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燕云

　　依次拿起厚厚的忽培元所著《群山》、《长河》、《浩海》三部书，在目光紧紧追随内容的时光里，思绪恰如在华美乐章——《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的“旋律”中跌宕起伏、迁徙漂流，忘却其他，全然沉浸于其中。

　　能够静下心来，完整地依次读完这三部近150万字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足以说明该三部曲的亲和力，是“接地气、贴民心”的好作品。该三部曲主题重大、立意深远、观点鲜明、史料翔实、层次清楚、时间清晰。尤其是书中大量资料的搜集，从旧址到相关当事者，足见作者对于此书构思和布局的功力。而中央文献出版社慧眼识珠，在新世纪结集齐刊并隆重推出，更是符合时代所需，有着与时俱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群山》到《长河》，再到《浩海》，从1991年的着手动笔，到2011年的三部完稿，从1996年首部曲《群山》的出版，到2015年第三部曲《浩海》的面世，将近150万字的厚重，整整二十载的时光。作为读者，在这20年间，我们经历的是等待作品问世时的期待和焦急，品读作品成稿时的愉悦和震撼，其间，快乐多于其他。那么，这20年间的作者呢？从而立到知天命，从《群山》的完成到《长河》、《浩海》的陆续完稿，忽培元足迹踏遍“陕甘高原那无穷无尽的丘陵沟壑间”，拜访相关的老革命、老党员，亲自前往偏僻山村中探寻马文瑞故居、中共陕北和陕甘边特委旧址，白天采访搜集资料，晚上整理笔记、构思提纲，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作者一刻也未曾未停止过文学创作的脚步，其间辛苦难以想象，而这些，作者都只以“自觉乐在其中”来一语带过。是什么激发了作者如此长久的创作冲动？忽培元在序言中做出了回答：“其实那答案蕴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概括地讲，就是因为敬仰和热爱。对革命中大量默默无闻甚至悄然倒下的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及他们那个时代众多人物和往事的由衷敬仰，对于偏远的西北一隅，那至今被人们奉为‘圣地的金色净土深切的眷恋：对新中国建设事业中为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而不懈探索的领袖、干部和群众的理解与深情;对改革开放中的伟大成就和各种失误以及教训的关切与关注。总之，是对于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谋求解放、重新奋起，摆脱贫困、重建文化自信与唤起文化自觉的整整一个世纪、几代人前仆后继、不断追求的讴歌礼赞。书中那些采自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的燃烧着激情的火热文字，至今让自己读起来都会感到滚烫激动。20年潜心采访创作的过程，也是我个人的一次思想洗礼和精神重铸。我为我们的前辈、祖国和时代而自豪。”

　　说起《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1912—1949）》的创作缘起，忽培元回忆说：“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时，每天散步都能听到他老人家讲述西北革命历史和人物故事，马老是那段峥嵘岁月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令人感动”。由此，忽培元产生了书写这一段历史的冲动和激情。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工作上的触发以及他平日里的细心积累，这部作品才得以问世。忽培元说，“群山”是指西北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的革命群众，是天地正气的化身，“正是凭借这种正气，我们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将人民共和国不断推向前进。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这种正气也正是我们党、我们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群山》出版不久，忽培元随即又着手资料搜集、相关史料研读和采访亲历者的工作，用时8年，终于完成第二部曲《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1949-1979）》，陈忠实曾对该部作品如此评价：“这部作品突破一般人物传记围绕传主的单一推进结构，注重了群体形象特别是对高层人物进行了浮雕式的刻画，折射了和平建设时期革命先辈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探索。”（见2014年04期 延安文学 ?陈忠实撰文 ?忽培元：土窑洞造就文学天才）第三部曲《浩海——马文瑞与改革开放（1979-2004）》，于2012年在《新民晚报》连载57天。1979年——2004年，是该部书横跨的时间段，是改革春风吹遍中华大地的25年，是今时今日大多数中国人都亲身经历过的巨变时代。历经艰难的革命时期、跌宕的建国初期，再到全球化浪潮冲击中的改革时期，中国的前行征途从来就不曾轻而易举过。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时代，传主马文瑞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信仰根植于他的内心？又是什么样的精神根基令老人家念念不忘？作者忽培元在第三部曲中，仍以时间发展做主线，以传主马文瑞不断地提问、质疑、探索、坚定为推进，和做出了更为深刻的阐释

