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熠

　　

　　摘要：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能否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实现和平崛起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而且同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息息相关。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主要从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两个角度展开探讨，而甚少从国家制度的视角解读大国和平崛起的影响因素。通过比较19世纪末美德两国崛起的历史，我们发现分权制衡的国家制度更有利于大国的和平崛起，而相对集权的国家制度更有可能将崛起国引向战争的深渊。

　　关键词：和平崛起；影响因素；国家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经济利益与结构稳定两种解释的不足

　　自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以来，中国的崛起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人们普遍关心“中国崛起”这一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对当前的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意味着什么。当2003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并首次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之后，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话题便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争论。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否，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发展，更是关乎世界各国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

　　关于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以金灿荣教授等为代表的国内学术界强调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全球治理等因素对大国冲突的制约作用，认为“如果中美两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且路径选择得当，成功构建两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可能的”亦即中国有可能实现体系内和平崛起。[1]而以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从现实主义理论逻辑出发，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现有国际体系结构的动荡，国际体系结构的调整能力与中国迅速崛起之间的失衡将导致大国冲突，即中国将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2]

　　上述两种观点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又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认为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的观点考虑到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对战争的抑制作用以及毁灭性的核武器对各国的威慑作用，这些因素的确大大降低了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值得反思的是，在一战爆发前夕，德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不可谓不紧密。据统计，德国自1900—1913年，对外贸易额从103.7亿马克增至208.5亿马克，增幅超过一倍。1913年德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达到13%，是当时世界第二大贸易国。[3]不仅如此，一战中各种致命性武器的发明不断，这些却并没有阻止国家间爆发战争。因此，仅仅凭借经济全球化与核武器的存在就断言大国的崛起不会引发大国冲突，显然是值得怀疑的。而强调中国崛起必定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引发对位大国战争的观点同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国际关系史上新兴大国实现和平崛起并非孤例。从二十世纪美英实现霸权的和平交接到二战后德国与日本成功实现体系内的和平崛起，都说明了新兴大国实现和平崛起并非毫无可能。由此也足以证明对中国和平崛起持悲观态度的学术观点局限性所在。

　　那么，既然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究竟是何種因素决定了大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本文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制度的视角分析大国的和平崛起问题。

　　二、理论框架：“挑战——遏制”的四种崛起类型

　　逻辑上来说，新兴大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取决于两个变量。第一，取决于崛起国是否主动挑起挑战现有国际体系的崛起战争；第二，取决于霸权国是否发动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战争。

　　当两个变量叠加时，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争将难以避免。诸如20世纪初以威廉德国为代表的同盟国与以英国为代表的协约国所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新兴崛起国的威廉德国有意通过战争与英国争夺海外利益，取代其霸权国的地位；而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英国也有意通过战争遏制德国的扩张势头，这就使得德国难以实现和平崛起。

　　当两个变量都没有起作用时，新兴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和平崛起。20世纪英美两国实现和平的权力交接以及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和平崛起当属此例。一战前崛起的美国无意通过战争挑战英国的霸权国地位，而英国受制于德国的崛起，同样不想与大洋彼岸的美国爆发战争。可以说，美国国内对发动战争的审慎态度与有利的国际局势为一战后英美两国成功实现了霸权的和平交接提供了可能。

　　当霸权国拥有为维护现有国际体系而发动战争的坚定决心，而崛起国却无意或不能挑起崛起战争时，新兴大国也许会崛起失败，但是却能够有效地避免崛起战争。二战后的日本就是典型例子。日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崛起引起了霸权国美国的注意，但由于日本战后特殊的国家定位以及其本土由美军占领的关系，日本不敢也不能通过发动战争实现崛起，其结果是日本崛起失败，但同时也避免了两国间的战争。

　　当霸权国对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而发动战争犹豫不决，而崛起国不断采取挑战战略继而引起国际体系的动荡时，对位大国之间极有可能爆发战争。二战前的纳粹德国就是例子。纳粹德国在二战前持续发动对外战争，起初英法两国采取姑息的绥靖政策，但是由于德国持续的扩张战略，最终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对于新兴大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关键变量在于崛起国是否有意通过战争实现崛起，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进一步分析，崛起国国家战略的影响因素是多方位的。其中，国家制度起着关键的作用。分权制衡的国家制度有利于保证崛起国不会轻易地挑起战争，而相对集权的国家制度则难以限制决策者发动战争的权力。一旦国家战略方向取决于决策者个人意志，决策者的战略误判将可能导致崛起战争。

