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世昊

　　摘 要：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传统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农村传统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状况，值得我们去观察与注意。地处于泰安市大汶口镇的“高姑庙”信仰的衰败状况是现在中国农村许多传统信仰现状的一个缩影。笔者通过对该村传统信仰衰败原因的分析，意在找到造成中国农村传统信仰现状的根源，并对农村传统信仰的未来进行了简要预测，以期找到农村传统信仰的发展出路。

　　关键词：中国农村；“高姑庙”信仰；行政力量 ；宗族势力

　　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地区的文化体系发生着独特的变化——新旧文化力量消长、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西方文化的传入、农村本土传统文化的衰弱，這些都是深深着农村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农村文化体系正处在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的大背景下，影响该体系的力量有许多，有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兴起并形成一定规模的西方宗教信仰，亦有曾经一家独大局面而现在逐渐改变的行政力量体系，纵观中国乡村史，在乡村，无论哪一种文化占领最高地位，都势必会对乡村的教化问题产生重要的作用，如中国古代宗族文化下设立的“义庄”就起着教育、慈善的作用。而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当今农村，却很难找出一个能够在教化问题上处绝对主导地位的力量或组织，往往会出现行政力量、村民自治、宗族文化残余以及宗教组织多足并立的局面，并且发挥着大小不一样的作用。中国农村的本土传统文化、信仰①也在农村文化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近几年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呈现出微妙的变化。

　　农村本土信仰的发展可以反映出中国农村本土文化的发展状况，农村传统的本土信仰的信仰实体主要表现为村庄中神庙（如关帝庙、土地庙以及本村特有的庙宇）以及该村中的信仰村民，此类庙宇的发展状况往往也是一个村庄本土传统信仰发展过程的实体化表现。在中国农村，本土宗教或信仰除了佛教与道教这两大类，还存在一些规模较小的信仰，规模通常在本村庄或者附近几个村子的范围内。笔者通过对位于泰安市大汶口镇东武驾庄村的“高姑庙”进行实地调查，希望通过这一个例，可窥中国农村传统信仰的演变之一二。

　　一、“高姑庙”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高姑庙”位于泰山地区的东武驾庄内，此村北邻泰山，南近曲阜，处在山东地区两大文化重心的枢纽线上，是商旅来往、文化交流的交通必经之地。据村民所讲，此庙是为供奉“高姑”这一信仰所建，山东地区“高姑庙”类似信仰存在于淄博市张店区附近，而东武驾庄村这一信仰极有可能来源于淄博市张店区的“高柴女救父”传说②，并与泰山地区的道教信仰特色相结合。另外，此村高姓村民较多占全村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在过去同姓聚居为重的乡村社会，这会为该信仰提供共同信仰基础，另一方面，以同姓祖先名人形成的乡村信仰也会对凝聚宗族间的向心力，处理人际关系产生强大的合力。总的来说，“高姑庙”信仰是以传统伦理观为基础形成的神话传说加之以同姓宗族传统的“名人祖先”人为加工所形成，其信仰的核心是传统的伦理观，如孝道、仁义等等，本质上说，该信仰是为维护乡村伦理秩序而存在的，更准确的说是为传统的同姓（在此村表现为高姓）宗族的秩序而服务。

　　该庙宇所建时间虽无文字记载，但据老年人对其祖辈父辈的回忆可知，此庙在清末就已经建成并香火兴旺。据老年村民回忆③，最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该庙宇虽已经破落并在六十年代改造成村小学，八十年代村小学退出高姑庙迁往他处，但颓废之势难以改变。时至今日，此村现今有3000人，但是仅仅知道高姑庙的人群仅限于80年代之前出生的一部分人群，约占四分之一不到，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则很少知道。而信仰群众只有60岁以上的部分老人，并随着老人的去世并渐渐消失。这并非个例，在走访调查其他村庄的过程中，十五至二十五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很多都对本村传统本土信仰一无所知，就连本村有无庙宇也是不知道的，有的人甚至认为那些都是糟粕，这反映出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的不了解以及其对待传统文化的一刀切，这是既不利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见天日，也极容易造成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信仰断层”。

