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政治研究中一直有一个争论中的话题，那就是国际政治研究能否进行预测，不同的理论流派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主张。通过对预测本身进行分析，并对预测行为的影响和其他相关因素进行论述，提出了自己关于国际政治学中预测行为的理解和观点，笔者结论认为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由于人为因素作为自变量的参与，国际政治研究无法做到提供科学的预测或预见，退而求其次，国际政治学做到的只能是进行描述总结和纠错。
关键词：国际政治；预测；科学方法
一、国际政治中的预测或预言
关于国际政治中的预测行为，我想先从一个故事开始——古希腊著名的戏剧《俄狄浦斯王》。故事中俄狄浦斯的父亲遭到神的诅咒“你将会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为逃避厄运，刚降生的俄狄浦斯被抛弃荒野，然而却被人所救流落异国。俄狄浦斯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厄运，为了逃避神的诅咒“你将会杀死自己的父亲并娶自己的母亲”，他离家出走奔走他乡，却在流浪的过程中无意中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因为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而迎娶了王后，他并不知情的是王后正是自己的母亲。这一希腊悲剧想暗示的是人的命运，注定的命运无法改变，一切试图改变或阻止它的行动都将加速它的到来。抛开这个故事所强调的宿命论不谈，因为注定的定数或诅咒并不符合科学的逻辑。我想理性来分析一下，也许俄狄浦斯本来没有这样的命运，而正是那个所谓的神祗使得众人在恐惧之下做出种种脱离正轨的行为和举动。正是因为预言的存在，俄狄浦斯才会被抛弃荒野，也正是因为相信预言，俄狄浦斯才会奔走他乡并走向了自己的“命运”。或者如《圣经》所说“上帝决定了这一切，任何对它的阻止只能加速它的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自我预言的实现，正是预言本身的存在使时间的进程导向预言的内容和结果。
在国际政治中出现的类似情况，多是关于战争的预测，例如第一次大战爆发前期人们对战争不可避免的预测，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双方对战争不可避免的预测，这两者都导致战争的最终爆发。虽然我们看到，当时对战争的预测行为不是在严密的论证和科学计算之下进行的，但不可否认也是基于大量的事实考量和经验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也算一种理性的预测行为。这么来看，似乎国际政治中的进程似乎是可以预测的，因为那些例子都进行了事实上的证明，人们可以预测战争，也可以预测和平，正如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发展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等著名论断。但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思考，国际政治的进程遵循的是历史中社会力量的方向，社会力量是每个人实践和行动的结果，也即是一种合力，而每个人的行动是基于一定的心理预期，这些预言的实现与其说想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倒不如说那是大众预期的实现。对战争的预期指导着各国扩军备战，精神高度紧张，剑拔弩张；对和平的预期则引导人们沟通与和解，努力消除爆发冲突和战争的因素。这样来看，人们并不是预测到了未来，而只是被自己对未来的预测左右了行为，事实也证明，国际政治中鲜有预测成功的案例。尤其是在涉及到长时间跨度的国家间关系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和平总是显得波云诡谲，大国的兴衰所引起的国际格局变革更是难以捉摸，国际政治研究者的结论总是被事实的结果证伪。
二、偶然因素的意义
我们大多数人以及大多数时候都相信历史的必然性规律，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某种规律的作用下必然要产生的结果，就像一种宿命，或者是一种理性，似乎历史是有理性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反思一些悲剧性的事件时，当我们在事后心有余悸地惊讶于自己的幸运时，我们会特别强调那些偶然性的因素。比如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一些历史读者会猜想，假设斐迪南大公夫妇没有在躲过第一次刺杀之后前往医院，假设枪手失手之后仓皇远逃而不是在那家酒馆喝酒，假设驾车的司机选择另一条路线，假设……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会不会发生呢？又如埃及艳后的鼻子，一些历史学家假定她的鼻子短一寸或者长一寸，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也许也不会发生，后续的链式反应又会发生另一种变化。历史好像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无数的偶然彼此链接且相互孤立，既连续又不连续。但如果国际政治将关注点放在那些偶然性因素上，就几乎无规律可循，处于混沌和杂乱无章的偶然事实中，偶然性事件的出现更无预测可言。而事实上，对偶然性事件的分析就像这样：一位酒驾的司机驾驶着车况不好的车，在一个极易发生事故的路段上撞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刚刚在路边吸完烟正好穿越马路。我们将事故发生的假设集中在遇难者吸烟这个问题上，假如遇难者不吸烟，他就不会在那个时候穿越马路，也就不会遇到在此时开来的车。这就是偶然性因素的分析，必然性因素是那些诸如酒驾、车况、路况之类的事件。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必然性因素的考察帮助我们消除不利事件发生的机会，而偶然性因素分析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在悲剧事件后叹息或者获得其他慰藉。
