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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院校辅导员压力源与应对方式研究

时间:2023/11/9 作者: 山东青年 热度: 15435
钱玉玲

  摘 要:近年来,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高校辅导员因繁重的工作任务过早地进入职业倦怠,辅导员队伍不稳定直接影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育人成效。本文通过质性研究的方式,在访谈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艺术院校辅导员压力源及其应对方式,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缓减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对策和建议,为构建高校大思政格局、坚持立德树人的办学理念提供有效服务。

  关键词:艺术学院辅导员;压力源;应对方式;对策建议

  高校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隊伍的特殊群体,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把辅导员的工作块面主要分为九大块: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和班级建设、学业指导、日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研究,而新时期构建大思政格局的现实需求,则赋予了辅导员更多的任务和新的挑战。坊间传闻“一睁眼忙到天黑”是高校辅导员工作的真实写照。来自学院各部门的指示、纷繁复杂的工作任务、多重角色的冲突,都给辅导员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来自艺术学院的辅导员更要面临艺术生不服从管教、思维活跃、个性化突出的挑战,越来越多的辅导员因为各方的压力源过早地进入了情绪枯竭、去个性化以及低成就感的职业倦怠期,这对高校思政工作的开展甚至教学工作的推进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分析高校辅导员的压力源以及他们的应对方式对稳定辅导员队伍、提升辅导员职业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1. 压力源

  肖晓哲(2011)[1]把压力源(stress)称为应激源或紧张源,是指对个体的适应能力进行挑战,促进个体产生压力反应的因素。压力源分为生物性压力源、精神性压力源和社会环境性压力源三个类别,本文所分析辅导员的心理压力源主要是以精神压力源为主的一种职业压力源,它包括来自工作、生活及其周围环境各个方面的压力。由于艺术类学生个性鲜明、不服管教、思维活跃等具体特征,艺术类院校的辅导员在实施思想工作时必然遭受更大的压力。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内三所艺术类院校的20位辅导员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质性分析,归纳访谈条目来获取当前艺术院校辅导员的压力源(见表1)。

  1.1 工作负荷

  在艺术院校,辅导员任务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繁琐性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奖勤贷助、学风建设、团学党建社团班级、安全稳定、心理健康、就业指导等教育和服务工作,都是辅导员每年要应对的常规工作。由于艺术院校学生个性突出、思维活跃,常常显示出难以管教的特性,辅导员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还经常要占用休息时间下宿舍、登舞台,组织学生下农村、进社区开展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甚至辅导员绝大多数要求住在学生公寓,与学生同吃同住,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摸透学生的个性差异,针对性教育,与一般教师相比,辅导员的工作时间更长,条件更艰苦,环境更复杂。在此基础上,许多高校并未严格按照教育部 1:200 的比例来配备辅导员,存在 1:300 甚至 1:600 以上的严重配备不足的问题。人员少、负荷重,任务多、要求高,头绪杂、期限紧,辅导员很难平衡好各项工作,致使容易产生不良心理反应和过大压力。[2]

  1.2 自我发展需要

  辅导员被认为是德育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以及大学生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要按照学院党委和学工部的要求给予学生学业指导、思政教育及心理辅导等等。但大部门艺术学院的辅导员专业背景差别较大,只有一小部分与思政、教育和心理相关,大部分辅导员在经历岗前培训之后就马上上岗,在工作中重新学习思政理论和心理咨询技术,缺乏在岗的继续教育和培训,造成辅导员工作的盲目性,从而产生对职业生涯发展的茫然。过大压力导致的职业倦怠,以及低收入待遇,使得一些辅导员致力于寻求转岗机会,而学校缺乏辅导员相关的转岗和晋升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辅导员自我发展需求得不到较大程度的满足。

  1.3 职业认同

  相比于经常给学生上课的专业老师,辅导员和学生鲜有课堂互动的接触,加之辅导员从事一些与学生相关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学生通常对辅导员没有较高的“老师”认可度。入住在学生公寓的辅导员要和管理员阿姨一起管理学生的起居、卫生环境、作息时间等,由于工作重点和方式区别于一般老师,与学生对辅导员的角色期待出现冲突,学生往往把辅导员误认为管理员阿姨,从而导致一些辅导员自身定位不够清晰,容易出现对职业本身的困惑,自我认同感较低。一些学校的辅导员并不在事业单位编制范围内,却往往要承担更多更重的工作任务,安全感缺失,中途离职的情况屡见不鲜,继而导致辅导员队伍的不稳定。

