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霞

　　在文革期间的鲁迅研究中，有不少的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因而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并因此提出“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真实”的思想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认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的提法是荒谬的，是“歪曲了鲁迅”。文革后，有大量的鲁迅研究者纠正了这一错误的观点，并从鲁迅提出“遵命文学”的特定环境与特指意义等方面，指出那并非独立的文学新概念或新主张，真实地还原了“遵命文学”在鲁迅那里的原始的意义，这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都还没有具体地阐述“遵命文学”与鲁迅的整体艺术、思想追求的关系。是完全的背离和矛盾呢？还是有着其内在的联系？这正是笔者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说清楚的是，当时的鲁迅到底是持何种的世界观、文艺观。-早在1912年，鲁迅因反对当时教育不取消美育，写了一篇《播布美术意见书》，提出美术的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天物”，指的是现实生活；“思理”，原是思想熔铸；“美化”，则是艺术加工。说的是美术，却是艺术的共同规律。也表明了鲁迅的艺术观：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必须尽可能地向客观的社会现实生活逼近，必须因艺术家的思理个性所熔铸而定型，并因此表现出“逼近”、“熔铸”的独特风貌。这里就可以看出鲁迅艺术思想的两个走向：一是艺术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向社会现实“逼近”，这是最根本的地方。二是作品思想抑或是人物形象一般都会融入作者本人所固有的对世界的看法，对社会的理解。认清了这一点，就为我们分析“遵命文学”与鲁迅整体思想的关系找到了理论依据。

　　鲁迅所说的“遵命文学”符合当时鲁迅对社会的理解，符合鲁迅因接受的先进的世界观的指导所作出的思想倾向上的选择，这也正是“遵命文学”提法的来源。“遵命文学”可以最早追溯到鲁迅在1922年12月3日为其短篇小说集《呐喊》写的自序：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得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鲁迅先生首次正式提出“遵命文学”是在其《自选集》的序言里：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了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也所愿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旨意，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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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两个《自序》里用的“猛士”、“战士”、“主将”、“前驱者”，在这里都是同义词，具体指的就是陈独秀钱玄同。所谓的“听将令”，“尊奉前驱者的命令”，笔者认为有自谦和幽默之意，也有把自己的创作看作是时代的产物，是接受战友的帮助和提出的希望，而这些又都是在自己有“同感”的基础上才能接受的,“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也所愿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旨意，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并不含有惟命是听、绝对服从“长官意志”的那种奉命创作的意思。

　　《药》作于五四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们认为毁坏铁屋子的希望是存在的。前驱们的这些思想当时虽然并不完全为鲁迅欣然接受，但无疑对鲁迅的思想产生了震动，促使他思考。作为一个追求真理孜孜不倦的思想家，鲁迅并不因为自己对前途的怀疑而断然否定主将们对前途的信心。同时，受日趋高涨的革命浪潮的冲击，鲁迅努力“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他虽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对生活的 固有的认识，却在同前驱者关于希望的有无这一分歧点上做了某种让步。这种让步反映到创作中来，就表现为“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他删削黑暗，在《明天》里“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他装点欢容，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了一个花环”。这种“欢容”的装点，在鲁迅并不是依靠篡改生活、捏造虚假的东西粉饰现实；而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来开掘，将本来自己以为不足以代表生活本质但却反映着生活光明面的材料重新取来，运用含蓄象征的手法即“曲笔”，添加在作品之中。鲁迅依据自己本来已经舍去的 “若干人痛惜”烈士之死的生活见闻，创造了花环这一象征性的细节，从而表现了自己对“将令”的自愿听从，使作品呈现出若干亮色。添加上去的花环的色彩，同全篇人物、环境的色调显出非常明显的变化，读者如果仅从小说形象本身来看，确有一种奇峰自天外飞来的感觉，真正感受到作者所说的“平空”的意思；但如果联系到作品描写的辛亥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生活来看，却使人感到真实，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所以“遵命文学”同样也是一个体现现实主义传统的口号。它不仅要求文艺服从革命政治的要求，自觉为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且要求文艺服从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

　　凡是论及鲁迅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的，几乎无一例外把“遵命文学”看作是鲁迅主张文艺服从革命斗争需要的最有代表性的提法，并以此来论证鲁迅以文学创作自觉为革命政治斗争服务，这当然是不错的。文艺要服从时代的需要，要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可以说是鲁迅的一贯主张，是贯穿鲁迅文艺思想的一根红线。他从事文学事业，就是为了改造社会的目的出发。由于受到时事影片的刺激，他毅然弃医从文，“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表明，鲁迅从一开始便把文艺同人民解放事业紧紧相连。他对文艺的性质和功能已有明确的认识，“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域外小说集。略例》），并将文艺比作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他深恶将小说看作消遣的陈腐的封建主义文学观点于时髦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学观。

　　鲁迅的“遵命文学”的宝贵经验同他的现实主义传作原则不但是不矛盾的，而且，“遵命文学”正是鲁迅那独具特色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种将“遵命文学”曲解为作家按照某些人的意志，不惜歪曲生活，捏造杜撰出生活中全无根据的东西以表现所谓“理想”和“将令”，这同鲁迅的“遵命文学”的创作主张和实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我们不应该也决不容许将两者混为一谈。

　　（作者单位：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 401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