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湘云

　　摘 要：赞助人作为文化系统的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着翻译活动。本文以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例，主要从出版丛书与创办期刊两方面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机构影响着翻译的组织活动和认知翻译活动和传播机构之间的联系关系，为届时出版机构的未来发展提供相关的参考。

　　关键词：出版机构；翻译活动；影响

　　1.引言

　　翻译活动是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翻译传播机构则是使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重要渠道。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认为文学系统受两个因素的操纵，其中外部因素指的即是“赞助人”，而“赞助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出版机构则是其中之一。

　　十九世纪中晚期至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加快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版行业应运而生，一跃成为新学说和传播新的思路的重要条件。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此时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是我国综合性翻译在国内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三十余年来始终紧随社会发展的历史足迹，一直处于国内翻译出版领域的领先行列。该社成立之初，主管部门将其定位为“一个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社会科学和出版外语教材为主的专业出版社”。（邹振环，2000：352）本文从“赞助人”的角度，以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例，分析了出版机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2. 出版丛书——引介译作之捷径

　　2.1“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当代的同龄人：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78年1月1日正式成立。根据当时孙家晋和包文棣等相关的翻译人员的回忆，上海译文社当时不是白手起家的，它有这深厚的历史痕迹，它只是50年代两个出版社合并成立的外国文编辑部，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整理分散在上来的资源，它的组成不仅包括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室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骨干，还有来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少儿出版社和作协等单位的编译力量。（宋祎凡，2013）

　　该社成立时正值翻译文学出版勃兴之时，凭借从上海文艺出版社继承和接受下来的大批纸型和大量存稿，译文出版社有幸拥有了一个高起点的发展平台。当时翻译文学的出版已呈现出丛书化、系列化的特点，外国作家的文集和翻译家的译文集也纷纷出版。面对这样的形势，译文出版社一边抓紧安排原来有的纸型的重版工作，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一边努力争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的机会，着手开始“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工作。1978 年 11 月，波兰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出版，译文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首次亮相。这套丛书出版周期绵延数十年，至今已出版 160 种，译文社承担了其中的 71 种，其中包括《伊利昂记》、《金驴记》、《巨人传》、《红与黑》、《莎士比亚喜剧五种》、《董贝父子》、《失乐园》、《草叶集》等。这套日后被爱书者亲昵地称为“网格本”的丛书，在选题、翻译、编辑乃至排版装帧上均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译文社参与“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工作，有利于整合上海文学翻译界的力量，也使其自身发展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闻琛，2009）

　　1980 年 7 月，德国作家伯尔所著的《莱尼和他们》中译本问世，标志着“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正式开始出版。这是一套由译文社发起组织编辑，与外国文学出版社合作而产生的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本身继承和发展。

　　从“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到“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译文社由从属到自主，开始发展壮大。1991 年 11 月，这两套丛书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特别奖。“许多中年以上的读者清晰地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极受欢迎，甚至出现了一书难求的盛况。”[1]

　　2.2“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与“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

　　20世纪80年代的出版界在经济体制改革暨市场化改革下已现商业大潮的端倪，到了80年代末期，出版体制改革开始步入正轨。细分市场这一做法在当时被许多深谙市场竞争之道的企业奉为圭臬，而要在当时刚有些许市场气息的图书出版领域具有这样的意识和胆识，则显得颇为难得。上海译文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与普及本的推出就是一次细分市场的有益尝试。首先推出的是“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丛书，选择书目的标准是“原著为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精品、译笔已有定评”，如《简·爱》和《呼啸山庄》。在装帧上更是极显“珍藏本”之考究——丛书采用“大 32 开本，用丝绸作封面，外加护封和封套，印书的纸张都是定制的，染成米黄色，显得格调文雅”。（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60）随后推出的是“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普及本”丛书。出这套书的目的主要是要在当时泛滥书市，与当时内容质量低下的非法出版物较量，利用文章健康切有意的书把连七八糟的东西赶出书市。出于这样的考虑，编辑们在选择书目时并没有照搬“珍藏本”系列。因为他们考虑到“像《浮士德》那样的诗剧，就算有文学修养的读者读起来也比较勉强，然而要吸引读者，靠的就是内容的深度，只靠措辞艰涩的一些作品也无异于缘木求鱼，无益处。（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62）

　　“上海译文出版社率先出版‘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与‘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创下了一年发行360万册‘名著普及本、一天平均发行近1万册的惊人纪录，引发了国内的外国文学名著出版热。”[2]

　　3.创办期刊——培植译者之重阵

　　改革开放以前，译介外国文学的专门性刊物还比较少。50年往后，大多数当代的外国文学作品被排斥，这30年间在文学翻译的道理上出现了大面积的空白。而文学期刊出版周期短，文学信息传播时效快，因此在外国文学译介方面能发挥独特的作用。1978年，一大批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刊物纷纷创刊，主要有《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欣赏》、《译林》等。部分有名的作家王安忆、叶辛等人都在讲，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是比较封闭的，对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的启蒙大都来源于《外国文艺》。 作品《外国文艺》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是同时出刊成立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杂志先后介绍了劳伦斯、萨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千位著名作家。第一期《外国文艺》首次刊登了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封底推荐了《走下楼梯的裸体者》。在这30年的发展过程中，《外国文艺》在当时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时打破了禁忌，给大部不的读者向不熟悉外国作品的广大读者介绍，及时评点外国文艺思潮和现代派、先锋派的创作手法，对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繁荣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示范和借鉴效应，不少成名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曾经表示，他们是“喝着《外国文艺》的奶长大的”。[3]

　　2003年外国文艺改版，调整成小16开。内容设置包括“书话”、“译家之言”、“访谈”、“争鸣”等，更突出专题性，更关注当下文坛的动向。在第一期上面就刊登了十几篇主赫塔·米勒的文章，这些作品曾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奖，文章中不同程度的反应了当时的文学前景，而且在栏目中专门设置奖项和连接，有来自国外的文艺专家评论文章的内容，不光这些著作精品和名家轶事之外，他还有一些比较前沿的影视、摄影等作品的评价和中心思想的相关介绍。

　　此外，《外国文艺》还发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家，他们为刊物出谋献策、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有了他们，观点、建议、选择标准和至关重要的稿件都有了”。[4]诞生、成长于素有文学翻译摇篮之称的上海这片土壤，《外国文艺》培植了一大批译者，拥有中国一流的翻译家队伍可以依靠，有庞大的资料来源和线索。差不多所有的国内知名翻译家都在《外国文艺》上发表过译作，比如朱景冬朱先生，书中的拉美文学大部分都是他翻译过来的，使当时这个地方的文学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爱好。

　　4.结语

　　研究“赞助人”对翻译的活动有着一定的影响，可以更好的学习文学系统中的外部因素与翻译活动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也可以为当代的出版机构的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提供相关的参考。改革开放以来，以上海译文出版社为突出代表的翻译出版机构以出版丛书和创办期刊两种主要形式为译作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提供了重要平台和人才保障，为中国语言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来源，极大地推进了当时我国的社会文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安迪.记上海译文出版社[J].中国出版，1991.

　　[2] 贡笮.“春天”里的耕耘——记上海译文出版社[J].编辑学刊，1993.

　　[3] 吕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骨干工程[J].读书，1985.

　　[4]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走过的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百色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