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煜彬

　　摘要：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毛泽东深入研究探讨历史上的优秀军事思想，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中国长期以来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中的一系列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加以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该军事思想在近代中国革命战争的背景下吸取实践经验教训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指导带领中国军民羸得了革命战争的全面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军队作风建设；国防建设

　　20世纪初期，中国军人大多受到国外军国主义军事优先思想的影响，认为军人只管打仗，能征善战就是好将士，对政治层面很少触及甚至抵制，大多数军人认为军事和政治完全是两码事，军事应该优先于政治，且要用军事指挥政治，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严重的影响了早些时期的红军将士。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及时扭转了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并在近代革命战争的背景下不断总结升华，迅速成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指导体系，彻底批判了军事至上的军国主义思想，并指导中国革命事业走上正确的道路。

　　一、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

　　政治和军事在国家大体上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整体，一个国家拥有能打胜仗的军队，如果没有杰出的内政支撑，那么这个国家必定长久不了，最终难免矛盾激发，政权崩溃。

　　针对早期红军中弥漫着的军国主义军事优先思想，毛泽东于1929年12月底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軍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确立和逐步完善起来的，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延续至今，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仔细思考后不难发现，相比国外军人绝对和被动服从的原则，毛泽东军事思想包含着浓厚的民主思想，它并没有将军事死板的归属于政治，而是进行了有机融合，古田会议报告明确指出并强调“官兵一体”，要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在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德国军事代表团时曾说过：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该也是政治家。历史表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枪杆子”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视政治的军事思想与国外军国主义单纯的军事思想划清了界限，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确立。

　　二、开展人民军队作风建设

　　历史表明，一支高效率高战斗力的军队，并不仅仅是拥有精良的装备，良好的训练素质，更要有严格的纪律约束。

　　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依据军队建设的内外环境形势，并结合历史经验以及实践经验，大力开展部队的作风建设，提出政治坚定、求真务实、英勇顽强、令行禁止、团结友爱、艰苦奋斗六项要原则，同时阐明要想建设出一支作风优良的军队就必须做到痛下决心，转变思想；找准问题，对症下药；言而即行，持之以恒；领导带头，以上率下这几点。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一支军队的作风是这支军队的生命线，且能够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然而在20世纪前中期，由于中国革命军队士兵大多是受到封建传统观念严重影响的农民，相比于极少数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在思想、纪律、团结、忘我牺牲舍身取民族大义等方面相差甚远，如此一来狠抓作风建设，积极传导无产阶级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收编吸纳了国民党投降部队之后，队伍不断壮大，士兵的思想之间出现了隔阂，收编的国民党士兵多以自身荣耀、处事利益为先，不能很好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作风稀松，散漫。为了整顿部队纪律，毛泽东制定了针对性的方案，在严查作风纪律的同时，开展以连队为单位的关于作风建设的宣传动员会议，以身作则，让每一名士兵都能充分了解军队作风建设以及培养个人优良作风的重要性，以此为基础，打造出了一支作风优良、战无不胜的军队。

　　三、提笔《论持久战》制定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来势凶猛，部分人认为武器装备落后，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然而收效甚微。不久，日军相继攻陷天津、北平，威胁整个华北，战争失利导致民心低落，军心涣散，“战不胜，国将亡”的消极思想将中国逼入了危急存亡的境地。

　　不过中国军队并没有放弃反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让中国军民看到了希望，很多人认为如古人云，哀兵必胜，一鼓作气。随即认为团结一心可正面对敌速战速决，却并未考虑到双方军备以及作战能力的差距。

　　在研读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后，基于抗战爆发至目前为止的实践总结，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30日在延安《解放》周刊上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同时又拟写出著名的《论持久战》并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很匮乏，承受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能够承受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1]

　　在确立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后，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必然要经历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相持阶段将会最为辛苦，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去扭转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积蓄资源以确保战略反攻阶段的顺利进行。随后，毛泽东组织军民，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配合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利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实行敌进我退，敌守我扰，敌退我进的策略，给予深入中国境内的日本侵略军沉痛的打击，并最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2]

　　四、解放战争诠释指挥艺术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两党就和平共处发展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重庆会谈的同时，双方致力于争夺根据地以及日军战败后留下的军事物资并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上党战役。