　　三、案例分析

　　（一）德国与美国的崛起

　　19世纪下半叶，统一的德国与结束南北战争的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使得各自的国家实力获得长足的发展，均具备实力挑战当时的霸权国英国。

　　19世纪90年代德国完成工业革命，这使德国成为完全奠基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现代工业国。德国在当时重工业的标志——煤、铁、钢的产量和轻工业的标志——纺织用棉的消耗都达到世界的前列。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电气与化工部门，德国在世界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德国电气工业的总产值，1891—1913年间增长了28倍。1913年德国的化工产品销售额达24亿马克，生产了占世界总产量90%的合成染料，出口了占世界化工产品出口总额的28%。[4]与此同时，1890年的美国工业产值即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1%；在世界贸易中美国则占第三位，仅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5]endprint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德美与英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00年时，三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英国为18%，德国为16%，美国为31%；十年后到1910年，英国占14%，德国占16%，美国占35%，德国已跃居欧洲之首，居世界第二位，美国更是跃居世界第一。这个时期由于德国工业经济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贸易额随之大增，从1900年的103.7亿马克增至1913年的208.5亿马克，增幅一倍还多。1913年英国占世界贸易额的15%，德国占13%，美国占11%，德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美国则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6]

　　（二）德國与美国的崛起战略分析

　　统一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依靠复杂均衡的大陆策略为德国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时期。但威廉二世执掌国政后不久便实行了与俾斯麦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即“世界政策”。“世界政策”的主要体现就是殖民主义和海军主义政策。

　　威廉德国的海军主义。1897年中，主张海外扩张的冯·梯尔皮茨海军上将成为帝国政府的海军大臣。上台伊始，他便制定了庞大的海军建设方案，要求建立强大的舰队，同英国一决雌雄，从而实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1898年帝国议会通过第一个扩建海军的法案。两年后政府又提出了第二个造舰法案，规定十七年中把舰队数量翻一番，也被议会通过。1906年、1907年和1908年，政府接连提出进一步扩建海军的提案，都被通过。梯尔皮茨的海军扩张计划引起了英国的忌惮，对德国的命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威廉德国的殖民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将北非、巴尔干和土耳其作为其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1899年德国利用英布战争的时机，占领了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等小岛。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建造巴格达铁路，这条所谓“三B铁路”，途径柏林—拜占庭—巴格达，不仅能使德国控制整个土耳其和小亚细亚，而且可以从陆上威胁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成为德国“向东方推进”的工具。[7]威廉德国的殖民主义政策直接挑战了英国的利益，为一战爆发埋下了隐患。

　　随着19世纪末期美国国家实力的显著增强，为了适应商品输出、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美国抛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与德国一样日益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它一方面利用门罗主义作为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排挤英国势力的工具，以实现它独霸拉丁美洲的野心。另一方面积极扩充海军实力，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进行频繁的侵略扩张，以夺取新的领地和势力范围。[8]

　　美国的海军扩张政策。为适应复兴海军加速对外扩张的需要，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拨款以建造4艘现代铁甲舰的议案，1886年开始建造的战列舰“缅因”号于1890年建成下水。从1890年起，美国开始大力建造第一流战舰，到1900年共建造了15艘一流战列舰和5艘装甲巡洋舰。随着美国海军实力的增强，美国海军实力在世界各国中由1880年的第12位上升到1895年的第5位，到1900年进而上升到仅次于英、法两国的世界第3位。[9]

　　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1878—1899年，美国先后与英国、德国展开对萨摩亚群岛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当时三国的海军舰队汇集于阿皮亚港，“萨摩亚的上空战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0]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英两国还就巴拿巴运河的开凿与归属权展开对抗。19世纪80年代美国同欧洲列强展开角逐，开始积极干预拉丁美洲的事务。在此之前，拉丁美洲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因此美国对拉丁美洲事务的干预导致了与英国的激烈冲突。

