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仙玛??

　　摘要：蒙藏民族关系一直以来是藏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蒙藏民族问题也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于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从历史的，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研究蒙藏民族间的关系都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笔者认为《蒙藏民族关系史略》是蒙藏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部经典且难以超越的著作，对于想初步了解蒙藏关系的读者来说，读过此书之后能够对纷繁复杂的蒙藏关系有一个明晰的了解。而对于从事蒙藏关系研究的人来说，此书是一部具有一定权威、能够作为一定理论支撑的必读著作。在本文中，笔者力从该书的优点与不足来分析，欲对这部经典之作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蒙藏关系；优点；不足

　　蒙古族和藏族是我国的两個较大的兄弟民族，他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对共同缔造、发展我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同属为游牧民族的蒙藏两族的关系源远流长，友好往来。自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王室与西藏地方之间正式建立了政治联系后，蒙藏两族一直交往密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都得到了发展。在蒙藏民族关系中，似乎自始至终都是以政治和宗教为主线，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不同，但宗教这一主线贯穿始终。就如樊保良先生所言：“在蒙藏关系发展的这个大舞台上，既闻马蹄噔噔，又见香烟缭绕。”[1]

　　蒙藏两个民族悠久、密切的民族关系是我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学、蒙古学、甚至是中华民族关系史、中国历史研究当中的重要内容。蒙藏民族关系问题也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于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有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不懂得蒙藏关系史，也就无法弄清西藏是如何统一于中国的道理。”因此，历来有很多历史学者对蒙藏关系的问题，都曾做过介绍和研究。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扎奇斯钦的《蒙古与西藏之历史关系研究》，1978年由台湾中正书局出版；东嘎·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1981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樊保良1992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研究》；嘎尔迪1996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藏文化交流研究》；本世纪初陈庆英、丁守璞主编的蒙藏关系史丛书《蒙藏关系史大系》，分为政治卷、文化卷和宗教卷。相关论文据粗略统计就有百余篇，在此不一一列举。相关著作中，笔者格外推崇王辅仁先生和陈庆英先生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该书是著者在多年从事藏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历史上蒙藏两个民族在政治领域中的交往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准确的研究后历经多年写成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全书有32开本，280页，229千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10月出版。该书不仅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蒙藏关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而且它还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民族关系史著作。所以该书不仅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是引人注目的一部佳作。

　　王辅仁和陈庆英先生编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是根据汉文、藏文和蒙文史籍中大量的翔实资料和经过作者多年的研究写成的。此外，书中还吸取了许多国外研究者的优秀成果。该书阐述了十三至十九世纪中叶，即元、明、清时期蒙古族和藏族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往来及相互影响，论证了两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2]再次生动地展现了，祖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的暮暮情景。该书采取了编年体的编写方法，全书脉络清晰，语言通俗易懂，既有低潮，又有高潮，读起来十分精彩。本书具有以下优点：

　　一、内容丰富。全书共分为五章，分别论述了十三世纪中叶以前的蒙藏民族关系、元代的蒙藏民族关系、明代的蒙藏关系、以及清代的蒙藏民族关系。由于清代的民族关系尤为纷繁复杂，所以书中用了两章，将近九节的内容来阐述清代时期的蒙藏民族关系。

