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红盾

　　摘要：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是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很有建设意义的概念。而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过程中，成本收益的问题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面。从如何加强成本意识，构建科学的绩效机制以及合理利用公共资源的角度，来研究如何提高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效益。

　　关键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成本；收益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报告指出：“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世情和国情而提出的全新的概念。全国各地也相应的开始进行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并出现了一定的政绩，但是，这些政绩是否具有效益是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将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进行研究。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提出和内涵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社。”对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内涵界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前提。服务型党组织就是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宗旨，以“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为核心理念，以上级党组织服务基层、党员和党组织服务群众、政党服务科学发展为党建模式，自觉主动的优化执政环境和创造公共价值。主要是处理好四个关系：服务群众与做群众工作的关系、服务主体与服务主导的关系、岗位服务与志愿服务的关系、服务型党员队伍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关系。[1]

　　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内涵来看，建设目标是服务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从而创造良好的执政环境和公共价值。那么，是不是只要简单满足人民需要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就是好的。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成果满足了这个目标。这时就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如果一个政府组织很受老百姓的喜欢，双方关系处理的也很好，但是它的这种好是靠资源的推挤得到的，那么这样的政府组织建设并不是科学的，长此以往，只会带来麻烦和问题。因此我们在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时候，在满足群众、服务群众的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因而，我们要从成本收益角度来对基层服务型党组织进行评判。

　　二、什么是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成本和收益

　　“成本”用一般我们理解的意思来讲，就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资源的价值牺牲，它可用货币单位加以计量。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來解释，成本它既有有形的成本，又有无形的成本。其中无形的资本对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来讲，它的成本主要指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在建设的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之总和以及各种政治资源的流逝与消耗。

　　“收益”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收益定义为“那部分不侵蚀资本的可予消费的数额”，把收益看作是财富的增加。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收益是通过消耗服务成本所呈现出的政治表现及所达到的目的、成效和结果。

　　我们用成本和收益来评价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成效，其实就是考察集成服务型党组织的效率。效率就是收益除以成本。效率和收益是正相关关系，与执政成本为逆相关关系。收益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就增高。反之，成本上升、效益降低，效率下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就会面临执各种危机和挑战。[2]

　　三、问什么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不能忽视成本

　　成本问题一直以来会被我们党忽视，成本意识淡薄，做了不少不计成本的事情，给自身的建设也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因而很有必要对成本问题进行研究。

　　1.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成本的自身特点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成本中的政治成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成本并有如下特点：

　　（1）无形性。我们往往能够切实地感觉到政治成本的存在，但真要进行描述时，它又会变得捉摸不定。譬如执政党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决策的可行性。可行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成本低而效益高。这里面，成本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消耗，也包括像群众的理解力、承受力这类因素，而后者是很难用数量描述的。因为难以计算，通常只能通过结果和效益来观察，所以在决策过程中常常放不到应有的位置上。

　　（2）隐蔽性。政治成本往往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在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前，这个成本暂时体现不出来。例如，公众不会因为执政党在一次工作中的失误，就由党的支持者变成反对者。即使是大的失误，公众也通常会考虑到偶然性或事业本身的艰巨性而加以谅解。但是，不能误认为这里没有什么成本。如果失误屡屡发生，执政党的威信和形象就会在过程中悄然发生变化，最后积累起来，变成危机。这种危机具有破坏性，甚至会导致执政党的垮台。我们看到的苏共，就是这个结局。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资源悄悄地、不断地流失的过程。

　　（3）不可再生性。政治权威和合法性不但是稀缺资源，而且一旦被损害，很难修复如常。支付政治成本，往往是在冒得不到公众认可的风险。因此，对凡是需要支付政治成本的事情，政党本应当是断然拒绝的。有时一项政策常常具有两面性，会使一部分人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这迫使政党不得不考虑政治成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无疑应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和赞成为原则。大多数人的拥护抵消了少数人的不赞成，政党的威信才能得到维护。[3]

　　2.淡薄的成本意识

　　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成本意识比较欠缺，尤其不重视政治成本。执政方式较为粗放，成本较高而效益较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发生的重大失误，更是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导致政治资源大量流失，大大提高了政治成本。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虽然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但那个时代的某些消极影响依然存在，其具体表现：

　　（1）忽视政治成本。过于频繁的政治活动乃至全国性的政治动员，使广大基层干部和党员不得不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应付各种缺乏实效的形式主义的活动中。

