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8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政治批评”以后，叙事学进入中国，这时期的小说批评从侧重内容转变形式为审美与思想的双重鉴赏。叙事学的方法理论为形式主义的审美批评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小说创作的实践；就文本而言，无论是小说的故事结构还是人物形象，叙事学的理论都发挥着有效的作用。这对新时期的“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实验小说”具有重要的文本阐释价值。
关键词：叙事学；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故事；人物；新时期
一、新时期叙事学的理论意义
新时期小说创作经历了初期的“伤痕”、“反思”、“改革”以及“寻根”小说，到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现代派小说”、“先锋实验小说”逐渐由传统的现实主义开始向西方现代派学习。不仅小说的主题思想产生了变化，艺术表现手法也进行了变革。初期的“伤痕”、“反思”、“改革”小说往往以写实主义的手法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血泪控诉，基于此，文学批评形成了以“‘反映论为主的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范式和话语构成”＼+①使得这一时期文学批评主要批判以往错误的文学观念，重点反省文艺理论政治化问题，为进步文艺家平反、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提供依据。但这为建立新的理论范式提供了前题和基础。到了80年代中期这种反映论的话语已经无法适应文学批评的要求。尤其是“先锋小说”的一些实验，给文学批评的理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正是因文革刚结束，文学批评理论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出发，以‘真实论为核心和基础，还没有摆脱“政治决定论”的束缚。而新时期的小说日渐多样，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也有后来出现的“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实验小说”。这其中包含的“意识流叙事”、“荒诞”、“变形”等具有现代特征的艺术手法，以及后来的“叙事圈套”、“元叙事”等艺术技法，都让现有的文学批评理论话语难以为继。这些先锋性的小说倡导的语言实验着实令批评家们感到耳目一新，但是以往把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的批评模式却并不能将先锋文学的价值取向、艺术手法解释清楚，于是社会功利批评或者反映论的批评与文学批评渐行渐远。后来文学批评经过“主体性”的讨论，将文学的“主体精神”确立为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到了1985年的“方法论热”为批评界对文学本体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中国文学在审美文论的推动之下加快了文学本身规律探索的步伐，这一时期，批评家将文学研究的线瞄准在作品的结构和语言之上，关注文学本体的存在方式，开启了“形式本体论”的文学研究，将文学的本体论又提高了一个新的层次。西方的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得以引进，尤其是“俄国形式主义”、“符号学”、英美新批评，以及叙事学等理论。这为新时期文学批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尤其是叙事学在小说批评中非常切合创作实际。在以前的文学批评中，批评家往往关注作品的社会道德意义，采用的往往是印象式、历史式、的批评方法，把小说简单地看成观察生活的镜了或窗户，或者更加注重作品的社会引导意义，忽略作品的形式技巧。20世纪初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强调艺术的自律性，认为批评的着眼点应在作品本身。英美新批评也将注意力转向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但主要关注点主要是诗歌，在小说批评领域起的作用有限。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典叙事学的迅速发展，对叙事作品结构规律和叙述技巧的研究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叙事学被引进国内，不少批评家从形式层面切入作品，从这一角度探讨作品的主题意义和审美效果。这一方面提高了欣赏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另一方面也为这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理论是的指导。正因为传统批评集中关注作品的社会道德意义，忽略作品的艺术手法，而从形式技巧方面切入作品也就往往更能得出富有新意的阐释结果。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叙事学研究的热潮，并伴随叙事学本土化的过程，还出现了《中国叙事学》一书。
中国学界在经历了多年的政治批评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摆脱政治决定论的影响，重新重视审美研究，尤其是形式审美研究。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叙事学汲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英美新批评的话语资源，对新时期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且，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实践也为形式批评提供了批评实践的对象。
二、 叙事学的文本价值——以新时期小说作品的故事和人物为中心
“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是新时期伊始文学阵营里的最主要类型。“伤痕小说”主要是暴露十年“文革”灾难的小说，“反思小说”是侧重对建国以来的社会历史进行重新审视。80年代中后期又陆续出现了“现代派小说”、“先锋实验小说”。它们与前期的小说类型有个迥然相异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并且在故事结构上也有着较大的区别。