　　二、史料翔实、丰富。我认为这本书在运用史料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运用了诸多汉文、藏文、蒙文史料。作者编写此书的那个年代，由于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都是新兴的学科，在这个领域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作以借鉴。但此书引用了《萨迦世系史》、《汉藏史籍》、《红史》、《青史》、《安多政教史》、《俺答汗传》、《蒙古源流》等藏蒙史籍中有关蒙藏民族关系方面的史料。足以弥补汉文史料之不足，而且在那个年代也很少为人公开引用，更觉珍贵。如今在这个研究领域虽有很多佼佼者，为我们的学习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但是这本书依然是后人研究蒙藏关系的珍贵史书。（二）引用史料很严谨、审慎。例如：1、在叙述成吉思汗是否与西藏有过联系时，作者归纳了汉文史籍《元史》；藏文史籍《如意宝树史》、《蒙古教法史》、《新红史》；蒙文史籍《蒙古源流》以及《多桑蒙古史》等诸多史书中所记载的几种不同说法，并指出这些记载互有矛盾之处，但是作者也并没有妄下结论，而是说：“至于成吉思汗是否与西藏有过联系，联系情况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3]2、公元1239年阔端派大将多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队进攻西藏，从青海一直攻到藏北，烧毁了属噶当派的热振寺和杰拉康寺，而属噶举派的达垅寺和止贡寺却没有遭到蒙军的破坏。对于这一问题，据藏文史籍《青史》的记载，多达那波的军队没有攻打位于热振寺和杰拉康之间的达垅寺，是因为当时达垅寺笼上了一层迷雾。另一藏文史籍《西藏王臣记》记载，多达那波打到了拉萨河上游著名的止贡寺，是由于止贡寺的寺主有“法术”，骤然间天空中飞来一阵碎石，所以蒙古军未能将止贡寺破坏掉。作者罗列出这些说法，认为究竟为何没有破坏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是值得研究的。达垅寺近在眼前，未遭破坏也不会是“迷雾”笼罩；对止贡寺，多达那波的军队是否到达过都值得考虑。即使打到了止贡，也不会因为寺主的“法术”而放过止贡寺。并且认为重点在于遭到破坏和未遭破坏的寺院分别属于噶当派和噶举派两种教派，而在此以后，恰恰只有噶当派没有蒙古王公做它的后盾。因此是否此时蒙古人对西藏佛教的教派就已经有了一些倾向性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4]在本书中诸如此类的事例甚多，鉴于篇幅有限，不再一一举列了。从这些就反映了作者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和素养，当为后人之典范。endprint