　　通过对德美两国崛起时期的国家战略分析，我们发现两国采取了近乎相似的海军扩张与对外扩张政策，为了争取海外利益不惜与霸权国英国展开针锋相对的对抗。那么，何以最终英国与德国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美国不仅避免了对位大国战争，而且顺利实现了和平崛起。

　　（三）国家制度对战争的影响

　　德国与美国的扩张政策同样导致了与英国的激烈对抗，两国也同样经历了数次战争危机。但是，美国政府成功抑制了自身的战争冲动，而德国却跌入了战争的深渊。究其原因，是两国的国家制度对发动战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美英两国关于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曾经将两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1895年7月20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向英国发出了一份关于委内瑞拉边界的照会，在照会中坚持美国有权干预英委两国间的争执，以支持委内瑞拉维护其领土的完整。英国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回复表明英国不承认门罗主义适用于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边界纠纷，也不接受美国对这场纠纷进行冲裁。不仅如此，英国海军立即在英属圭亚那作了军事部署，以此作为对奥尔尼照会的回答。由于英国拒绝仲裁，两国关系陷于非常紧张的状态。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在1895年12月17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表示不能容忍欧洲国家在拉丁美洲的扩张。克利夫兰充满火药味的咨文，煽起了美国举国的战争狂热。美国海军进行了战争准备，把它的2/3舰只集中到拉丁美洲。但是美国的态度虽然咄咄逼人，但是它却没有采取有力的备战措施，实际上是恫吓多于行动。[11]美国并没有轻易地发动对英战争，原因就在于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发动对外战争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而得到国会的多数支持并非易事。

　　而德国与英国之间的故事则更加广为人知。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奥匈皇储费迪南遇刺身亡。以该事件为起点，爆发了国际关系史上著名的七月危机：奥塞冲突顿时加剧，于7月28日爆发奥塞战争。而在余下几天中，威廉德国与英国相继卷入战争，一战由此爆发。[12]史料表明，德皇威廉二世对于奥皇的增援承诺是促使奥地利宣战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德国轻易地甚至主动地发动战争，与其国家制度息息相关。德国宪法赋予了德国皇帝统帅全国军队与不需经过议会批准即可对外宣战的权力。这一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成为德国轻易发动一次大战的主要原因。endprint

　　四、结语：分权制衡的国家制度与和平崛起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与美国在19世纪末期完成工业革命后都实现了国家的崛起，奉行了类似的海军扩张与对外殖民战略，同时面临过与英国爆发战争的危急时刻，甚至美国的实力增长与对外战略对英国构成了更加直接的威胁。但是，最终的结局是德国卷入了与英国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崛起失败，美国成功却避免了与英国的战争，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顺利实现世界霸权的和平交接，两国的国运迥异不得不令人唏嘘感叹。

　　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德国轻易地挑起了战争，而美国对战争却采取异乎寻常的审慎态度。差别所在，即两国国家制度的权力集中程度。美国宪法规定，宣战权掌握在国会手里，总统有权回击针对美国本土的進攻，但如果不是针对美国本土的进攻，那么，总统要采取任何有可能导致战争的军事行动，都必须得到国会批准。这一规定有效地约束了美国总统的权力，为美国决策者发动战争增加了一道保险机制。与此不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宪法却规定德国皇帝代表帝国，身兼陆海军最高统帅一职，有权对外宣战而无需经过议会批准。缺少了国会对于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当决策者出现战略误判时，国家所面临的战争风险也就大大增加。这就是德国崛起失败的悲剧原因之所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而言，吸收美国分权制衡的国家制度对抑制战争冲动的经验，借鉴威廉德国权力集中的决策模式阻碍和平崛起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唯有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依法治国”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改革目标，才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确立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金灿荣，赵远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03）：50-68+156-157.

　　[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4][7]丁建弘. 德国通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273，282.

　　[5][6][德]库钦斯基.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研究，（陈东旭译）[M]. 上海：三联书店，1995：45.

　　[8][9][10][11]丁则民等主编. 美国通史（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2，340，350，368-369.

　　[12]梅然. 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07.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511312906）。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