　　随着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矛盾的激化，终于在1945年8月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战争初期，在作战人员数量方面以及武器装备质量方面，共产党都差了一大截，毛泽东在经过深刻的思考后，规划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反攻，战略决战三个阶段，并将军队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深知敌众我寡，遂指挥军队撤出城市，转回山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城乡关系，大量的人力物力集中在农村，农村是可以脱离城市而单独存在的，且当时的经济大部分依靠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多在农村进行，城市并不能完全管制农村，同时把革命根基建立在农村适时的解决了我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难题，将游击队整编归入正规军，发展人民武装，开展各项革命运动，坚决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拒绝教条主义和冒进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恰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早期体现。

　　经过一系列整编发展并安稳的度过了战略防守这一艰难的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拥有了与国民党掰一掰手腕的实力，但是毛泽东并没有选择直接决战，而是在慎重分析战争局势后，下令全军由战略防守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将主力着重用于围剿山东等解放区，后方空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之后，毛泽东毅然指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同时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进攻皖苏，陈赓军团进攻豫西，迫使国民党军队回援。毛泽东效仿孙膑“围魏救赵”的典故，解除了山东等解放区被围困的问题，并以此为信号，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来说，当时的情况并不会像这里谈的那么轻松，仔细思考可以发现，毛泽东在下达指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说这是一场豪赌丝毫不为过。解放战争初期，人数差距注定共产党方面只能战略防守，保守情况下，山东解放区被围困，正在进攻鲁西方向的刘邓大军是应该回撤支援的，因为一旦解放区被攻陷，那么对鲁西方面发起的进攻将毫无意义，甚至有可能腹背受敌，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但是不可否认当时毛泽东应该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以及对策，只是没来机会展示罢了，指挥战争就要需要这种果决。

　　随着战争的延续，国民党军队作战屡屡受挫，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解放了大片地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同时队伍在不断的壮大，军队数量达到了400多万，规模空前，反观国民党军队仅仅剩下150万，至此，毛泽东果断下令，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全面优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接连发起了赫赫有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对国民党军队主力进行分割，加以逐个击破，成功围歼了国民党主力，至此，国民党军败局已定。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逃往台湾标志着解放战争的落幕。[3]

　　五、联合实际指导国防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适时调整中国共产党军事发展的重心，开始着手经济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没有巩固的国防，就不会有和平的环境去构建强大的经济；反过来说，没有强大的经济，也不可能建设出强大的国防力量，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相辅相成互为保障的。[4]

　　时至今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依旧是保持着相当的先进性的，如果说这个军事思想在古田会议时期才只是一个雏形的话，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趋于成熟了，而解放战争则更像是一个历史检验的过程。笔者一直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一个人的军事素养，并不完全体现在临战指挥上，而是要拥有纵观全局的大局观以及对能够预测全局基本走向的能力，这样形容或许夸张了点，但很难再找出更加贴切的言语来描述了。

　　历史是公正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为我国主导的军事思想传承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迄今为止我国历代领导人的军事思想都是在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基础的前提下，加以结合几代人的智慧和中国国情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所以坚持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将军事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狠抓军队作风建设等这些优良传统才能无损的传承下来。另一方面，尽管和平年代几乎没有战争，但是大力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却仍要注重军队建设，加强军事训练依旧是军队建设的必修课，并在军事训练的过程中加强军队政治文化建设，提高部队整体政治文化水平，致力于军事人才的培养，致使中国经济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军事力量也能夠得到质的飞跃，切实做到富国强军这一点。

　　目前很多入伍的新兵之间弥漫着“服役两年回家种田的消极态度”，偏离甚至背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原则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多加强部队与地方的交流，大力宣传部队的优良传统文化，开展思想教育，提高适龄群众积极参军的思想觉悟。同时大力延续军队作风建设，组织学习传统军事思想，摆正价值取向，杜绝消极的参军态度，从基层抓起，深入传导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明白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让全体官兵都能加入到现代化国防建设中来。只有不断宣传革命历史，渲染革命时期的精神，从历史的经验中了解军事思想发展的细节与过程，才能让无产阶级优秀军事思想理论万古长青，永驻军魂。

　　[参考文献]

　　[1]诸葛亮集（第2卷）[G]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12.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荆州 43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