　　本次笔者之所以以东武驾庄村作为本次调查的重点地区，是因为笔者发现此村传统宗族的遗存痕迹较重。“高姑庙”信仰现在虽然已经衰弱，但其对村子里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仍是存在的，特别是对高姓村民的影响。此村人数占比重最大的姓氏就是高姓，而姓氏是划分宗族的一个重要依据。在上文中提到信仰“高姑庙”信仰的老年村民中，全部是高姓村民或者嫁到高姓村民家里的外村老年女性村民，高姑庙宇居住的八户人家中，无一例外皆是高姓村民。“高姑庙”之所以与高姓村民联系密切相关，主要是因为乡村宗族在本村的影响力需要有一定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南方来讲，表现形式主要以修家谱、建祠堂、义庄等等为主④⑤，但在北方，祠堂、义庄的修建并不及南方普遍，且普通乡村也无力修建大规模的祠堂，修家谱的维系方式有太过于薄弱，在过去基层行政力量也延伸不到的传统农业社会，修建庙宇，建立比较共同的信仰并在节庆时节进行祭祀，这对本村同姓宗族的人际关系、道德秩序具有一定的维持作用。换句话说，高姑庙的信仰基础最初来自于在此村中人数最多、话语权与影响力最大的高姓宗族势力。那么，笔者大胆地加以推测，农村的本土传统信仰的来源动力极有可能就是一个村子里实力最大的宗族势力推动而逐步发展壮大的。

　　二、“高姑庙”信仰衰弱的原因

　　一个宗教、一个信仰、一种文化在某一个地区的兴起、发展、没落并不是骤然形成，而是逐渐变化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不变的。一个地区的宗教信仰与其风俗习惯、生活水平、与其他中外文化关系等等诸多要素密切相关的。而要考察一个地区的信仰发展状况、转变原因，也必须与该地区的社会情况密切联系。“高姑庙”信仰的衰弱并不是单独某一个方面的所能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或者说是多个力量相互作用下共同所形成的结果。在这些力量或者说因素中，每一个力量也是不太一样的，具有该村的独特性与规律性。大体上来说，这些力量主要既包括本村之外的力量干扰，也包括本村庄内部自身的作用推动；既包括历史因素，也与如今社会所产生的新兴的时代因素密切相关。在外力与内力、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作用下，东武驾庄村的传统“高姑庙”信仰的衰弱之势的原由就可以理解了。具体来讲，这一信仰衰退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首先是收入水平及谋生方式的变迁对该信仰的影响。类似“高姑庙”信仰的乡村本土信仰，是与农民的土地收入来源相互绑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了农民对土地收入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讲，“高姑庙”与土地庙、城隍庙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当这种愿望或者说信仰目的发生改变时，信仰本身也会受到影响。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务工人员逐年增多，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趋势渐渐突出，如该村进城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或者从事与务农关系较少的行业的人数现今已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有很多农田都交给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或者种菜大户耕种，有一部分农民已经转换为了工人，反倒是与土地分离程度最低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对“高姑庙”仍抱有相当大的感情。经济的发展变化对劳动分工发生关键性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对本土信仰或本土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农民对收入的依赖不再单纯的靠土地，市场这一要素的影响逐渐扩大，人们对收入增加的热烈愿望不在寄望于乡村本土的类似“高姑庙”信仰，而变得更加务实，参与经商与打工的占相当一部分人群。这是近几年来“高姑庙”衰败的经济原因。

　　（二）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

　　其次是外来宗教的传入对本土传统信仰的强烈冲击。而“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里，如果传统信仰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西方基督教……就会有传播的权力”⑥。近些年来，一些外来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等在中国农村传播范围逐渐扩大，信仰群众规模也在扩大。笔者在调查部分信教村民后发现，村民信仰的原因具体来看很复杂多样，但在根本上看来都是世俗因素的驱使下进行的，这既是这些信徒因世俗原因选择信教，也是天主教会在选择进入中国农村选择与中国农村世俗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结果。这样的传播过程是信教村民与天主教会在世俗性接触中所完成的。虽然东武驾庄村信仰此类宗教的人数并不多，大概只有十余人，但与“高姑庙”信仰的衰败不同，其保持着向上发展的趋势⑦。另一方面，中国乡村的本土传统信仰与天主教这类外来宗教相比，缺乏系统性的教义教条，虽说是方便了农民们对信仰的了解，但缺乏组织性，对外界环境变化有抵触性并缺乏一定的变通性，而天主教这类外来的宗教具有很强大的适应性与扩张性。而农村本土信仰与天主教信仰的扩张性不同，其作为依托于农村自身的经济基础的文化，属于小众性的信仰，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当面对天主教在农村的强烈传播攻势时，本土传统信仰只得败下阵来，显得毫无招架之力。