因此，偶然性因素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算不上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它并不能是国际及政治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的研究。
三、预测行为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假设，假设未来可以预测得到，或者推测到必然性的趋势，哪怕只是未来的短时间预料。那么，当我们预测到不幸的事情要发生时，我们会采取规避风险的反应行为，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预防不幸的到来，似乎这样做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幸就会被避免了。在这里面我们不能忽视一点，那就是时间的过程是连续的，事件发展的进程也是彼此链接的。当我们在预测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时，我们试图去改编时间的轴线，努力将时间的箭头扭向另一个方向。正因为如此，历史走向了另一个未来，未来又会发生改变，我们又会面临另一个未知。电影《预见未来》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当你在尝试预测未来的时候，未来已经在发生改变。在这里，预测行为本身已经将事件发展中的因素进行了置换，自变量发生了改变，因变量必然发生改变。就好像俄狄浦斯的悲剧，当剧中人看到了未来的预言，努力改变即将出现的事实，未来没有按照当初设定的逻辑发生，却是在改变了的进程中以另一种逻辑实现了设定的事实。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对未来收入稳定性和增长的预期会增加当前的消费，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掉了本应有的存款。endprint
在某种意义上，未来是一种过去事实的叠加效应，过去事实的叠加导致了下一步。在数学中，有一种算法叫递归，循环式的算法：
S=S+i
i=i+1
每一步的叠加构成了最终的结果，任何一个叠加的步骤发生了变化最终的结果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叠加效应也可以成为“蝴蝶效应”。
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在有历史自觉性的人们之中，为什么历史很少重演，其原因之一便是，在第二次演出时，剧中人已经从第一次演出中知道了结局，他们的行动受到了这种知识的影响。预测行为也是一种预演或者排练，预演好的事件很少会出现，也是因为这种影响，人们会竭力避免命运的安排。
之所以有这种效果或者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预测者本身也在自己的预测中，当预言者出现在预言的未来中，未来的不确定性又会出现放大效应。预测这种东西就像是一个函数，或者是一个公式，将所有的变量因素带入其中，求得函数的值或者公式另一边的结果。如果人们有做出预测的行为，那么预测行为也是一个变量因素，也就是说函数本身或者公式本身也是其中的一个变量。数学中还有一种算法，可以描述这种情况——递归算法，递归算法是把函数自身作为迭代的变量进行推理计算。其基本公式可以这样表示f（x）=f（f（x-1），g（x-1）），举个例子：f（n）=f（n-l）+2，在这个例子中，要想求得f（n）就得需要求得f（n-1）的值，以此类推，最终将答案的解决归结到了初始的f（0）。对未来的预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对现在的预测，短暂的预期影响长期的预期。
智者在进行预测的时候往往努力试图消除预测行为本身的影响，生怕预言者或者知晓预言者会影响时间的演进，从而改变已经判断好的未来。在中国的历史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总是将想好的计策放到一个锦囊中，并且反复叮嘱务必不要提前打开。实际上，诸葛亮的计策都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测和判断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计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测是否准确，取决于未来的情景会不会按照预期推进和再现。诸葛亮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预测行为本身是一种不利的影响因素，因此会极力控制预测行为所影响的范围，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将对未来的预测仅限于自己知道，应对的行动计划和方案也要用锦囊将其封锁，直到预测的情景出现时才做出反应。在这里面，“锦囊”成为一种象征，代表着对预测行为影响范围的抑制，预言扩散的范围越广，未来就会出现越大的改变，因为更多的人会做出反应。
四、国际政治的科学性
