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卉

　　摘要：学人多以为孔子的首要社会身份是教育家，其次是思想家，其实，孔子首要的社会身份是政治家。究其一生，孔子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政治的干预、对政治仕途的孜孜追求，他的教育家身份和思想家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他从政的一种方式。孔子的从政类型可以分为出仕、参赞政务、修史、兴办教育等，从中看出作为儒家学派缔造者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追求。

　　关键词：孔子；社会身份；政治家；从政类型

　　孔子（前551——前479），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但更是一位永不言败的政治家。他生活的春秋时代混乱无道，礼崩乐坏，但他关注现实，执着理想、信念，知其不可为而为。作为思想家的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思想主张，为他的政治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力兴私学，广收门徒，他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培养出一大批治国理政的优秀人才，但兴办教育在他心目中是制造大量优秀人才的最佳途径。孔子一生热衷政治，渴望从政。他的从政方式多种多样，对他的时代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孔子从政到底有哪些类型？

　　一、亲自出仕

　　孔子虽然热心政治、渴望从政，在三十岁的时候，便颇具才华，掌握了为官的本领，但真正做官参政却是很晚的事情，直到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才被鲁定公正式任命为“中都宰”。中都宰，即鲁国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县西面）县长。孔子出仕便获得了实践其政治理想的机会。

　　在中都宰的任上，孔子依据他的政治主张，把教育和政治结合起来，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仅过了一年他就把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面对鲁公：“把你的办法拿来治理鲁国怎么样”的询问，孔子很自信地回答，他的办法可以治理天下，不要说一个鲁国。于是不久孔子被提升为管理工程建筑的“司空”。[1]

　　由于孔子在司空任上：“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2]工作勤勉，政绩显著，公元前500年初，五十二岁的孔子又被提升为掌管鲁国司法兼理外交事务的大司寇。孔子一生活了七十三岁，致仕仅仅四年，而任大司寇的时间最长，前后约有三年的光景。

　　在大司寇的任上，孔子干了两件大事：参与“夹谷会”、“堕三都”，前者他挫败了齐国企图在夹谷（今山东莱芜）会晤君而劫持鲁国国君的阴谋，在当时齐强鲁弱的形势下，齐鲁夹谷会晤后自知理亏的齐国将过去侵占的原属鲁国的郓、汶阳、龟阳等一带地方归还了鲁国。鲁在这次外交上的胜利取决于孔子事先周密的军事部署和现场临危不惧地揭穿齐国阴谋的勇敢。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堕三都”，把割据地方向鲁公闹独立的三分公室的叔孙氏的郈邑之城、季孙氏的费邑的城墙给予拆除，仅剩孟孙氏的成邑。孟孙氏的成邑虽未予以拆除，但三家贵族至少有两家表面上是被削弱了，这意味着孔子内政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由于孔子的政治主张和当权者相左，因而受到冷遇和排挤，最后他向鲁定公辞职，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鲁国政坛，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政治流浪生涯，另辟蹊径，希望能找到一位理解他的仁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二、参赞各国政务

　　孔子曾经非常明确地谈到过从政的方式、途径：只要能发生政治影响，这也就是政治。难道一定要做官才算从政吗？依据他自己的从政方式、原则，孔子曾参赞过齐、卫、鲁等国的政治。

　　在他三十五岁（公元前517年）的时候，齐景公曾多次问政于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的主张就是孔子给予齐景公如何治理国家时的回答。“政在节财”是孔子给齐景公为度过齐国灾年而提出的治国处方。齐景公对孔子的政治主张是十分满意的，虽然准备分封孔子尼谿之地的计划在大臣们的坚决反对下未能实施，但齐君还是用上卿和下卿之间的规格对待孔子。

　　孔子周游到卫国时，卫国国君卫灵公给予孔子六万斗的俸米，这是孔子在鲁国做上卿大司寇时的俸禄。卫灵公因晋国包庇想对他的夫人下黑手的太子而想出兵攻打晋国，于是他向孔子咨询行军打仗的事情。孔子淡然回答：“要是问我祭祀的礼节，我是知道的；打仗吗，我压根没有学过。”[4]“军事之事”乃孔子的世传家学，孔子学过军事，他也教过军事，十分重视军事，他之所以这样回答卫灵公，是他觉得卫灵公的出兵理由不充分，也不太符合他的礼乐主张。因为这件事，卫灵公开始冷淡孔子，孔子只好离开了卫国。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回到鲁国后，参与政治的热情没有丝毫的减弱，对象征君权的鲁哀公虔诚敬奉，并不断为鲁君加强其统治出谋划策。每当他听到鲁哀公召唤时，往往连车子也来不及坐，马上赶到。孔子在努力地辅佐鲁哀公的同时还极力对权臣季氏加以限制，以图强公室、复社稷，加强中央集权的权威。