首先，受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新批评、叙事学等理论共同影响，80年代中后期以后形成了形式主义审美为主的文本批评，当分析一个作品的时候，从故事结构出发这一思路本身就可以说是叙事学最基本的文本价值意义。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叙事虚构作品，因此任何叙事的虚构作品都可以运用这一理论工具进行阐释和批评，正是由于这一理论，8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学体裁才可以被恰当解读，而这之前的甚至古代的文学作品也可以用这一工具进行重新阐释。其次，“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叙事”、“荒诞”、“变形”等艺术手法和“先锋小说”的“叙述圈套”、“元叙事”等技法需要有新的理论进行阐释和解读。而这些作品也为叙事学的理论提供了阐释的文本。在这之前“政治正确”、“机械反映论”以及照搬自然科学方法的“三论”都无法给予这些作品以有力的阐释。例如被誉为中国“现代派文学”开山之作的《你别无选择》写的是音乐学院里一群青年学生与周围环境之间强烈的心理冲撞和自我的种种思考与尝试。李劼在《刘索拉小说论》里说道：
在小说艺术上也显示了一种与传统心理全然相悖的结构形式。她的小说是一种除去了框架的结构，……这样的小说建构不仅仅是一种技巧上的突破，也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心理上的冲击，也是一种对民族传统的封闭心理的断然毁坏。＼+②
李劼在这里提到的与“传统心理全然相悖的结构”和“审美心理上的冲击”事实上意味着一种新的小说讲述方式和故事结构。刘索拉的小说既不热衷情节，也不讲述故事。时间在一个浑浑然然的空间里不是象一条河流似地向前伸展，而是象一簇簇礼花一样四处散射。这里的叙述没有顺叙、倒叙、插叙之分，这里的描写又与叙述混为一体。而面对这样的小说类型，以前的文学批评话语是无力解释的，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符号学、英美新批评又无法全面准确的解释。对于这样具体的内容，需有专门的叙事学理论来加以阐释。
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描写了一个普通青年——主人公“我”的日常心态，同时也描写了“我”和“我”的女朋友老Q以及“我”的那些室友们的生活情况。这篇作品没有故事，当然也没有戏剧性。因此也没有高潮。作者只想表达主人公的一连连串散乱的意绪。1985年何新在解读《无主题变奏》时说道：
当代文学从英雄文学起步，在超级英雄文学（四人帮时代的高大全）中膨胀并且跌落。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了“伤痕文学”、“人性复苏文学”、以至不久前的“改革文学”。最近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新品种—写荒谬感和多余人的文学。这个发展过程，既体现了一系列文学主题的转变，也表现为一种艺术语义和句法结构的演变。＼+③
何新认为，这是一种“艺术语义和句法结构的演变”，接着他又说道：“从文学本体的观点看，我认为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解析为三个层面：1.句法层面2.语义层面。这是作品的表层结构。3.隐义层面。这是作品的深层结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985年的时候，叙事学的理论已经被用于分析这些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这种似乎没有结构，没有故事的小说组织方式，以及这种“艺术语义和句法结构的转变”需要新的理论话语，并且这些作品也为叙事学的理论提供了阐释的资源。
在《无主题变奏》中主人公说自己写小说的绝招儿是：“我每天想起一点儿就写一点儿，没主题也不联贯；等写了一把纸头了，就把它们往起一串，嘿！就成了。这叫纸牌小说，跟生活一样，怎么看都成，就是不能解释。”这样的叙事方式显然对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这些并不是几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张辛欣、王蒙、宗璞小说中的某些主人公，在感觉和意绪上，可以说都与此具有某种同构的特性。而这之后的“先锋小说”则更加关注形式与结构，形式实验成为了许多作家的自觉选择。这也再一次体现了叙事学的文本价值。
“先锋小说”的作家，包括：马原、洪峰、格非、苏童、余华、孙甘露、北村等，他们开始学习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形式，高度重视形式技巧的营造，强化语言的功能，拉开能指与所指的距离，制造语言的迷宫，布置叙事圈套。以技术化的叙事瓦解文本的深度。
马原的作品在形式上第一次把叙事放置在故事之上，突出地强调叙事者对文本的功能，由中国小说传统中的“故事中心”演化为“叙事中心”。通过摆弄和设置“叙事圈套”将读者吸引到叙事上来，将创作变成作者的叙事表演。马原经常将自己引入当作品之中基本的语式是“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他经常将自己置入虚构的文本中。这里面涉及到叙述者与作者的问题，这是叙事学研究的叙事的交流层次的重要内容。看似混淆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马原还经常将叙事的过程也纳入叙事之中，他在小说中经常谈论自己的目的，动机，写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办法等，比如在马原的小说《虚构》中，马原这样写道：
这一次我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作一点补充说明，这是个关于麻风病人的故事，玛曲村是国家指定的病区，麻风村。
毫无疑问，我只要借助这个注住满病人的小村庄做背景。我需要使用这七天时间里得到的观察结果，然后我再去编排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我敢断言，许多苦于找不到突破性题材的作家（包括那些想当作家的人）肯定会因此羡慕我的好运气。
马原在文中插入外话，谈论正在进行的叙事，形式上已经完全不存在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之类的传统结构，而马原在文本中一会谈论叙事，一会又进入叙事内部，这些内容事实上叙事学中所研究的叙事交流层次的内容。
