的道德与客观法相统一了的状态，是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而道德描述的是个体的内在体悟，是个体完善其精神生活价值的努力，并不涉及个别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道德的发展及其实现方式不能在相互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将其视为一个个体化、个性化了的过程或事件。第二，根据“精神-历史”发展的三段式过程，伦理在历史进程中应存在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精神的前现代阶段，主观性反思性因素还没有成长，作为原子式的个体精神还不自主的受到实体性的客观因素支配，尽管二者表面上看似统一，但它是没有带上反思性，或说这是没有被意识到的状态。另外一种是实现了单一物与普遍物即个人精神与本源性的客观外在在主体认识到了的、基于主体反思基础上的统一的状态。第三，伦理这种统一的状态是人们力求将自我精神描述为客观法，或说尽可能无限接近了客观法的指代。因为语言源于人类的生活经验，而经验总是历史性的，当我们试图用语言文字描述伦理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被主观化了。也就是说，伦理在人们的主观世界中被定义为一种抽象的实然性存在，不管伦理如何被历史性的主观化，人们的主观精神要现实化为世俗权威，必须尽可能的被另外的多数人信任为伦理实然。

　　三、执政伦理与社会道德

　　由此我们可说，执政伦理即是对国家权力运行的伦理性审视或追问，即是说执政伦理研究主要以执政主体的价值选择与施政对象的关系问题为内容。政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执政就是利用国家权力去现实化价值选择的过程。任何政治制度都必然存在一个价值预设，是在具有某种倾向性的价值理念的引导下建立的。在人类启蒙之前，政治是神权的婢女，政治过程魅影朦胧，不能被追问，因为神灵是不能被质疑的。近代启蒙以来，个人意识的觉醒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张扬，让政治行为得以“祛魅化”，理性的追问扯开了盖在权力之上的最后遮羞布，让权力不在有隐私成为可能。对权力运行过程的伦理性追问构成了执政伦理问题的理论场域。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不管如何，道德和法律在成型之初也都统摄在一种已经被认为合理的价值理念之下，而执政伦理问题的核心要义就在于通过理性追问这种本来被视为正义的价值理念为何是一种必要性的存在。在中国这样政治主导型的，执政党主导型的社会，更加需要解决执政伦理这个政治学理论的元问题。如前所述，伦理在被人为定义之后，它就带上了主观化的色彩，即是说，执政主体的价值选择一旦确定，它就被定义为是应该与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但执政主体的主观意识也必定不能脱离历史材料的限定，这个统一性问题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认，因此，从伦理角度来审视执政主体的施政行为，有助于在不断变化的实践环境中不断规范执政行为趋向科学化，更加明晰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与客观的社会、市场、个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执政党合理有效转型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执政价值选择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公共政策是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制度化、法律化举措，公共政策直接调整的是社会不同利益层次和不同价值主体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通过其权威性效力将个别的、特殊的价值诉求普遍化、一般化，并最终固化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这样一来，公共政策所选择的价值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基础，这就为在全社会形成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念创造了条件。因此，执政主体需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诉诸更加具有基础性、根源性意义的伦理分析，突出公共政策的伦理导向，即是说，公共政策应该成为社会道德秩序与风尚的精神支撑，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最重要工具，为社会道德起到决定性的塑造作用。

　　[参考文献]

　　[1]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97.

　　[2]王伟.行政伦理概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

　　[3][德]黑格尔，范扬，张企泰等译.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73.

　　[4]同上书：162.

　　（作者单位：重庆万州区委党校，重庆 40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