　　（2）低估政治成本。对于任何政党来说，政治权威和合法性是不可多得的资源，需要倍加珍惜。俄罗斯学者利比茨基说：“斯大林模式的寿终正寝与其说是强力摧毁的结果，不如说是它耗尽了内在的潜力。”中国共产党也曾因为在“文革”中过度地支付了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和影响力而使自身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有所下降。相反，改革开放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推动，则极大地充实了我们党的执政资源。[4]

　　（3）缺乏规避风险的机制。作为一个执政党，在掌握公共权力的同时，也就担负起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责任。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对多方利益的协调往往使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处在矛盾的焦点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党政不分，党代替政府去做许多不该做、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情，就很容易把自己置于矛盾的中心，使党在政治运作中承担过多的风险。

　　3.建设成本的不断提升

　　虽然成本的升高带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它并不能掩盖和替代我党成本升高的不合理因素。导致建设成本升高的不合理因素是极为复杂的，同时这些不合理因素又处在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状态中。

　　（1）体制的历史惯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形成了无所不包的政府职能与庞大的政府机构。邓小平在198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5]因此，必须就党的领导体制以及干部人事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近年来，虽然已对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但是，这种不讲效率、不计成本的旧体制的历史惯性依然存在，成为执成本升高的原因之一。

　　（2）科学而有效的执政成本核算机制的欠缺，使得执政资源的无限制消耗无人问津。[6]执政成本核算机制中最重要的是政绩评判标准。因为政绩集中反映了领导者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突出体现了领导者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成效，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文明成果的集中表现。但是在当前，由于缺乏科学而有效的政绩评判标准，使得政绩考核存在过多的虚假水分，同时施政资源投入产出又十分模糊，因而不能全面准确地对领导干部的业绩作出科学评价。

　　（3）“治众如治寡”的思想误区，导致执政成本高，效益低。党的建设过去存在着“治众如治寡”的思想误区，讲究整齐划一，按统一的模式编制起来，无论人数多少，都是由一个个结构相同的组织细胞组成。[7]但是，这样大包大揽、全面管理、事事统一的做法，消耗了太多的执政成本，而且效益并不高，甚至影响了效率。因为，在全球化浪潮涌动及追求民主和个性的今天，民众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日渐高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治众如治寡”的观念远远不适应现实。党的执政理念不仅是管理，更是“善治”的治理。党的执政应该是支持和依靠人民群众的自治，追求民主和个性，从而达到多元化基础上的统一。这样既可节约成本，又会提高效益。

　　四、提高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效率，降低投入成本的对策思考

　　以最少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好的收益是我们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在建设中的一大目标，也是提高工作能力的需要。因而围绕着如何最大化的利用有限的成本资源来创造更多的效益，以及选择合适的对策和有效的路径成为我们当前研究的重点。只有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处理成本和收益的问题，根据基层服务型党组织自身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科学执政，提高执政成本配置资源，科学地计量成本，采用科学的机制来进行运作，才能节约成本。这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提高成本意识。对于自己的每一个决策、措施，都要自觉地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去衡量取舍，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增进资源的积累。从这个角度讲，政治成本更像是一种风险抵押，支付政治成本，往往是在冒得不到公众认可的风险。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切实增强成本意识，才能够在施政活动中，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不断追求创新的动力，做到勤政，廉政和优政，这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前提条件。

　　2.积极推进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化、科学化。努力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与建立党的成本检验机制相联系，坚持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和完善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标准。既不能片面地把经济增长率作为政绩标准，也不能局限于仅从领导干部在某一具体任期时限去考核政绩。我们必须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鼓励有关专家学者的积极参加，成立专门的考核机构。加大考核力度，提高考核质量，强化考核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增加考核的透明性，使人民也参与其中，从而加大政绩考核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压力，使他们真正体會到只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是实实在在的为官之道。唯有这样做才能保证政绩没有水分掺杂其间，使执政效益实现最大化。

　　3.发挥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公共资源的作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服务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同时要注意工作过程中的成本问题。比如：基层组织可以多建立一些公共服务工程。在小区设立广场，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公共交流的平台，在这里政府也可以搞一些与政治相关的文化交流活动，潜移默化的影响人民。这样既节约了文化教育的成本，又增加了群众之间的凝聚力，从而也得到了人民群众很好的认同感，达到了执政目的。

　　[参考文献]

　　[1]姬栋玲：《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综述》，《山西师大学报》2014年4月，第41卷。

　　[2]王长江：《再也不能忽视执政成本了》，《学习月刊》2004年第9期。

　　[3]王长江：《执政必须讲成本》，《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30期。

　　[4]汪景艳：《从执政成本的角度看科学执政》，《唯实论坛》2005年第1期。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6]任海彬：《执政成本：执政党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7]高民政，蒋崇辉：《大国治理与大党治理》，《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