科学本就是对知识的探索，伽利略的观点里科学是整理事实并从中发现规律，近代以来弗兰西斯.培根界定了近代科学的概念，倡导实证主义理念，将科学定义为从理性、客观和实验证据出发，进行完整的证明，做出公允性的结论。总的来说科学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理性客观，科学研究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不以无法感知的非客观的东西为基础。
2、可证伪，科学研究的东西是可以进行检验的，也就是可以通过事实或者实验来推翻或者验证。
3、一定适用范围，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存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在一定范围内有效。
4、普遍必然性，科学理论适用于对其适用范围内的一切事实进行解释和说明。
在人文学科中，国际政治与社会学、经济学相比，明显缺乏数理统计的研究和实验方法，似乎显得缺少科学性，国际政治的研究者在很长时间里也是怀疑自己算不算一门科学。为了提升一下学科自信，国际政治研究者大量借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数学的方法，运用系统论、博弈论、控制论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进行数据推理，建立数学模型，发展出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研究，例如默顿.卡普兰的国际系统理论、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都属于这方面的探索。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或多或少地为国际政治的研究披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将国际政治研究推到了实证分析的阶段。但是从科学本身的定义来看，科学并不局限于数据与实验，哲学和逻辑都属于科学的范畴，只是没有自然科学那么“硬”罢了。从科学原始的含义来看，国际政治学做到了科学性的要求，当然在证伪方面，国际政治只能通过既成的事实来检验已有的理论，而不能通过实验来验证。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实验环境很难再现，实验也很难组织和操作。
数学模型的应用在国际政治研究中颇具有局限性，数据的收集在研究过程中本身就是十分巨大的工作量，做到完整的数据采集是很难的。另外，数学模型总是以许多假设为前提，剔除掉一些因素不予考虑，即使最为复杂的模型在现实世界中也属于极为理想的环境和状况，未被考虑或者被忽略的因素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考虑在内的因素。大量的隐性因素和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在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被滤掉的因子也会时常起到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而研究者在进行模型建立时，往往在脑海中先有了观点和结论，数据的选择和逻辑关系的建立都受到引导。以此为基础进行的“科学性”的研究，一般也是对现存的或者过去的国际关系进行解释，向未来提供预测也是相当审慎的。
五、国际政治研究能提供什么
国际政治研究看来并不能对未来进行成功的预测，也不能建立准确的公式，好像这门学科的研究没什么太大的价值了，就像有人说的：国际政治的研究者并不比一个做深度报道的记者高明多少。实事略显悲观，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如此，那么那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能提供给我们什么呢？我想，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否认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研究所做的是对国际政治进程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和值得接受的概括总结。国际政治研究的原材料是大量的既成事实，既有长跨度的大历史地理探索又有小范围的政策研究，研究的过程时常是在厘清纷繁复杂的事实和其中的联系，并解释事情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何会走到今天。
在解释和厘清事实的基础上，国际政治研究的初衷和所提供的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会提出一种纠错的判断。历史和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就在于这种不断的自我纠错的功能，国际政治也是如此，研究者分析国际政治进程为何会这样，从中寻找人类在其中做出的错误举动，从而在后来的时代里不再重蹈覆辙，这就弱化甚至扼杀了它的预测功能，因为它希望历史不再重演。不过，这种纠错的判断将引导国际政治进程走出所谓循环的圈套，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进步，这应该属于国际政治中的乐观预期了。
[参考文献]
[1]（英）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6.
[2]姜启源，谢金星.叶俊.数学模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8.
[2]（美）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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