马原的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叙述的平面化和故事的拼接性。传统小说一直强调作品的内在联系，情节被要求前后连贯，不同线索之间要紧紧勾连。马原拒绝寻找生活后面的因果联系，拒绝将生活纳入一个封闭的情节模式中，而宁愿将不相关的故事拼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平面文本。在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中，作者把观看天葬、寻找野人以及顿月、顿珠与尼姆的婚姻放到一起，这些故事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除了马原之外，像余华、格非也注重形式上的探索。他们的小说在叙事上有着非常鲜明的叙事特征。而这些文本，为叙事学理论提供了具体的情境，带动了叙事学研究的高潮，在小说的结构、故事层面，叙事学的文本价值得到有力的发挥。
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学术界普遍认定为新时期文学的“转折”期。这一“转折”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大多数作家不再把“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看作最高的创作境界。80年代初期的小说从内容上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比较单一，人物形象好坏分明、多塑造高大英雄人物，人物性格也比较呆滞。这之后，“现代派小说”、“先锋实验小说”开始出现，小说的人物塑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80年代中期以前的英雄人物、类型化人物向普通人物、圆形人物转变。人物的风格更加复杂、多变。“现代派小说，他们都顺应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向内转”的趋向，突破传统小说只从人物的社会层面去表现人物、塑造性格典型的做法，立体的、全方位的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④。
刘索拉、徐星、莫言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的人物全部都是一些荒诞的、不可思议的人物。徐星的《无主题伴奏》中的“我”并不是一个英雄的、高大的人物，而是一个带有困惑、迷惘的学生。徐星的另一篇作品，《无为在歧路》则描写了一个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小说人物的多变与复杂给文本分析带来了新的挑战，也给人物的分析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关于小说的人物，它涉及叙事学中的“叙述声音”、“叙述者”、“人物的结构模式”、“可靠叙述和不可靠叙述”等诸多问题。
在“先锋主义”小说中，不存在现实主义的“典型性格”，甚至抛开了人物命运发展的因果联系。因为这样，“先锋主义”代表作家余华曾这样说道：“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儿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语词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而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心的复杂层面的努力。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人物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⑤
马原小说中的叙述者时而充当情节推进中的人物，时而跳出情节之外，讲述文本的生产过程。“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这种交代赋予叙事者更多的文本功能。北村的“者说”系列小说里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人物与事件扑朔迷离。
在叙事学理论的影响下，看待小说的人物，不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不是高大上的英雄人物带给人们的正面力量，更多的则是从形式上分析人物的作用。明确了平凡的人物、甚至精神失常的人物也有其美学意义。
叙事学作为一门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在理论话语和文本阐释方面有着很大的实践指导和阐释意义，也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叙事学在形式主义批评当中有不小的局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典叙事学家以神话、民间故事等为基础建构的叙事话语难以描述更为复杂、不断创新的文学现象，需要根据新的研究对象不断修正、更新和细化叙事语法模式。正是随着叙事学由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发展，叙事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扩展到方方面面。这一方面有利于完善叙事学的内容，另一方面也通过叙事学的理论给叙事虚构作品更多的阐释空间。
[注释]
①杨逾涵：新时期文学批评现象回顾与理论反思[D]沈阳：辽宁大学，2013年.
②李劼：刘索拉小说论[J]，文学评论，1986（01）.
③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J]，读书，1985（11）.
④王万森，吴义勤，方福贤：中国当代文学50年[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80页.
⑤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05）.
[参考文献]
[1]谭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申丹：叙事学[J]，外国文学，2003（03）.
[3]刘俐俐：新时期小说人物美学特征考察[J]，兰州大学学报，1991（04）.
[4]乔国强：叙事学与文学批评——申丹教授访谈录[J]，外国文学研究，2005（03）.
[5]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李劼：刘索拉小说论[J]，文学评论，1986（01）.
[8]马原：冈底斯的诱惑[J]，上海文学，1985.
[9]刘索拉：你别无选择[J]，人民文学，1985.
[10]邵一飞：形象世界的涅槃与轮回──论新时期小说人物形象及其美学嬗变[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4（02）.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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