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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之仁

时间:2023/11/9 作者: 山东青年 热度: 14648
周品洁

  摘要:孔孟思想中,“情”是“仁”中的重要元素,“仁”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内涵,但脱离不开感性情感的参与,孔孟之道的“情”有两个特性,即人文精神和审美性;并且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道之情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情;仁;孔孟思想;感性

  “情”在孔孟思想中很少被单独论述,即使提及“情”,也是将其放于“性”内作为人自然、天生的材质来说明。但孔孟谈仁爱、说仁义时,却暗中也透漏着情感因素,“仁”是有情之“仁”,是情理交融的复合体。仁爱与仁义的思想贯穿着中国文化,“情”的参与,形成了人情文化、情感文化、审美文化。我们这里就孔孟之道中“情”的内涵、特性、来源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做出梳理和探讨。

  一、“情”的内涵

  孔孟思想中的“仁”、“礼”、“义” 内容都包含着情理交汇的感性特征:它们都是有情人生中道德规范,而不是西方古典哲学中理念性、形而上的律令,孔孟之道中“情”是关乎人之生命的感性存在。“仁”中有大气磅礴的情感劲势,因此它是天下之志,是大人之器,不同于宗教的虚无人生观,而是一种“有情宇宙观”。

  “有情宇宙观”中“情”的诉诸对象首先就是人的生命。《论语》、《孟子》中多处渗透着反对战争,珍重生命的思想,面对国君关于如何战的请教、如何胜的问题,二者都选择避而不答或者直接反对:“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1] 并且即使对于仁义之战,如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二者也认为平复天下、解民倒悬才是目的,杀敌伤人只是对待暴虐之行迫不得已的制裁手段,对《书》中“血流漂杵”的“不尽信”便体现了有情之仁对生命的尊重。因对民存情,故他国子民也仰之盼之如望甘霖,西征东怨,民心归附。这同西方古代复仇、屠城性质的战争完全不同,一者出于情而得于情,一者出于战而失于战。

  其次,孔孟之道的“有情宇宙观”中,除了这种反战重生的圣人气象外,还流露出一类特别的日常情怀,是一种乐天知命、俯仰不愧的生活惬意,这种惬意构建出有情人生與有梦人生。《论语·述而》第五则中提到孔子梦周公,而《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到了刘勰梦仲尼而随之南行,可见儒者之梦都在此世间,或志于复礼,或志于立言,或存追梦激情在天地苍冥,或存浩然正气在史简丹青,孔孟之道的“情”在于人生价值的渴求之梦,是五情红尘之梦。这不同于道家寂静无事的庄生梦蝶,也不同于佛家的“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儒家之梦根于五情,落于人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极大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有为,追梦不止。

  再次,孔孟思想中特别重视的就是人伦之情,孔夫子赋予了这种人伦情感以心理基础,因此有回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2] 的情感“孝”,以及“三年之丧”的礼制;而孟子更是使这种人伦情感有了本性、自然的支撑,将人伦情感归至人的善性与良能。

  二、 “情”的特性

  1. 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生活中有三个关键词:“天理”、“国法”、“人情”,其中“人情”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文性,尤其是孔孟思想中的人伦情感。前文已提及,我们之所以在礼仪上循规蹈矩,是因为礼中有仁,仁内含情:“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3],“子于是日哭,则不歌”[4],这种哀戚、持久的情感就出于对他人苦难的感同身受与切身理解,延绵余哀中流露出恻隐同情的人道光辉。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中认为儒家区分了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的真正不同,而这里的道德境界不是“道德的规律,或道德格言,叫人只死守死记。”[5] 即不是要求人只需知其然,不必知其所以然的规范守则,而是渗透着主体对应为之事所具有的深切人文理解与人性同情,这样应为之事就趋向了愿为之事。

  2. 审美性

  一般我们分类审美情感的愉悦等级,都会将其由低至高分为三等:感官上的快感愉悦、心理上的补偿愉悦、以及精神境界上的崇高愉悦,孔孟之道中所流露的审美情感,由于蕴含道德仁义等内质,便处于第三等级,即精神境界中。

  此外,“乐”(yue)中也有丰富的审美性,孟子所说的“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6] ,“声”之所以比“言”更易动人,就在于“声”更带有情感性,是人的情感随外界事物而起伏迭变的表现,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人情之所必不免也”[7] 。而孟子特别重视“乐”与道德的关系,也在于他认识到了“乐”具有以情感人的美育作用,并且,以“仁义”为本的“乐”更能发挥出强大的社会性人伦教化功能:“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8] 可见,人伦之情在内心积蓄,便会表现于外,形诸舞咏,因而带有一定的审美品质。

  四、“情”的影响与作用

  孔孟思想中的“情”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将其总结为以下三点:

  1. 政治上:使意识形态温情化

  《论语》开篇第二则就说“仁之本”在于孝悌,并且孝悌之仁不会犯上作乱。在儒家思想中,忠、孝常连于一体来评价一个人的品德操行,为何政治操守同伦理品行能够打通、连结呢?其中关键就在于“情”。

  孔孟之道中的政治理想带有温暖的人情味。本于孔子的忠恕原则,《孟子》将其推及至国家治理,提出独乐与众乐的关系问题:孟子并不反对在物质上的快乐,但这种快乐要与民共享,要做到“与百姓同之”[9] 的政治理想境界。

  2. 伦理上:特别关注人伦关系

  儒学义理似乎不太去深究事物的本质本源,而更多关注事物的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孔孟思想因情感的深入渗透更是特别去关注社会的人伦关系。

  孔孟之道所强调的人伦情感是以家庭亲情为核心而辐散开的。《论语》、《孟子》中从来看不到“大义灭亲”之举,孔子肯定的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朱子于此处有会心评析:“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孟子更是从具体之事入手,来维护人伦亲情,提出父不教子的观点,这其实就避免了一对隐性矛盾,即善善相责而反夷的矛盾,教育本来是维持人心良善的工作,但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活动,教育活动中必定会产生摩擦、冲突,为避免这种由教育的严肃正理所引发的情势矛盾,干脆就直接选择回避化解——“君子之不教子” 。

  3文化上:追求向死而生的乐观精神

  孔孟所关注的,都是人的历史或人的现实,而对于彼岸世界,都采取了搁置不论的态度,相较于宗教从个体心灵出发的普度众生,由于“情”的深植其中,儒学似乎更愿在温暖红尘中救世济民,从一种广阔的、真实的天地出发,将经世致用的大事业视为神圣道德,用力于伦理、政治,以实现个体、家国、民族的理想,同时“把人生大群积极价值扶植起来” 。

  但被生命激情所渗透的文化乐观精神,并非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放纵、挥霍之乐,而是背负着人生苦难与生命无常,却仍能自强自新的苦中作乐,因此才有忧患意识与敬德修业的内省美德,而避免了桀骜不拘、轻浮不敬的浮躁情性。

  [参考文献]

  [1]《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2016年2月.

  [2]《孟子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2015年9月.

  [3]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 三联书店2015年5月.

  [4]李泽厚:《论语今读》 中华书局 2015年3月.

  [5]《荀子》 方勇 李波译注 中华书局 2015年3月.

  [6]冯友兰:《新原道:中国哲学之精神》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7]熊十力: 《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 郭齐勇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年.

  [8]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 东大图书公司 1978年.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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