　　（三）农村传统宗族势力的逐渐式微

　　农村传统宗法制的破坏是其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宗族的存在，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一种社会集体”⑧宗族势力在传统农村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与强大的话语权，但于建国以后随着历经诸多政治运动，基层政权权力的加强，使得传统的乡村宗族势力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抑制，虽说这些年来，宗族势力伴随乡贤政治的兴起⑨，得到了一定的复苏，青壮年进城打工并安家于城市，传统的宗族势力分崩离析，难以维系，使得农村的部分节俗活动消失或者缺席，但总体上讲，宗族势力的力量受行政力量与群众自治的力量制约，其难以与建国前的势力相比。就本土传统信仰与宗族势力的关系来讲，乃是一表一里、一个物质一个意识的关系，本土信仰为宗族势力的门面，也是农村宗族力量的思想意识来源。在该村里，高姓宗族是人数最多的宗族，约占全村人数的一半，以“高姑庙”信仰为例来讲，在过去传统社会里，高姓宗族修建高姑庙的目的并非单纯的进行教化、祭祀，这些都是表面化、仪式化的手段，其实质目的与其他宗族通过其他手段来加强自己宗族势力的想法如出一辙，是通过所谓的迷信活动来申明自己在村庄中的权威性。但是，在建国之后，农村的宗族势力大不如从前。就东武驾庄及附近的几个村庄而言，宗族势力影响主要残存在在婚丧嫁娶等这些仪式性的活动，在村务方面，许多村子基本上则是村民自治为主，行政力量干涉为辅的表现形式，宗族势力基本上是插不上手的。宗族势力的没落使得高姑庙的衰弱成为在所难免的历史必然性。

　　（四）政治运动及战争的干扰因素

　　历史上的政治运动对该信仰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高姑庙”信仰在历史上政治运动中遭到的破坏与其现在所处信仰文化断层具有一定联系。强力的政治，往往对与其相左的文化有着强烈的敌意，政治运动的进行，特别是激进的政治运动，往往会对旧的传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大汶口地区就是战场之一，不可避免的会对“高姑庙”带来强烈的冲击与毁坏，在建国初期，尤其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诸多大大小小政治运动，都对传统文化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本文为例的“高姑庙”也受到一定的冲击，据一位村民所回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高姑庙的庙宇也曾遭到极大破坏，神像被毁坏，庙宇也被改造为村小学。这是其在历史遭受到的比较大的劫难，文化上的年龄、年代断层造成的是信仰的停滞与倒退（对信仰本身来讲）。

　　综合上述原因，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农村的传统信仰之所以出现当今的窘迫地位，固然有历史因素的消极影响，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其与当今时代的很多因素契合度不高所致，这是主要因素。

　　在面对中外新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新因素的冲击，很多传统信仰作为小众信仰，来不及因时而变，变得故步自封，使得有相当一部分信仰群众脱离本土信仰而转向其他诸如天主教、佛教这类较为大众的宗教，就容易形成传统信仰越衰弱，其本身就越封闭不变通的恶性循环。

　　三、“高姑庙”信仰的未来展望

　　我们对“高姑庙”信仰的未来预测，也是对中国农村本土信仰的未来走势的一种推测。中国农村传统信仰现在遇到的状况并不乐观，虽然有些地方出现了部分传统信仰的复苏，不过那些都是属于大众类、之前普及度就较高的信仰，如佛教与道教。中国本土的小类型宗教式微的趋势是很难得以转变的。当前其面对问题有几个比较严峻的：文化的传承上面临着断层，村庄里掌握话语权的力量对其持不温不火态度，如何处理好与时代特色之间的关系，这三大问题是是决定农村本土传统文化未来走向的关键。未来的一段时间段内，中国本土信仰还会遭遇新的问题，如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环境保护与传统祭祀仪式的矛盾之处等，这些时代因素本身是难以以人的意志所改变，并且在未来数年内，中国农村传统信仰的将继续在行政力量、外来宗教、宗族势力等的夹缝中求生存。这将考验着本土信仰的容纳性与自身内涵。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农村传统信仰主要是指农村本土的小众信仰

　　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库系统，http：//fy.folkw.com/view.asp？id=2808

　　③选择调查的老年村民年龄均在65岁以上 。

　　④本文的该村数据来源为该村村委会记录。

　　⑤《中国社会史研究新识》，冯尔康，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一期，第66页。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10年，第44页。

　　⑦不少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村民认为外来宗教比本土宗教“科学”。

　　⑧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⑨馬小红，《“乡贤”的过去与未来》，（载《法制日报》，2015-11-14 07版）。张颐武，《重视现代乡贤》，（载《人民日报》，2015年09月30日 07 版）。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