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宇

　　摘 要：作为左翼作家郑伯奇带有“反帝”倾向的小说文本，《普利安先生》将对华洋关系的书写讲述置于上海电车厂工人罢工的背景之中，从而暴露了以帝国主义资本家为核心的权力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及压迫，与左翼文学话语和革命时代的反帝诉求相呼应。同时，文本直面塑造了“普利安”这一具有“洋人”“工人”和“穷人”三重身份的“他者”形象，在对中国工人与普利安关系的处理过程中，其身份的转换丰富了作品的主题表达与精神底蕴，表现了作家在以左翼阶级立场进行反帝和批判之时，依然保持着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对苦难群体的同情。

　　关键词：《普利安先生》；郑伯奇；精神底蕴；华洋关系；他者形象

　　一、引言：“左翼文学园地的拓荒者”

　　作为创造社的元老之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者，郑伯奇在以往的文学史写作中常被作“简单化”叙述，研究者往往注意到郑伯奇“文学活动组织者”和“文艺理论批评家”的身份，却忽视了作为左翼文学的“创作者”，他的小说、戏剧、诗歌与散文在云谲波诡的革命时代所具备的独到思想和独特价值。

　　郑伯奇曾将自己的创作倾向总结为两类，即以《最初之课》为起始的“反帝题材”，与以《忙人》为代表的“讽刺作品”。[1]在《最初之课》（1922）、《抗争》（1928）、《轨道》（1928）和《普利安先生》（1936）等这一系列的“反帝”创作谱系中，通过左翼文学创作惯用的“罢工”题材来进行写作的只有《普利安先生》[2]一篇，文本以“华洋关系”为叙述线索，同时又塑造了一个特殊的“他者”形象，并非像一般左翼创作将“中国工人”作为叙述的主要对象，从而扩充了文本在主题表现上的内在张力与其深层的精神内涵，同时又与左翼话语保持密切呼应。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作品中“中国工人”与“洋商”和与“普利安先生”这两对具体的华洋矛盾，探讨郑伯奇作为左翼作家，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与讲述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以达到其反帝意图的，以及对于“普利安”这一“他者”形象的直面塑造，作家的用意所在，从而观照郑伯奇左翼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及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意义。

　　二、工厂内的华洋轇輵：“暴露结托的秘密”

　　相较而言，《普利安先生》在郑伯奇“反帝”创作谱系中的特殊性在于，文本把对华洋关系的呈现，置于外资的电车厂内，在工厂里，“工人”与“洋大班”之间不仅存在着民族情绪的对立，更包括阶级之间的抗衡，在直接的利益冲突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

　　电车厂工人与“洋大班”之间的华洋冲突是通过两次工人罢工展现出来的，作品描写的第一次电车厂工人罢工主要是出于民族情绪和阶级同情，以支持者的身份参与进这场全市大罢工中去的，郑伯奇对于这场罢工着重写的是受洋大班指使，以普利安为首的“破坏分子”，或者说“工贼”企图破坏工人的罢工计划，揭示了部分工人在自身权益未受到损害时，自甘为帝国主义资本家所利用并借此获取升职机会的劣根所在。相比之下，文本所展现的第二次罢工则是因为劳资纠纷，由电车厂工人自发的反抗斗争。

　　细读可发现，两场罢工之间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连接点——第一场运动中的“工贼”（洋奴）在自发的罢工运动中却成了积极的参与者，转变态度的原因也很明确，即公司“裁人”会危及到他们的“吃饭问题”，在这里，作者将中国工人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动力由抽象的民族情绪具体化为现实中的经济利益和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也就是将以往华洋之间的“民族对立”转化为“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对抗”，从而使电车厂工人罢工具有了反抗“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双重革命意味。然而文本并未就此结束，罢工的后续效应是“洋大班”“借了另外的势力来报仇”，工人们被“某机关”牵制着不易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文本的描述，这里的“机关”大致影射的是民国时期的“黄色工会”，黄色工会有两个特征：“一是政治上接受国民党党纲和三民主义的领导，奉行‘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二是工会的活动接受资方的经济补助。”[3]很显然，这里的机关是由曾经在车厂做工、与国民党持有相同“政治倾向”的工人组织而成，他们给洋大班本就有意要开除的工人下的罪状是“政治上的犯罪”，可想而知这个罪状就是“共产党”——白色恐怖下颇为严苛的罪名，那么，洋商所借的“另外的势力”，大抵便是国民政府。郑伯奇通过劳资纠纷及其引发的工人罢工，以较为隐晦的方式揭示出当权政府与帝国主义资本家合谋，对中国工人进行双重欺压的真相，然而更为复杂深刻的是，帝国主义不仅与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国民政府相密谋，同时又将部分内部工人，如第一场罢工中的工贼、依附于帝国主义资本家的罗宋人等，培养成他们用来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的“棋子”，从而形成了以帝国主义资本家为核心的权力网。作品正是通过华洋之间的劳资纠纷和罢工活动，“暴露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势力结托的秘密”[4]，雖然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持有盲目的乐观态度，反而更为理性地呈现出帝国主义资本家与当权政府的剥削本质，进而认识到反帝革命任务的艰巨与道路上的重重阻力。

