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241年蒙古人第二次西征军进入欧洲，震动了拉丁基督教世界，如何蒙古人相处，决定了欧洲和十字军国命运的未来走势。在与蒙古人进行初步交涉后，十字军领袖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认为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于是派遣使者前往蒙古交涉，希望携手合作以打击中东穆斯林势力。然而，随着交往的加深，双方洞悉了两者在宗教信仰和政治利益上的根本差异，尤其是宗教信仰上的迥异，使得对宗教极其虔诚的路易九世拒绝与蒙古人合作，建立军事同盟的幻想最终化为泡影。此后，埃及新兴的马穆鲁克王朝利用这一有利的分立态势，分别攻灭了蒙古和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的势力。
关键词：路易九世蒙古——法兰克同盟马穆鲁克十字军国
欧洲人在回想起13世纪时十字军命运的时候，对他们当时错过与蒙古人的“结盟”而时有惋惜和感叹——他们结成联盟有可能击败当时强大的穆斯林军队，稳固十字军的版图，而且蒙古人也的确表达了希望与十字军领袖结盟的意愿。1980年11月，《旅行者》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波斯旭烈兀汗给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一封不为人知的信》[1]的文章，就是这样的心理写照。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它的相关影响很大，直接改变了历史结局。这是个有待探索的历史之谜。本文将以能找到第一手材料为主要依据，合理使用第二手资料，尽力考证出这次东—西结盟未竟的原因，并总结它对当时各方的直接影响。
一、路易九世与蒙古人的初步接触
事实上，首先提出蒙古人与十字军建立同盟的构想的并非蒙古人，而是拉丁基督徒们。当1241年蒙古人的西征军进入欧洲后，一场关于这些来自东方的陌生人的身份问题的大讨论就在拉丁基督徒之间展开了。
此时的拉丁基督教世界相信在基督降生的一千年后，历史即将终结，末日审判很快就会降临，而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地上世界还将经历一场规模巨大的末日之战。在这场战争中，世界上的所有天主教信徒将联合起来对抗上帝的敌人以迎接基督的再次降临。自教宗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以来，欧洲人就一直将现实中的一些事物与《圣经》中描绘的末日景象进行对应，现实中的每一个势力都有其在圣经中的对应，最典型的就是拉丁基督徒对于穆斯林的定位。他们认定穆斯林是假先知尼古拉斯的信徒，是上帝的頭号敌人，也是拉丁基督徒们第一个对抗的敌人。而蒙古人的到来也让欧洲人思考这些人在末日之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时的神职人员们称蒙古人为鞑靼人，他们认为蒙古人是地狱的化身，是世界末日最终之战的一部分，在《圣经·启示录》中描绘了两个食人部落——歌革和玛各，他们于千年后的假基督时代被撒旦从东方的亚历山大之墙中释放出来去残害信徒。在1245年的第一次里昂公会议上，教宗英诺森四世正式宣布了基督教世界的意义，他声称，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缘盘踞着三股敌对势力，它们分别是狂妄的萨拉森人、搞分裂的希腊人和凶暴的鞑靼人[2]。对于前两个敌人，参会的君主们一致同意他们就是正统信仰的敌人，但对于蒙古人的态度，参会的欧洲君主们却分为了悲观和乐观两个派别。
在悲观主义者看来，这些鞑靼恶魔将和萨拉森恶魔联手作恶，二者将要一起代表恶势力前来制伏基督徒。“专门从事烧杀掳掠的魔鬼对于西方世界的威胁愈加的迫在眉睫”[3]。作为虔诚信仰末世论的路易九世来说，这些人对波兰的天主教徒犯下的暴行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他们就是东方的食人部落。路易九世曾对其母卡斯提尔的布朗什说：“母亲，勇敢些，让我们在上天的慰藉下挺起腰杆来，此事只能有两种结局，如果他们真的打到我们这里来，要么我们把他们扔回他们的鞑靼老巢（地狱），要么被他们把我们送上天堂……如果我们不能击败他们，我们就以殉道者的身份去见上帝。”[4]通过路易九世的这番话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此时对于鞑靼人的态度明显是敌对的，对于鞑靼恶魔，可以说路易九世与之不共戴天，二者只有一个能最终存活。
但是，也有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些来自东方的人并非食人恶魔，与之相反，他们是科普特教会所传说的圣王约翰的部下，他们会在末日之战中帮助正统信仰的跟随者去打击上帝的敌人，此前花剌子模的覆灭就是最好的证明。一时间，关于这些鞑靼人究竟在这场末日之战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广泛兴起，为了搞清楚鞑靼人的立场，当时的教宗英诺森四世决定向蒙古大汗派遣使者。
