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入手,简单介绍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发展轨迹;着重对后殖民批评理论主干——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分析,在“东方主义框架”下分别从文学作品、电影银幕和大众媒体三方面对中国形象进行了解读,进而探求了中国文化失语的深层原因。在西方文化霸权的统治下,为克服中国文化的“失语症”,中国需要解构西方霸权话语、重建文化话语权。
关键词:后殖民批评;东方主义;中国文化失语
1. 引言
近三十年以来,后殖民批评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迅速崛起和扩展。在所有的文化研究构成中,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无疑是最具政治批判锋芒的一支劲旅,它将批判矛头直指西方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后殖民文化现象日渐浓厚,西方的文化统治和文化霸权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徐贲,1998)。后殖民批判在展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谱系追溯的同时,特别关注西方话语对第三世界主体、文化身份和历史的模塑和建构,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模塑和建构使得第三世界成为失语和沉默的他者,。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员,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沉默的他者,中国文化在西方霸权文化的统治下渐渐失语了。
2. 后殖民批评理论
2.1 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发展轨迹
第一,20世纪初,理论家就开始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1916)是早期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著作,批判了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国家直接的军事入侵和政治操控。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出现了新殖民主义现象。亚、非、拉等各大洲的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主权,但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受到殖民地国家间接或直接的辖制。
第三,20世纪60年代后知识界的文化反思和批判促成了殖民主义理论的文化转向,从而导致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崛起。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的出版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真正确立和成熟,并进入了当代学术话语。
2.2 “东方主义”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涌现出许多涉足后殖民批评的研究者,在后殖民理论阵营中,赛义德和他的“东方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影响被公认为是首屈一指、力拨头筹的。在福柯(1980)的影响之下,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应运而生。赛义德认为,西方视野下的东方理论,是人为建构的产物,是“想象的地理学”,即东方主义显然将东方“东方化”了,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的意识形态,其中注入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力意志,换言之,东方主义的话语构成并制造出东方。
赛义德“东方不是东方”(1990)一语出口,着实震惊世界。在这种恐怖的文化霸权统治下,中国文化也不曾逃脱被殖民的下场。“东方不是东方”,中国何曾是中国?西方世界不厌其烦地用东方主义的视角丑化、异化、孤立中国形象,这从文学作品、电影银幕和大众传媒中可见一斑!
2.2.1 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18世纪后,西方国力渐强,种族优越感助长了西方人的傲慢,文学作品中丑化中国形象的事例层出不穷。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续》中塑造了一个愚昧的中国形象,把中国人称为文明的野蛮人(姜智芹,2008)。英国出版的乔治·安森的《环球旅行记》把中国描述成为一个经济贫困、政治腐败、道德堕落的野蛮国度。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被认为是“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映象的幻灭”; 继马克·吐温和哈特合作的戏剧《阿辛》之后,“中国佬”与“异教徒”形象很快被同时代的一些作家所利用,从而产生了一批“唐人街小说”。
“中国不是中国”(刘继楠,2006),这种利用“他者”书写的自我,凸显的是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和恐怖。中国形象(周宁,2005)是西方文化话语的产物,是一种参与了西方文学实践的权力话语的表现,以期获得文化上的霸权。周宁(2006)曾为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下了一个较客观的、赛义德式的定义:“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与‘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中国的词汇、意向和各种修辞技巧,体现出观念、文化和历史中的权力结构,不断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
2.2.2 电影银幕上的中国故事
八十年代后期,电影银幕上不绝地演出一个个足以使西方人为之陶醉的东方故事(卢婧洁,2003)。千篇一律的四面高墙,禁闭压抑的生存环境,愚昧畸形的人物,腐朽神秘的气息,这种连中国人也鲜见和好奇的故事,西方人把它当做东方文化的象征而授予重奖。这奖提高了影片的含金量,在国内赢得惊人的票房率。
有人说,主要因为这种影片满足了无知的西方人的好奇,这话并不对,恰恰是这种东方故事正好与西方人心中愚昧落后、麻木保守的东方形象相契合。西方传教士还用国民性这个话语把种种劣性归结为中国人的劣根性(冯骥才,2005)。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鲁迅、梁启超等人从西方传教士那里接过关于国民性的话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口号,试图唤醒民众,虽然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但客观上却呼应了东方主义。一些电影导演也已经陷入了东方主义及西方霸权制造的理论误区。他们苦心经营出一个比一个更神秘、更离奇、更荒诞的中国故事。中国的现实已经打破陈旧过时的东方主义神话,但中国银幕上却挥不去陈腐荒唐的东方故事,中国何时才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故事?