　　三、通过学生干预政治

　　《论语》、《韩非子》、《史记》等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冉雍、宓子、言偃、子夏、公西华等大都曾出仕做官。这些人出去做官要得到老师的同意，听候他的吩咐，做官的政绩要向他报告，弟子管辖的地方要接受他的视察。孔子归鲁以后虽未直接出仕，但他参与政治、干预现实的热情依然高涨，他的许多政治观念就是通过做官的学生实施的。

　　我们从《论语·季氏将伐颛臾章》中可知，鲁国权臣将要讨伐附庸颛臾国，从常理推测这肯定属于高度机密的军政大事，可在战前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就把此事汇报给了孔子，孔子不仅明确表示反对这场不义之战，还告戒两位弟子，如不能够阻止战争，就应该辞职。[5]在这里我仿佛看到出仕做官的孔门弟子接受的是双重领导，他们不仅对自己的行政上司负责，还要对自己的老师负责，和自己的上司敲定的事情还必须征询老师的意见。

　　公元前481年，齐国相田常杀死了国君，为了缓解国内矛盾，进一步独揽大权，田常毅然出兵鲁国，形势十分危急。孔子委派专办鲁国外交的学生子贡去制止这场战争。能言善辩的子贡劝齐弃鲁伐吴，因为吴强鲁弱，鲁国并不是威胁齐国的真正敌人，真正敌人是想称霸中原的吴国，为了能给田常讨伐吴国寻找一个借口，他又以称霸中原劝吴伐齐，为打消吴担忧背后越国报仇，子贡又劝越国出兵相助吴国，以迷惑吴国。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吴举九郡之兵与齐战于艾陵，齐国大败，从而解除了齐国对鲁国的威胁。为防止吴胜之后势力太大独吞中原，子贡事前又出使晋国，提醒晋国迎战吴国，果不如然，艾陵大胜后的吴王又发兵攻打晋国，早有准备的晋国在黄池打败了远道而来的吴国，吴王回退时，国都又被越国袭取。这样“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十年之史，王国各有变。”[6]孔子这一文人集团，不出一兵一卒，而改变天下大势，之所以能有如此威力，便是孔子通过学生之手干预政治的结果。

　　四、修史

　　孔子奔波一生，并未达到改变社会现状、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他曾经多次被当时的诸侯和政客拒绝、排挤，但他影响力却遍及天下，孔子虽然被自己所属时代的政客、政权所拒绝，但他却成功地通过修史方式，借用文化符号进入了他以后的世纪。究其原因是孔子曾经大力介入对文化典籍的整理、创作，通过自己政治理想的阐述，达到了更高层次的从政目的，不仅影响了当时，更影响到了后世。

　　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7]在孔子之前，已有《夏书》、《商书》、《周书》，它们是与政治直接有关的古代文献，孔子把这些零散的古文献篇章资料，编成一本比较系统的书，并用之于教学。

　　真正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修订的《春秋》。《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孔子自己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他对修史的重视，也可见他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修《春秋》的。他虽然主张“述而不作”，但〈〈春秋〉〉一字寓褒贬，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却格外令人称道，这里边寄寓了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借以影响时人，培养出合乎自己理想的从政人才，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孔子出身于家道中落的殷商后裔。重返贵族行列是他很早就立下的志向。孔子曾经毫不掩饰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的所谓志于学，就是志于士或志于宦。“学也，禄在其中矣。”[8]他的学生子夏说的更是明白：“学而优则仕。”[9]孔子对从政做官是终生一以贯之的。虽然走得坎坷，但他以自己奇特的从政经历，昭示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的真正的内涵，对他的时代以及他以后的时代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2]《孔子家语·相鲁》。

　　[3][4][5][8][9]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143页，第181页，第194-195页，第190页，第227页。

　　[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第2201页。

　　[7]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05，第1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