1245年4月16日，方济各会士让·普朗·加宾尼带着教宗的《致鞑靼国王人民》的信件从里昂出发，在这封信中，教宗英诺森四世指责蒙古大汗对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破坏和屠杀并劝其悔过；此外方济各会士罗朗·德·葡萄牙也携带着一封教宗劝蒙古大汗皈依基督教的信件于同日出发。二者均取道金帐汗国进入高加索地区，最终，因罗朗·德·葡萄牙年事已高，两封信都由让普朗·加宾尼带给当时的蒙古大汗贵由。贵由汗接见了教宗的使者并对于教宗的信件做出了回信：
“若是你每行能践言，你是大教皇，应率同诸王一起亲来朝见，届时我每将以扎撒宣谕。
再者。你每说若我领洗，此是好事，你已告我，并送来请求。你的请求，我每不解。
……
你说‘我是基督教徒；我崇拜天主；我蔑视并……你何以知道天主赦罪，而对被赦者付与慈悲，你何以知道而使你发表此等言语？
在天主气力里，自从太阳照林西方以来，一切地面皆以委付我每。除天主命令外，何人敢有作为？现在你每应诚心说：‘我每称臣；我每尽力。你本人亲率诸王一齐来朝，尽职效忠。待至此时，我每将知你每归顺。若是你每不尊天主命令，而违背我每谕旨，我每将知你每是敌人。”[5]
从这封回信中我们看出，贵由汗对于教宗的指责以及劝说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提议毫无兴趣，而且还要求教宗带领基督教诸王向大汗俯首称臣。贵由汗声称蒙古人是奉了长生天之命来征服世界，他们想要的只是土地或者臣属。但是这封信在为教宗英诺森四世翻译为拉丁语时却出现了一个微小但却十分重要的差错，他们将长生天直接翻译为了天主，这个错误使得原本信仰异教的蒙古人成了上帝神圣计划的忠实践行者，这封贵由汗的信件也被译为各种语言交由其他欧洲君主阅读。几乎与此同时，一位自称是东方副司教的名叫Raban Ara的东方基督徒为教宗写了另一封信。在信中，他称自己是“受教宗管辖的东方副司教”，他祈求教宗宽恕蒙古大汗所犯下的罪恶和过失，他声称大汗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我们基督教徒免遭杀戮和掳掠，为了使圣地免遭破坏，为了使圣墓免遭前所未有的践踏……”[6]这封信也同样被其他欧洲君主所知晓。这两封信的言辞使得蒙古人在欧洲的形象被彻底扭转，蒙古人由此前凶暴的鞑靼恶魔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可以说是天主教信仰的捍卫者。得知这些消息的路易九世对于蒙古人的态度也大大改观，这让他在塞浦路斯接待前来的“蒙古使团”时展现了和此前那种强烈敌视的态度完全不同的友好态度。
1248年12月，路易九世在远征埃及的途中于塞浦路斯过冬时，接见了一个自称为是贵由汗在波斯的代表的使团，使团成员仅有两人：大卫（David）和马可（Marc），他们给路易九世带来了大汗的信件，在那封大汗的书信中，大汗首先祝愿路易九世国运昌隆并顺利战胜穆斯林军队，其后告诉路易九世蒙古人正在准备一场新的征伐，他们将从波斯出发，保护基督徒被穆斯林统治的局面，保护基督徒的财产，重新修建教堂，在大汗的庇护下安心祈祷，最后大汗表示在蒙古帝国境内，基督教徒可以获得充分的自由和平等[7]，“大王已为协助他征服圣地和从萨拉森人手中解救耶路撒冷做好准备。”[8]得知这一消息，路易九世大为兴奋，而作为回应，路易九世派遣了多明我会的会士安德鲁·隆如默为使节，带着礼物前去觐见贵由汗。此时的路易九世相信，蒙古的大汗即便不是传说中圣王约翰的后代，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也加入到了末日审判前的最终之战中并随时愿意为上帝的神圣计划而献身，蒙古人与法兰克人携手共同打击穆斯林的同盟即将成为现实。
二、 蒙古人的回应与路易九世态度的转变
当路易九世的使臣安德鲁·隆如默到达蒙古汗廷时，贵由汗已经去世，此时新任大汗尚未选出，因此负责监国的是贵由汗的母亲海迷失。在得知了路易九世关于建立同盟的意愿后，海迷失并未答应，而是向贵由汗一样给了路易九世一封回信，信中要求路易九世应明确臣服于蒙古人并年年纳贡：
“我们要告诉你：你若不能与我们和好，你就不得安宁。约翰神甫以及这个那个国王与我们作对；我们让他们全都尝到了利剑的味道。所以，每年你都应向我们送金送银，把我们当朋友对待，否则，我们就让你和你的人统统完蛋，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一样。”[9]
接到回信的路易九世大失所望，甚至对于此前的决定后悔不已[10]。加之此时路易九世对于埃及的十字军行动以惨败告终，在圣地驻留的国王又得知自己的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位虔诚的国王只得垂头丧气地返回法国。返回法国后，路易九世消沉了相当一段时间，“精神颓丧、一脸晦气的法国国王听不进任何劝慰。”[11]在回到法国后，路易九世在宗教层面变得更加虔诚，他对于国内道德败坏的人或事进行了及其严厉的整顿，那些不符合天主教道德的人都遭到了极大的沖击。此时的路易九世对于异端以及不敬上帝的人的行为近乎残暴，他希望以这种方式净化法国并取悦上帝，希望上帝宽恕他的罪孽并保佑基督教世界。他曾对其继承人腓力王子说：“尽一切力量在你的土地上追捕异端分子，同时要尽可能听取贤人们的有益建言，务必把他们从你的土地上清除。”