　　郑伯奇认为，一部成功的革命文学作品须要注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向”，“当然打倒帝国主义，先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一切工具”，因此作品可以描写帝国主义如何进行“压榨”以及“反动势力”怎样“和帝国主义勾结以剥削”[5]，虽然这一主张提出于1928年，但同样也适用于本篇小说产生的时代，可以说，《普利安先生》是一份比较符合郑伯奇革命文学创作构想的“答卷”，作为左翼文学作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较为深刻地揭示出劳资纠纷背后，帝国主义资本家、当权政府等剥削阶级与反动力量的本质和共谋的关系，以达到批判与反帝的意图，对革命拥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和理解。

　　三、“他者”的言说：“向街头去找寻人生”

　　虽以工人罢工为题材，但郑伯奇并没有安排一个兼具胆识和魄力的无产阶级工人代表为其书写成长史，却塑造了一个“他者”形象——普利安，电车厂内的意大利籍工人，作为主要的线索人物和叙述对象。小说的叙述者是同厂的工友，而对这一华洋关系的讲述和态度的变化则是基于普利安的“三重”身份——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洋人”、工厂里较有地位的“工人”和上海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穷人”。

　　首先，“洋人”身份使得普利安最初对中国工人怀有种族主义歧视的态度，教工人开车时非打即骂，“轧杀子人，公司又得罚铜钱哉”，他很自然的与帝国主义资本家统一立场并自觉维护着他们的利益。普利安的第二重身份就是工厂里具有“老资格”的工人，他的地位在一般工人之上，这与“洋人”身份一起构成了普利安为洋大班所利用的基础，充当工贼破坏工人活动，成为帝国主义资本家控制工人的“工具”。中国工人与普利安之间从对立到亲密关系的转变是由两个事件作为铺垫：一是在第二次罢工中，工人们“拆洋烂污”的变向罢工方式来源于他对法国类似情况的介绍，普利安实际上起到了“决策者”的作用，这一偶然事件使得中国工人开始转变对他的态度；二是他为被整治的罢工工人向洋大班和机关求情无果，从中国工人那里得知背后这些复杂的“事体”，从此便与工人“更加亲近”。可见，此前的普利安对工厂内的阶级权力关系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种族主义歧视限制了他的视野，一直以“洋人”的身份与中国工人相处，也不自觉地被利用，而所经历的这一系列的事件激发了他判断是非善恶的意识，为工友求情便体现出他仁义善良的本质，可以说，在对华洋关系的书写过程中，普利安这一“他者”形象经历了一个由“黑”洗“白”的过程，具有多面性。

　　然而，实际上的“工人身份”也使普利安面临着与一般工人同样的生存处境，即“被裁职”的命运，“公司为省钱”，自然会选择工资需求更低的罗宋人替代他，这一方面暴露了资本家冷血和唯利是图的剥削本性，同时也使得普利安的第三重身份呈现出来——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之久的洋人，此时的普利安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被还原成一个实际上处于社会底层、受各方权力和生活压迫的普通“穷人”。不过在这里，郑伯奇并没有为外貌是洋人，却拥有与中国社会底层的苦难群体相同的阶级本质的普利安灌注更多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赋予其转向革命者的机会，而是与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众多的受压迫的穷人一样，落魄之中为生存奔波，就像结尾处“普利安夹在向南去的一堆人里面，渐渐地看不见了”，作者将其还原为上海市民生活中普通的一员，进而给予了普利安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这一群体以深切的同情。从国民文学家到左翼作家，郑伯奇只是采用了适应时代的阶级方法去分析问题，未曾改变他“同情”的态度，“同情”的对象更为具体的指向“贫民和被压迫阶级”，相应的，他也突破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界限，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胸怀。

　　借助于“普利安”的“三重身份”，文本展现了中国工人和这个“与众不同”的“洋人”之间的关系由“相互排斥”到“逐渐亲密”，再到前者对后者的“同情援助”这一变化轨迹，并以此为线索，一方面强化了文本的反帝叙事主题，批判了以帝国主义资本家为核心的权力网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另一方面则体现了郑伯奇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对苦难群体的关注和与之相随的广博的同情，充盈了文本的思想精神底蕴。

　　四、结语：“战士的立场与作家的眼光”

　　如是，以反帝立場写作的《普利安先生》并没有呈现波澜壮阔的社会场景或革命激进的反抗斗争，而是选取了上海都市街头生活的一角，描写电车厂内那些为生活所忧虑的工人们以“智斗”的方式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通过《普利安先生》便可以看出，郑伯奇既在文学作品中坚守着一个左翼作家的阶级立场，“面对白色恐怖”，有勇气写“表现重大事件”的“伟大作

　　品”[6]，而另一方面，他并没有让“政治性”损害作品的“文学性”，在贯穿着反帝诉求的同时，又以广阔的视野表达了对笔下人物广博的同情。或许，在当下与将来，我们应对这位目光始终不离现实，谦逊勤恳而又朴实低调的作家，及其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创作给予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郑伯奇.《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选自郑伯奇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小说三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9.

　　[2]所选版本为：郑伯奇.《普利安先生》.选自《打火机》[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7-37.

　　[3]宋钻友，张秀莉，张生.《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227.

　　[4]郑伯奇.《文坛的五月——文艺时评》[A].选自王延晞、王利编选《郑伯奇研究资料》[C].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214.

　　[5]同上.

　　[6]郑伯奇.《郑伯奇谈创造“左联”及其他》[A].选自王延晞、王利编选《郑伯奇研究资料》[C].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38.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山东 威海 264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