　　三、观点显明，特点突出。（一）蒙藏两族人民一直友好往来，关系密切。这种密切有好的关系，始终是蒙藏两大民族历史关系长河中的主流。纵有类似1632年喀尔喀部却土汗率部南下青海，征服在青海的土默特部，在青海杀害和监禁格鲁派僧人，以及1717年准噶尔贵族策妄阿拉布坦骚扰西藏等事件发生，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不得人心的行动很快都以失败而告终。蒙藏友好关系的历史长河继续随着历史发展的洪流而滚滚向前。（二）蒙藏民族关系的构成，自始至终都是以宗教和政治为主线。纵观蒙藏关系中的每个重大政治事件，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忽必烈通过与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结成联盟，封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领宣政院事等宗教政策而实现对藏区的治理。元朝恰恰是通过使萨迦派作为其管理西藏的代理人，对西藏加强了行政管理而使西藏真正归入中国版图。再到俺答汗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仰华寺相会之后，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的蒙古势力进入青海，黄教在蒙古广泛传播开来等诸多重大事件都是由蒙古族的政治领袖和藏族的宗教领袖合作完成的。蒙藏关系就如一部历史长剧，既有高潮阶段，又有低潮阶段，而且其高潮阶段都是由蒙古汗王与西藏宗教领袖合台演成的，既闻马蹄噔噔，又见香烟缭绕，威武壮观，动人心弦。（三）在整个蒙藏民族历史关系发展过程中，蒙古方面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也始终是以统治者、保护者及支持者的身份出现的。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族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244年阔端派兵入藏，邀请萨班前往凉州。就阔端写给萨班的信来看，所谓“邀请”，无疑就是对萨班发出的最后通牒，无论萨班愿不愿意，都得前往。萨班是处于被动而前往凉州的。由于会谈顺利，蒙古才和平解决了西藏归属问题。忽必烈虽对帝师八思巴尊崇至极，但是从实质而言，八思巴仍是忽必烈授命管理西藏的朝廷大臣。权利再大，也都是皇帝所赋予的。还有代帝师行使职权的西藏最高行政长官萨迦本钦，虽由帝师举荐，但是最终需由皇帝任命。后来的固始汗直接统治全部藏区，其主导、支配作用，自然可想而知。但这里作者也并不排除西藏佛教对蒙古族的征服作用，认为蒙藏之间形成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评价历史人物比较客观公允。马克思说过，“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而且“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可见，人在历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人物是指那些在历史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足迹的人。我们在研究民族关系中，怎样正确地评价各民族的领袖人物，这将是一个正确对待民族关系史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本书中，作者认为：（一）作为各民族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活动必然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因此我们在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时他们的活动是否符合国家走向政治统一的历史主流，应是一项重要的标准。（二）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活动必然首先是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即他们所属的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的，对本民族和其它民族的劳动人民，他们都是剥削者和压迫者，但是，他们的活动在历史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有的起了消极的作用，有的起了积极的作用。（三）同一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它有可能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或者在阶段上，前期和后期的表现不同。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绝对化、一刀切。根据以上原则，作者认为萨迦班智达、八思巴、忽必烈、固始汗、康熙、乾隆、五世达赖等人，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肯定他们的主流活动是必要的。而对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罗卜藏丹津、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等人的活动在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是给予批判和谴责的。[5]在此，我想重点讲一下在本书中，作者对于第巴桑结嘉措的评价。第巴桑结嘉措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藏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普遍认为他能够深入民间，在任第巴期间治理西藏，政绩显著，对他起兵反抗和硕特部汗王在西藏的统治惨遭杀害，也寄予深刻的同情。另外，他的很多著名作品，对藏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国内学术界有不少人对他趋向于全面否定，认为第巴桑结嘉措：对五世达赖的去世匿不发丧、反对清朝统治者授权统治西藏的拉藏汗、勾结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等。作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显得有些牵强，有必要做全面的分析。首先，关于秘不发丧，确实是因为当时内忧外患的特殊情况。第二，第巴桑结嘉措和拉藏汗之间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第巴桑结嘉措反对拉藏汗，确实是反映了当时藏族人民群众对和硕特部汗王在西藏的统治和不满。清朝虽是支持拉藏汗，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反对拉藏汗就是反对清朝。第三，第巴桑结嘉措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关系比较错综复杂。桑结嘉措幻想利用噶尔丹的力量来和和硕特部的汗王争夺西藏的领导权，因而在噶尔丹反清叛乱时偏袒和支持他，这是他消极的一面。但是，必须指出，噶尔丹叛乱反清并不是因为第巴桑结嘉措的支持，而是基于噶尔丹称霸蒙古的野心所为。同样，作者也指出，桑结嘉措作为统治阶级，必然有他消极的一面，他与和硕特部汗王的斗争也主要是为自己争夺权力。他没有也不可能也不可能依靠藏族人民来进行这场斗争，而主要是靠施展政治计谋和手段，结果他自己也在这场权势纷争中结束了一生。作者就这样结合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一分为二的、客观全面的分析评价了这一历史人物。

　　还有，作者在书末不仅写了一个本书大事年表，简明的列出书中阐述的大事，这对于读者了解和掌握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是很有帮助的。还编写了索引，读者想知道人名、地名等在哪一页，有几处，查阅索引便知。对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种附有索引的书在作者编书的上个世纪末应该是很少见的。

　　当然，没有一个完美至极的人，同样也没有一本没有瑕疵的书。我认为此书有以下几个不足之处：1、本书只是侧重于蒙藏民族之间的政治历史关系，而对其他方面则涉及很少。2、我在讀此书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对蒙古诸部的分布情况总是捋不清楚，搞不明白。我觉得若是作者在本书中附上几幅历史地图，用以说明这个问题的话会更便于读者理解。就如作者在本书中绘了一幅元王室的世袭表，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就会对元王室的窝阔台系统和托雷系统有一个清晰的了解。3、此书在其第一页就标明其历史起讫年代是十三至十九世纪中叶。但是我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发现其上限所标的年代是对的，可是下限只写到乾隆年间，即只写到十八世纪中叶，而不是十九世纪中叶。可能是作者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只好写到乾隆年间。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总体而言，在我看来，这本书深深的吸引了我，它把蒙藏关系描绘的可谓是有声有色，有起有落。在我读此书的时候，偶尔会觉得自己仿佛穿越到那个年代，赋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参考文献]

　　[1]樊保良著：《蒙藏关系史研究》，[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8）.第1页.

　　[2]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第1页.

　　[3]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第15页.

　　[4]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第16页.

　　[5]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第173页.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北京 10008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