[12]他的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他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乃至他去世之时，对他来说，十字军是一种宗教讨伐行动，需要事先做好伦理道德和礼仪净化的准备[13]，在路易九世的封圣诏书中，教宗卜尼法斯八世这样评价道：“他对沾染了混乱思想的人深恶痛绝，采取有效手段将这种病毒逐出国门，通过细心的预防措施，防止王国受到感染，从而使基督教信徒免受这些人的污秽传染；他排除这些不良因素，让真正的信仰光芒四射。”[14]而路易九世此时的状态，对于此后他与被他认定为“异端”的蒙古人的交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路易九世派出另一名使节纪尧姆·鲁布鲁克返回国王的宫廷时，他为国王带来了一本他个人在蒙古汗国的游记以及一封蒙哥汗写给路易九世的信，信件内容如下：
“有名称大维德者，曾冒称蒙古使臣使汝国。汝曾遣使随之来朝贵由汗，使者抵帝廷时，汗已死。其寡妇海迷失曾赐绢一匹并国书而遣之归，故此妇贱逾牝犬，安知和战之事，及此国之福利欤？
兹汝遣此二修士至撒儿塔所，撒儿塔不敢专决，遣之往谒拔都，拔都复遣之入朝觐见蒙古之无上主蒙哥可汗。朕欲遣使偕彼等同至汝国。据二修士言，此国及汝国之间，道途危险，兼有数敌国处乎其间。恐朕之使臣不能安抵汝国，愿自赍朕谕国王路易之诏敕而还。所以朕以长生天之诏谕付汝修士转达。汝奉谕以后，须遣使来报，欲和抑战。设汝自以国远，山高水深，蔑视天命，则彼能转难为易而变远为近者，知悉吾人之能为也。”[15]
从这封信中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这封信措辞较为礼貌，但其中心意思依然没有改变，依然要求路易九世向蒙古大汗称臣，否则蒙哥汗将派遣军队对法国发动征服战争，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蒙哥汗否认了路易九世此前在塞浦路斯接见的那个所谓的“蒙古使团”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蒙古人从未有过哪怕一点点对于路易九世的友好态度。虽然此后蒙哥汗又命拔都对这封信的内容进行增删，单据纪尧姆所说“其大意如此”，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此时蒙哥对所谓的蒙古——法兰克同盟依然毫无兴趣，他对于世界的看法和此前的几代大汗一样，对于要以长生天之命征服世界的蒙古人来说，外族对于他们只有臣属和敌人之分。而在宗教方面，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他们还没有在远东完全汉化，在突厥斯坦、波斯及在俄罗斯完全伊斯兰教化以前，他们自认为是腾格里在大地上的代表，他们的命令就是它的命令，对他们反叛就等于对它反叛。”[16]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一切具有超自然威力的教派首领——克烈部与汪古部居住的佛教和尚、中国的道士、土伯特的喇嘛、圣方济各会传教士、穆斯林的毛拉都应和平相处，但在这些教派之上，长生天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们对不同信仰的优待即是对腾格里的相应的保证。也就是说，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宗教层面，蒙古大汗与路易九世均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面对这一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路易九世对与蒙古人同盟彻底失望了，而接下来他看到的纪尧姆的游记令他对蒙古人再一次采取了近乎敌视的态度。
在纪尧姆的游记中，他明确说蒙哥汗“不信仰任何宗教”[17]，其他蒙古王公虽然有些信仰基督教，但他们却依然保留着蒙古人的一些独特的习惯，如占卜的方式，这种占卜方式也在纪尧姆的游记中被记录下来。蒙古人最常用的一种占卜方式是将羊的肩胛骨烧得像煤炭一样，当这些肩胛骨被烧黑后，就会被拿给蒙哥汗，由大汗亲自查看肩胛骨上的裂痕，通过这些裂痕的横竖以及是否裂成碎片来判断事物的吉凶。这种带有强烈萨满教特征的占卜方式明显不属于任何一个基督教教派的仪式，对于一个天主教狂热信徒来说，这种仪式完全可以划进巫术的行列，如果蒙古人都像蒙哥汗一样不信仰基督教，那么根据若·阿香仅对异教徒武装传教的理论，这些异教徒依然由皈依基督教的可能，但现实是相当一部分信仰基督教的蒙古王公也使用这种方式进行占卜，这种行为在天主教狂信徒的眼中就是背弃上帝之道转而向恶魔寻求启示，更不要说这些蒙古人信仰的基督教是早已被天主教列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了。因此，根据塞奥西古的亨利提出的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敌人——异端、叛教者、裂教者——远比异教徒更可怕的理论[18]，这些背叛了上帝的人才是天主教徒的头号敌人。若·阿香也提出对于异教徒（特别是穆斯林），应向他们传教而非如前三次十字军行动那样单纯地杀戮他们，十字军也因此加上了武装传教的任务。这两种思想使得此时的欧洲普遍认为针对异端的十字军甚至比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更为重要。
