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秦飞

　　摘 要：1936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甘肃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和陈昌浩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双方就北上战略问题发生巨大分歧。陈、张自共事以来一直亲密无间，为何此时突发争论？本文就此次争论所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做一些探讨。

　　關键词：陈昌浩；张国焘；争论；影响

　　1936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甘肃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和陈昌浩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起因及影响，学界探讨较少。本文将对此做一个梳理和评论。

　　一、关于这场争论的由来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写道，正当他们调动队伍北进时，张国焘从岷县匆匆赶来漳县。他一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发牢骚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1]在场的人大吃一惊。问了问情况，才知道刚开完岷县会议，会上张国焘和陈昌浩意见大相径庭，双方争论得很激烈。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宁、会宁以便会同红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并夺取宁夏，继而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会上大多数人支持陈昌浩而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因“另立中央”一事受了严厉批评也有思想包袱，所以情绪很激动，说着说着竟掉了泪，并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2]徐向前说，他觉得陈昌浩当时有点“取而代之”的味道，于时于事也不太合适。大家都劝了一阵张国焘，说还可以再商量。张见大家劝他又来了劲，指着地图边比划边高谈阔论了一通，大意是在静、会地区与敌决战对我军不利，陇中和陕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且难以发展，应该转移到河西及兰州以北方好。次日凌晨陈昌浩从岷县赶来漳县，相谈之下，见在这里的几个负责同志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朱德同志来了后明确反对张国焘的方案，提出应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未等中央复电即命令部队开始行动。至此，张国焘和陈昌浩之间的激烈争论方告结束。

　　二、关于这场争论的原因

　　这场被张国焘称为：“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3]的争论，究竟因何发生，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共产国际及其派回的代表林育英对陈昌浩的深刻影响。陈昌浩曾于1926年留学苏联，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王明、博古、凯丰等由于持相近的理念，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即一些1927年底时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松散团体的成员，他们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1935 年 12 月 16 日和 1936 年 1月 24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两次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是共产国际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的，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这对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支持者的陈昌浩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尤其是曾经留苏的同志具有相当的约束作用。据张国焘《我的回忆》记载：“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以往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4]

　　第二、朱德、任弼时等对红四方面军做持续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

　　自1936年9月一、四方面军分裂后，朱德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他没有率领左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部队北上，而是作为红军总司令留在了四方面军，并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向他们阐明党的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说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危害性，澄清了红四方面军的混乱思想， 提高了红四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 也消除了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之间的隔阂，增强了两军的团结。

　　1936年，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据《任弼时年谱》记载，为做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工作，任弼时接受朱德的提议，和朱德、张国焘一起随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北上。

　　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四方面军同志（包括陈昌浩）进一步认识到团结与北上的重要意义，为陈昌浩抵制张国焘错误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使陈昌浩对张国焘南下路线有了清醒认识，四方面军指战员认识到只有北上会宁、静宁，与一、二方面军会合，才能实现红军的大团结，才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红军南下失败，是陈昌浩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下的失败和北上的胜利形成鲜明对比，使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越来越多地表示了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愿望，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张国焘错误的不满情绪。对此，张国焘在回忆中说： “当时我们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实力派。我们曾多方设法，经过康定，向四川和云南一带的军人活动，要求他们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们的努力，不是落空，便是毫无反应。反之，陕北方面，却找着了一个军事巨头张学良。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5]1935年11月，四方面军在百丈决战中失利，部队损失上万人，经此一役，部队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全军撤至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与敌相峙准备过冬，但这年冬季却下了大雪，部队补给非常困难，粮食、药物、棉衣缺乏，处境日益艰难，张国焘的南下之路遇到了严重挫折，对此张国焘自己回忆说：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6]。1936年2月，红军被迫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3月间先后占领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等地。此时，部队已由南下时的约八万人减少到四万人，损失过半。这种局面与北进的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以陈昌浩为代表的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情绪日益增长。再加上红二、六军团即将到来，所以，张国焘在内外夹逼下被迫做出了放弃第二中央，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决定。

　　三、这场争论带来的深远影响

　　陈张之争虽然最后以张国焘取得多数人的支持，陈昌浩放弃北上而结局，但是对陈、张，乃至四方面军最后的结局都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

　　第一，张国焘在四方面军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挑战，是其日后失去对四方面军领导的先兆。

　　第二，奠定了陈昌浩日后升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基础，但同时，也埋下了西路军失败的种子。在四方面军的诸多领导同志中，陈昌浩在北上会师问题上坚决的支持了朱德，与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些奠定了陈昌浩日后升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基础。但与此同时，陈昌浩深知自己曾经支持过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他为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所以在中央任命他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之后，不顾及战争发展的实际情况，机械执行中央的命令，这为西路军的失败埋下了种子[7]。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64.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65.

　　[3][4]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307.

　　[5]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297.

　　[6]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279.

　　[7]董汉河：陈昌浩与西路军[J].历史研究，1998，6月.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