2.2.3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解读
大众传媒是西方传播其话语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工具。通过媒体,方把其意识形态及其标准强加给东方,此来加强其支配地位。“东方主义”长期以来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思维起点。西方媒体用“东方主义”解读中国,其中对达赖喇嘛的描述是一个典型个案。达赖在1959年出逃印度以后,成为西方国家压制、声讨中国的一张王牌。他深谙西方公众的关切,其在国际社会的公关策略主要基于两点展开:一是声称要保护“濒临灭绝的西藏文化”。二是声称要保护“严重受污染的生态环境”。在西方政客和记者眼里,西藏文化是充满神秘色彩的文化,是区别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一方净土。虽然政府在西藏实施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拯救藏文典籍等诸多行动,但是,西方媒体长期以来,更倾向于捕风捉影的选择负面信息,并冠之“文化灭绝”的标签。他们刻意忽略或弱化处理了政府修建青藏铁路,以及在发展西藏的同时为保护西藏生态环境所作出的努力。
在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中,我们看到,达赖喇嘛已成为西方媒体和记者的“谋生之道”(唐闻佳,2008)。西方媒体用西方思维解读东方,将东方看作是专制、落后、非理性等元素的结合。达赖喇嘛“完美”的契合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通过达赖喋喋不休反抗“压迫”的话语,西方社会看到了一个东方式的中国,令西方欣喜的是,达赖不仅向他们“展现”了一个“有待改造”的东方中国,更为他们实现“西方化”东方提供了富有“实践意义”的注脚。那些不了解中国,甚至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记者以其头脑中固有的“东方主义想象”描绘着中国,他们的表述正以其强大的话语权力实现“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吞并”。
3. 中国文化失语症
后殖民批评理论向我们展示了西方文化霸权对第三世界文化身份的建构,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建构使得第三世界成为失语和沉默的他者,使得“东方不是东方”,“中国不是中国”。西方世界用“东方主义框架”在文学作品、电影银幕、和大众媒体上丑化中国的形象,以其霸道的权力话语系统建构了一种“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中国文化。中国人迷失在了西方人为我们架构的东方主义理论误区中。渐渐地,中国人视西方文化为“先进文化”的象征,而把自己的文化视为“落后文化”的代表,中国要想摆脱落后,融入现代世界,孜孜不断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抛弃“传统的、落后”的本土文化。
如何防止中国文化因“失语症”而病入膏肓,进而永久性的治疗这种病症?福轲的权力话语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颠覆西方霸权话语的有力理论武器:用东方的“反话语”来解构西方的霸权话语。但是, 解构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并不是要建立另一个中心——东方话语, 而是东西方进行积极的对话, 求同存异、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从而逐渐消除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关系。解构西方霸权话语,重建中国话语权,振兴中国文化需要作出以下的努力:
第一,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应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核心部分,如果还是一味地移植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文化精华却视而不见,根本无法建构起我们自己的文化话语权。
第二,要以平等的文化意识来构建我们的文化话语权。长期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总是中国文化适应西方文化,鲜有西方文化适应中国文化。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心态,导致在文化交流中对西方文化的仰慕和对本土文化的贬低。
第三,提高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含量。只有中国人熟知了自己的文化,才能带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加大外语教学的文化含量,已成为我国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要真克服我国英语教学的上述缺陷,就应当把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教育贯穿到各层次英语教学之中。”(刘象愚,2000)
4. 结语
由于在许多场合下中国文化的“不在场”,西方霸权主义文化逐渐征服了中国文化,开始了它对中国文化的殖民。先是“他者殖民”,西方文化对中国实行强制殖民,此时中国尚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尚有反殖民之举;而后是“自我殖民”,中国文化已经无意识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并维护后者的利益,自己已深陷东方主义的泥淖中。在这种东方主义的框架下,西方世界一如既往地丑化中国形象,中国自己囚困于中也做了丑化中国的帮凶,中国文化“失语症”越来越严重了。克服中国文化失语是当务之急,处于弱势的中国需要解构西方霸权话语,重建中国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东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东方才会是真正的东方,中国也会是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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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外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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