  1.4 人际关系

  辅导员在做好本职工作范围内,通常要承接其他职能部门部署安排的工作任务,在执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通常按照事情轻重缓急来优先排序,但这并不能平衡各部门的时间和质量要求,导致沟通上存在误解。另外,辅导员在处理问题时遇到涉及部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冲突,往往不能够平衡所有人的期待,导致受到其他老师和学生的不理解,尤其在学风检查过程中,任课老师通常对辅导员赴课堂检查学生上课情况感到愤怒,对学生上课使用手机等违纪情况“谁管理”、“谁惩罚”的议题颇有争论,学生自身也对学风检查、没收手机的辅导员不置可否,辅导员常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1.5 家庭压力

  在受访的辅导员中,有5位男士,15位女士。其中已婚辅导员5位,占总人数的25%;剩余未婚辅导员15位。在访谈过程中,已婚辅导员均表示伴侣对其工作状态有所抱怨,大部分冲突来源于辅导员并未能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时间分配,影响了家庭生活的质量;少部分未婚辅导员在恋爱过程中也往往受到婚恋对象的质疑,只有相当少的婚恋对象能对辅导员工作性质表示理解和支持,而一些需要入住学生公寓的辅导员甚至没有时间寻找适合的婚恋对象,导致个人问题一拖再拖,家人的过分关心都成为了压力。

  1.6 躯体化

  处于学生工作的第一线,辅导员维护着学生的安全稳定,在处理学生问题时,辅导员往往是第一责任人,尤其是承担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辅导员更是责任重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危机事件的处理和干预等都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辅导员的心理压力,很多辅导员表示出现神经衰弱和睡眠障碍。学生工作无小事,学生身上发生的任何小事都会牵动辅导员的关注,因此辅导员一般都是24小时待命,连休息时都是神经紧绷的状态,丝毫不敢懈怠。

  2.应对方式

  应对是应激和心理健康之间重要的中介因素,Folkman 和Lazarus(1986)[3]将“应对”定义为:“当一个人判断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超出自己拥有的资源、可能会为自己带来负担时所做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为了处理这种交互作用的内、外需求”,应对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Lazarus和Folkman(1984)[4]认为应对是任何预防、减弱和消除压力源的付出,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潜意识的、健康的或是不健康的,这种努力也可能是以最小的痛苦方式来忍受压力的影响。曾凡敏(2013)[5]的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对职业倦怠有预测作用,因此研究辅导员的压力应对方式有助于帮助他们缓减职业倦怠,提高职业幸福感。

  通过质性分析的方式,本文归纳了20位辅导员访谈记录中面对工作压力时采用的应对方式。(如表2)

  2.1 逃避

  在访谈中,女性辅导员比男性辅导员更多地采用逃避的压力应对方式来应对工作中遇到的压力源,男性辅导员较少地采用这种应对方式。这可能是由于女性辅导员相比于男性辅导员,在家庭上付出更多精力去经营。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使得女性辅导员不堪其扰,往往倾向于选择逃避的应对方式,而事后她们又表示逃避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继而陷入更深的焦虑情绪,可见逃避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并不能缓减事业倦怠的状况。

  2.2 攻击

  大多数辅导员都表示,在工作中秉承“以生为本”的理念,对学生表达出来的负面情绪均以包容的心态去接纳、去关怀,往往在自我关怀和照顾家人情绪上考虑较少。他们把自身在工作中产生的焦虑和抑郁情绪通过对内攻击的应对方式,伤害了自我,也伤害了家人。显然,这依然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只会加剧职业倦怠的进程。值得欣慰的是,在访谈中只有两位辅导员表示采纳此种应对方式,大部分辅导员能够较好地自我调节,心理健康水平较高。

  2.3 寻求支持

  多数访谈对象表示,支撑自己面对源源不断压力的支柱是寒暑假期中能够无所顾忌地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女性辅导员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更倾向于寻求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她们在假期与朋友、家人去远途旅游,甚至时常保持电话联系,在情感需求上有所寄托,通过寻求支持的应对方式,她们能够较快地调整心态,保持积极和正能量。而由于社会对男性的角色期待,男性辅导员通常较少表露或宣泄自身的负面情绪,他们希望在家人和朋友中树立积极正面的形象。相比于女性辅导员,他们较少地使用寻求支持的应对方式。