此外，这一时期的教会法要求天主教徒必须回避异端分子和裂教者。对于路易九世个人来说，他在国王这一身份之前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那就是“贤人”。在中世纪，“贤人”这一个称号代表着非常特殊的含义，这一称号包含着审慎、智慧和宽和等特点，同时包容了“骑士精神”和“神职人员精神”，是中世纪道德价值的最高表现。路易九世一生都在追求这一称号，他曾对罗贝尔·德·索尔邦说：“我希望得到贤人称号，一旦得到，我就将其余的一切都留给你，因为贤人这个称号非同寻常”[19]。这一点使得路易九世在考虑本国利益前，必须要先考虑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前文已经提到，路易九世将蒙古人视为异端和叛教者，他们是比穆斯林异教徒还要危险的敌人，如果路易九世与蒙古人结盟，那么对于此时正处在“末日之战”中的国王来说，无疑是向上帝的敌人妥协，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与穆斯林签订和平条约交换耶路撒冷的行为在欧洲就被视为是向上帝的敌人妥协，腓特烈二世也因此遭到了国内大部分封臣的反对，其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一落千丈。有如此前車之鉴，路易九世不可能会以牺牲自己无论是国家统治还是宗教形象方面的任何利益为代价去冒如此天下之大不韪，况且，路易九世本身也是一个十分重视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的人，当他的第一次十字军失败后，他一直认为是自己的行为使基督教世界蒙羞[20]。因此，在路易九世认定蒙古人就是天主教的叛徒后，这些跟从恶魔的异端就被路易九世从潜在的盟友的名单中彻底剔除了。他的这一决定彻底宣告了二者建立同盟的设想胎死腹中，而其后他对于旭烈兀主动提出与其结盟的提议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三、马穆鲁克王朝的应对与十字军诸国的毁灭
马穆鲁克取得艾因贾鲁特战役的胜利使得圣地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动，此前四分五裂，相互争斗的穆斯林小王朝先是被蒙古人剿灭，随后马穆鲁克从蒙古人手中又夺取了叙利亚地区，使得圣地附近的穆斯林势力再次归于统一，而十字军一方面丧失了蒙古这一强援，另一方面也因蒙古人的洗劫而无力组织有效地防御，此前十字军与穆斯林的军事平衡被彻底打破了。此时的马穆鲁克苏丹拜巴尔开始着手驱逐圣地的十字军势力，在拜巴尔的统治下，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已经被纳入马穆鲁克的统治范围，一名阿巴斯家族的成员也被他立为哈里发并将哈里发的驻地设在开罗，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
在重新联合了伊斯兰世界后，阻碍在他征服圣地道路上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已经带领主力返回中东的伊尔汗旭烈兀。1260年11月，蒙古军队再次进入叙利亚并洗劫了阿勒颇，但是在同年12月10日的霍姆斯战役中，蒙古人再次被击败并被驱逐到幼发拉底河以东。此时的旭烈兀可能真的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正因如此，1262年旭烈兀派遣了一支前往路易九世宫廷的蒙古使团以表达自己希望结盟的意愿。相应的，拜巴尔也同样忌惮蒙古人的战斗力以及随时可能正式成立的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蒙古——法兰克同盟，因此，他也需要一个穆斯林盟友。此时传统的伊斯兰世界在被旭烈兀的西征军蹂躏后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对伊尔汗国构成威胁的势力了。因此，拜巴尔把目光投向了成吉思汗的子孙，此时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
此时的金帐汗与察合台汗早已对优待基督徒的旭烈兀心怀不满，别尔哥汗在提到旭烈兀汗时不满地说：“他抢掠了所有的穆斯林城市，他没有征求任何他的亲属的意见就将哈里发处死，假使安拉帮助我，我将要向他追问所有那些无罪之人的血啊！”[21]旭烈兀也早就感受到了他的堂兄弟们对他的敌意，他曾对亚美尼亚教士瓦尔丹抱怨：“我们喜欢基督徒，但他们却优待穆斯林们。”[22]拜巴尔也同样注意到了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之间的敌意，就在旭烈兀的使团抵达路易九世宫廷的同一年，拜巴尔向金帐汗别尔哥派遣使臣并说服别尔哥与马穆鲁克同盟[23]。1262年，金帐汗别尔哥对旭烈兀宣战，作为回应，旭烈兀于1262年11月派军越过高加索山的达尔班山峡进入了金帐汗国的领土，与别尔哥的侄子那海率领的军队对峙于特勒克河。不久，察合台汗国也向旭烈兀发起了进攻，旭烈兀被迫撤军。在成吉思汗的子孙的相互争斗中，伊尔汗国此时再也无力组织新一轮对马穆鲁克的军事行动，而拜巴尔和他的继承者们则可以有条不紊地将占据了圣地的十字军力量彻底消灭。
