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军事力量的猛烈撞击下,中国被迫开始从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在对西方文明的重新审视后,清政府打出“自强”、“求富”的口号推行了一系列变革举措,在这之中,军事领域的变革起到了决定性的牵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晚清军事变革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然而随之产生的军队私人化问题,解构了中国数千年以来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整合能力,并最终导致了清政府走向灭亡,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埋下了隐患。
关键词:晚清;军队私人化;现代化
19世纪50年代,清廷面临外有列强侵略势力的不断进犯,内有太平军起义攻城掠池的重重压力,急需有战斗力的军队出征平乱,但此时官军早已暮气沉沉,根本不足以抗衡任何一方武装力量。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无奈大办地方团练,启用湘、淮勇营,这就开创了地方私人武装的先河并在日后逐步演变成了军队私人化的现象。不可否认,湘、淮军的兴起是晚清军事变革的重大成就,这些新式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清帝国的败亡,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中央权威出现衰落现象。在之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继承沿袭了湘、淮军的制度精神,以军事管制形式把持地方政权,颠覆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并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毫无疑问,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对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军事变革带来的军队私人化对于20世纪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成长也产生了消极阻碍的影响。
一、军队私人化下国家现代化转型受挫
在现代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军队作为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其职能是维持阶级统治,防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安全,其所有权属于国家。然而晚清以来军队私人化的问题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军权的绝对服从关系,致使文武关系倒置,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整合能力逐步被弱化,也使公共职能和公共权力遭到异化,致使近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状态之中,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危害。
(一)军队的私人化导致军队職能异化
军队私人化的倾向的肇因发源于曾国藩创建湘军,他以“兵员自募,权归主将”的方式改革军制,开创了“兵为将有”的先河,这种理念被之后以李鸿章的淮军为代表等一系列的地方军所继承。至此,造成了“兵饷合一”“军政合一”“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的现象,并逐步演化成地方督抚专政擅权,统兵将领拥兵自重的趋势。在清末,军队便成为了地方督抚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私人工具。众所周知,军队作为有组织的武装暴力,是维持阶级统治和维护国家安全与主权领土完整的重要工具。在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急需要建立一支统一强大的属于国家掌控的职业化军队来建构现代国家主权,在国内树立最高权威。而建立在私利和私人人际网络关系上的军队,非但不能具备现代化军官团的职业精神,不能保有对国家的绝对忠诚,而且这种职能异化的军队也成为了阻碍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军队的私人化导致国家能力下降。
晚清湘军军制改革与政制运作的变异,使军将兵士从“仰食朝廷”变为“仰食官长”。这就直接削弱了中央集权,降低了清中央政府的社会控制和协调能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地方化。这具体表现为因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主义的兴起而带来中央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和行政职权下移的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晚清政府在面临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中,无奈向地方督抚放权以平定叛乱。在后期晚清军事变革的道路上,那些在军界拥有权力的地方督抚则借改革的契机继续扩充军队,并获取大量社会资源。新军事变革非但没有实现清政府的初衷,反而加固助长了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可以看出,军队私人化的问题不仅弱化了中央对地方军事权力的控制,还进而改变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二是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在清朝中后期的洋务运动中,各军地派系继续沿袭发展,再加上清政府自身的政治惰性,军事变革实际变成了一场各谋私利的运动,武器装备采购来源纷繁复杂,军队编制标准不一等问题层出不穷。此时中央政府已不能完全管制、调配地方军备事务,更多的是依靠执掌各派系军的督抚自由操办,这实际上显示了中央政府的整合能力已经大大降低,国家权力碎片化进一步扩大,并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战争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这也印证了恩格斯所言:“地方和各省的分裂割据状态必然产生地方狭隘性和省区狭隘性,导致人民不知如何行动,而被敌军各个击破。”
(三)军队的私人化致使国家主权受损
在晚清军队私人化的现象中,还透露着军队对各个列强势力的依附性。从当时国内的局势来看,清政府在面对内部起义和外国侵略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本是为借西方军器摆脱困境,挽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在之后的过程中,各实际操办的地方督抚手中的私人化军队却表现出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严重依赖。如此一来,自身的发展便完全受到国外列强势力的牵制,给予了他们利用此契机更多地压榨中国的机会,也为之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提供了自然的条件。这种从私人化军队中表露的对外依附性也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军队不可能为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支持,反而损害了国家主权,成为了反噬国家现代化成长的力量。
二、军队私人化下国家现代性的有限成长
在军队私人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也并不是完全停滞不前,在局部的一些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最直观的表现就在在军队私人化的影响下,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被解构,中央集权不断衰败,最终造成清政府无力回天,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力,走向灭亡。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体制的终结,宣告了封建帝制的崩溃,这无疑是国家政治体制向现代化转型迈出的一大步。
其次,随着清政府对社会整合能力的下降,也为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进步性社会团队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在清朝末期,清政府逐渐对官办和官商合办的工业失去控制,这就为民间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其中还涌现了一大批爱国实业家,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理性精神,都是现代国家与之相应的市民社会的要素。除此之外,带有政治性色彩的民间团体也趁势而起。他们以改良现存政治或者直接申言夺取政权为目标,成为了现有政治权力的批判者和反对力量。这些社会团体的兴起,也成为了孕育中国近代化思想和社会力量的摇篮。
总而言之,由军队私人化而带来的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阶层等各个领域的多重影响,使中国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始终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渡状态,无疑严重延缓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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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文琦.晚清军事变革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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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校区,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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