  2.4 认知重建

  绝大部分受访辅导员均表示采用认知重建的方式来调适自身的心境,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施者,通常掌握了很多谈话的技术,因此在自身遇到负面情绪时,他们表示大家往往互相倾诉,互相劝导,通过改变自己的认知来改变自身的情绪,通过这种应对方式,他们能够在长时间高压的态势下,保持自身健康的心理水平,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工作模式,理顺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较好地适应辅导员工作模式。

  3. 缓减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建议

  3.1 给予人文关怀,健全心理健康教育机制,提升辅导员职业幸福感。

  辅导员的精神面貌取决于他们的情绪管理能力,积极阳光的态度往往能给学生带来正面影响,而辅导员在高强度工作重压和家庭生活双重压力下出现负面情绪是很正常的情绪表达,学校并不能以偏概全地将其归结为心理异常。负面情绪需要疏导,工作之余需要生活保障,涧吾森(2000)[6]认为“社会支持水平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主观幸福度越高,心理症状越少”。学校应联动院系两级党政领导,支持和关心辅导员职业发展,发挥“一岗双责”的作用,为辅导员提供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支持。在学校心理中心的年度工作中加入教师心理健康疏导的模块,为辅导员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也可以通过座谈会的方式收集和吸纳辅导员压力源,协同各职能部门和教学系部共同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现实困难。同时购置一些音乐放松椅等设备放置在“教工之家”,开展团体性的有益于辅导员身心健康的活动,通过朋辈沟通和及时干预,提高辅导员心理健康水平。

  3.2 明确岗位职责,强化激励机制,增强满意度和成就感。

  职责不清是很多辅导员工作堆积如山的主要原因,辅导员队伍执行任务效率高,完全服从上级安排,因此很多职能部门因为辅导员“叫得动、肯吃苦”而把工作一股脑地安排给他们,造成了辅导员多重角色的冲突和超负荷的工作量,忙碌中容易出乱出错,反而被领导批评,效能感较低。艺术院校应建立科学有效的业绩考核体系,对辅导员的劳动予以认可和积极评价,强化激励机制,保障辅导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等,促进辅导员更好地成长和发展。分阶段、分梯度选拔一些德才兼备的辅导员升任领导岗位,在职称评审条件和要求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在生活上给予关心和帮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鼓励辅导员发展可持续专业和突出技能,切实推进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7]

  3.3 增强辅导员决策参与度,化被动承担为主动参与,提高辅导员职业认同。

  辅导员作为学校和学生之间上传下达的纽带,往往是被动地参与学生日常事务的管理,较少地参与学校重大事项和活动实施方案的讨论,高校管理层在对學生工作进行相关决策和评价时,应更多地吸纳来自一线辅导员的意见,鼓励他们主动地参与制定方案和讨论,提升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实效性,从而提升辅导员的成就感和满意度;建立联通机制,搭好学院党政领导和辅导员的沟通平台,从而减轻辅导员角色冲突压力,在事务性工作上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有效增强参与和管理各项工作事务的责权。管理层还应合理规划辅导员的工作流程、机制和内容,理顺学校党委、各职能部门、院系三方与辅导员的关系,克服多重领导的弊端,使辅导员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本职工作模块,推动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拥有更多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强化辅导员职业认同,提升职业幸福感。

  [参考文献]

  [1]肖晓哲.高校辅导员压力源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J].社科纵横,2011(9):297-298.

  [2]姚天增,沈秀清,李海鹏.高校辅导员的压力与压力管理研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26.

  [3]Folkman S., Lazarus R.S.Appraisal, coping, health status and Psychologyical sympto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86,50:571-579.

  [4]Lazarus,R.S. & Folkman.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Newyork:Springer1984.

  [5]曾凡敏.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与职业倦怠相关研究[J].社会心理科学.2012(6):94-98.

  [6]涧吾森.社会支持、心理控制感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4):258- 260.

  [7]梅娇.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问题成因及对策分析[J].西北医学教.2007(6):475.

  (作者单位: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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