　　从1912年到2004年，历时90余载，事件错综、人物众多，如何分三部讲述好这段历史？如何在历史命运的沉浮中牢牢把握主线？如何将传主马文瑞的革命信仰和社会责任与时代变迁恰如其分地融合？如何将著述立意的思想完美呈现且准确传递给读者？如何将历史洪流中的艰难、曲折、探索以文字的形式直抵人心？……这一系列多维度多角度的疑惑，都在忽培元的激情创作中一一得到了回答。

　　回顾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回望过去，是为了服务实践。从《群山》，历《长河》，入《浩海》，我们在追随传主马文瑞一生革命足迹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成长的点滴岁月中，能看到的不仅是时代的变迁，更能通过平实言语体会到今天的来之不易，也更能懂得坚定不移走下去所应坚守的精神和信仰。长篇传记文学的创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多种文学艺术手法，唯一必须摒弃的表达手法就是虚构。以非虚构的形式如实再现人物生平经历和事迹，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刻画其鲜明形象和生动个性。而这些，我们在整个三部书的通读中，也一一都能得到体会。亚里士多德讲，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基础。而这一点，在三部曲中都得到了很好地运用，为文章的与众不同打上很好的生活烙印。

　　“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忽培元不仅从历史变迁层面进行阐述，进而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两个层面更加深刻地诠释了时代巨变洪流中不变的根基。“坚持原则，首先要站稳立场，懂得我们的老祖宗是谁。将近100年了，列宁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对资本主义以致帝国主义所下的结论一点都没有过时。‘寄生虫和‘腐朽、‘垂死仍然是帝国主义的特有的现象和结局，他们绝对不会避免战争，工人中间也会分化，出现特权阶层，以及社会地位和物质上的贵族……”（见《浩海》P5）这是作者对马老在新时期面对新问题所做新思考，确切地讲，是所做更深思考的平实记述。这些话，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也一点不过时。“我们有些人，在香花迷雾和物欲横流中完全失去了自信，把腐朽没落，甚至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制度夸耀成一枝花，出国游山玩水一趟回来，就到处讲人家的好话，造成青年人都想往美国跑，这是很危险的。没有显微镜和望远镜，雾里看花怎么能够看得清楚？”“发展是硬道理不错，可怎么发展，向哪里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了以后怎么办？……”自1926年参加革命，到2004年去世，马老几乎是与我们党一起成长，共同经历了艰难、曲折和辉煌。但是，在国民经济飞速腾跃的时期，马老挂念于心的却不是对于所获成就的心满意足，而是对于未来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深度拷问。没有大道理，没有大理论，只有实实在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是马老对于年轻干部的寄语和希望。“立国之本在于铸魂。延安时期，党中央毛主席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创立了延安精神。” 1993年8月25日，已经80岁高龄的马老在“延安精神与改革开放研讨会”上作了《研究现实、兴利除弊》的重要讲话，“延安精神的基本点，如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等等，都是当前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特别需要的宝贵精神动力。过去需要、现在和将来也仍然需要。”这次讲话，也使马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在公开场合论述延安精神科学内涵的第一人。而这些挂系国家、心念民族、贴近人民的种种忧虑和思考，都在作者忽培元丰富灵动的笔墨里，跃然眼前、触碰内心。这种将主线人物与历史背景完美结合的表述，可以说，是三部曲的灵魂表达，不刻意、不刻板，读者领悟到的只有真实和踏实。

　　该三部曲，优点众多：第一，写作风格，作者努力淡化教条式的政治事件讲述，尽可能用平和的语言，用真实的故事来诉说。每一章节的安排，都是紧紧相扣，没有枯燥，没有夸张。第二，叙事方法，基本运用的都是讲述故事的方式，利用翔实具体的史料，利用亲历者的准确口述，娓娓道来，将历史与人相结合，鲜活、生动，令人信服。第三，史料运用，客观，多角度、多层次，既有大家熟知熟悉的历史事件，也有不为人知的普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有可读性，也有史料性。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无论是精神还是文明，他们的主体都是人民。”“人民的信仰是国家的力量和智慧。”这是通读过后，我最大的收益。我想，每一个读完这厚厚三部书的人，都能在历史的回声与时代的变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的确是值得认真品读的良苦用心之作！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艺术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