1265年3月5日，拜巴尔夺取了凯撒利亚并将整个城市连同城堡一起夷为平地，正式开始了他对十字军的军事行动；随后，海法被占领，十字军军事重镇阿苏夫城堡也随之沦陷。1266年初，马穆鲁克同时向圣殿骑士团的萨芬特堡和小亚美尼亚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加利利地区被马穆鲁克占领；1268年，雅法与福尔福特堡被拜巴尔占领，同年5月18日，近东名城安条克被攻破并遭到屠城；1271年，圣若望骑士团的骑士堡向拜巴尔投降，马穆鲁克控制了整个安条克地区，安条克公国灭亡；1275年，拜巴尔占领了奇里乞亚，到1277年拜巴尔去世时，十字军已经丧失了全部的内地领土，其势力范围仅局限于从海法到拉塔基亚的狭长海岸地带；1285年，马穆鲁克苏丹嘉拉温占领圣若望骑士团的重要堡垒马尔卡布城堡，随后进占拉塔基亚；1289年4月6日，的黎波里城破并遭屠城，的黎波里伯国灭亡；1291年5月18日，阿卡城被苏丹艾什赖夫攻陷，圣殿骑士团大团长博热的威廉战死，耶路撒冷国王亨利二世逃往塞浦路斯，耶路撒冷王国宣告灭亡，至此，持续了近二百年的圣地十字军运动最终以穆斯林的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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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法】雅克·勒高夫著，许明龙译：《圣路易》[M]，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页。
[11]Matthieu Paris，Chronica majora， vol.5[M]， Whitefish： Kessubger Publishing， 2010， pp.456-466.
[12]Davis OConnell， Enseigenments， Marseille[M]， Illustrated Edition，1983， 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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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瑞典】多桑著馮承钧译：《多桑蒙古史》[M]，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9-320页。
[16]【法】勒内·格鲁塞著 魏英邦译：《草原帝国》[M]，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17]【英】道森编 吕浦译 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鲁布鲁乞东游记》[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
[18]【英】乔纳森·赖利-史密斯著，欧阳敏译《十字军史》[M]，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3页。
[19]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M]，Whitefish： Kessnger Publishing，2010， pp.16～19.
[20]Matthieu Paris， Chronica majora，vol.5[M]， Whitefish： Kessubger Publishing， 2010， pp.456～466.
[21]【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三卷[M]，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
[22]【法】勒内·格鲁塞著 魏英邦译：《草原帝国》[M]，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页。
[23]Edwin John Davis， The Invasion of Egypt in A.D.1249（A.H.647）by Louis IX. Of France （St.Louis），and a History of the Contemporary Sultans of Egypt[M]， Sampson Low， Marston and Company， 1996，p.79.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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