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启蒙和审美思潮可以分别追溯到梁启超和王国维，陈独秀继承了两人的文学观，在追求文学启蒙的理念下，陈独秀心中仍然有文学审美的情结。启蒙抑或审美是陈独秀的困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困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启蒙和审美不可偏废和极端化，启蒙需要审美之维的温润，审美需要启蒙之维的支撑，这样文学才能健全发展。
关键词：陈独秀；现代文学；启蒙；审美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探讨陈独秀的文学观，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脉络与源流，也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和审美思潮的消长流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启蒙思潮可以追溯到梁启超，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先声。1898年，梁启超着力提倡政治小说。他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 其魁儒硕学， 仁人志士， 往往以其身之经历， 及胸中所怀， 政治之议论， 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 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①1902年，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认为“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欲新学艺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 必新小说。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梁启超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认为小说是促进国家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主要动力。“文界革命”，开创新文体，目的也是开发民智、振发民气。“诗界革命”也是用诗歌“改造国民之品质”。我们在这里不想分析梁启超这些理论的利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梁启超理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文学思潮的滥觞，把文学作为革新社会的工具。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审美文学思潮的鼻祖，王国维认为：“美之性质， 一言以蔽之， 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 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 但人之视为美时， 决不计其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 故其价值存于美之自身， 而不存乎其外。”＼+③王国维认为：美是超功利的，美的价值在于其自身。
梁启超和王国维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观启蒙和审美的两维，影响了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陈独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起人之一，其文学思想深受二人影响，具有两个维度，当然在陈独秀这里，两个维度的地位是不同的。对于陈独秀来说，文学的功能占据第一位的是其革新政治、唤醒民众的功能，文学启蒙是文学的第一要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指出：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④
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其指向皆是文学的社会功能，通过文学来启发民智，改变社会。陈独秀对启蒙有一种急迫感，他认为：“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末尝稍减。……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⑤革命、启蒙是陈独秀文学观的关键词，也是后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关键词。现在世人一般都注意到陈独秀文学观众启蒙性的一面，但其实陈独秀还有另外一面，即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陈独秀说：
何谓文学之本义耶？ 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 为其本义。文学之文， 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 更无所谓限制作用， 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 附以别项条件， 则文学之为物， 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 不已破坏无馀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 即载道与否， 有物与否， 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
欧洲自然派文学家， 其目光惟在实写自然现象， 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 彼所描写之自然现象， 即道即物， 去自然现象外， 无道无物， 此其所以异于超自然现象之理想派也。
陈独秀认为文学是作家精神的传达，情感的载体，文学应当具有独特的美感而不应成为某种功利的工具，不如此文学就会丧失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从这方面看陈独秀又是王国维的传人。
启蒙和审美本是文学功能互不交叉的两维，陈独秀一面强调启蒙同时又不忘审美，这似乎是一对矛盾，为此陈独秀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人生艺术派，试图调和这种矛盾，这说明陈独秀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文学观的矛盾。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的是，尽管陈独秀文学观中有启蒙和审美的两维，但启蒙毫无疑问占绝对支配地位。陈独秀的矛盾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很多作家的矛盾，鲁迅毫无疑问是一位启蒙主义者，其创作的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致力于用文学改变人们的思想，鲁迅这种文学观正是梁启超、陈独秀的文学观是一脉相承的，但鲁迅又认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道德。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 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 ……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⑥文学目的在于兴感怡悦、涵养神思，这与康德的主张颇为一致。“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做美”。＼+⑦这里又可看出鲁迅对于文艺审美的看重。endprint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这种启蒙和审美的纠葛从陈独秀就开始了，因此研究陈独秀文艺观的产生对于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源流具有发生学的意义。
陈独秀启蒙文学观的产生可以看作是受法国启蒙思潮影响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海外留学主要有两个路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欧美。留学日本的基本上都接受了西方激进主义的思潮，主要是法兰西的激进主义思潮。留学欧美的大多接受了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回国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前者如鲁迅、创造社诸公等。后者如胡适、徐志摩等人。1901年10月，陈独秀到日本留学，其后更四次去日本。在日本陈独秀接受了法国激进主义思潮。陈独秀接受法国激进主义思潮一方面产生于中国人的现代化焦虑症，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学习西方从器物、制度到思想，随着中国越来越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焦虑越来越重，也就变得越来越激进。另一方面也源于留日群体的影响，当时留日群体革命之风甚盛，同时也因为中国和法国具有相同的价值关注，即对平等的关注，另外也与陈独秀的浪漫激情和悲天悯人情怀有关。但是作为一个深知文学三昧的文人，陈独秀又深知文学应当具有独特的美感、独立的价值，在《学术独立》 中他说：“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 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 必欲攀附《六经》， 妄称‘文以载道 、‘代圣贤立言， 以自贬抑。”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中他说： “文学、美术、音乐， 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 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 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 不配说是新文学， 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故陈独秀文学观众又有审美主义的一维。
陈独秀文学观的困境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评价标准一再发生争议的原因。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启蒙（革命）和审美的两维。前者从陈独秀、鲁迅、到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后者从王国维、周作人、早期创造社、梁实秋、新月派等。解放后至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学史大多把后者一笔勾销，而独崇前者，新时期以来又有着另外一种倾向，即贬抑前者、抬高后者。同样陈独秀文学观的困境也是中国现代作家评价的困境，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曾经从文学史中消失，郭沫若、赵树理等人曾高居文学史的榜首，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文学中启蒙和审美的关系呢？
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启蒙文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文学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了猛烈的抨击，一方面揭示了中国人的人性弱点，显示了非常高的人性深度，塑造了一批经典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鲁迅始终坚持“一切的文学固然是宣传，但一切的宣传并不就是文学”，在坚持启蒙理性的原则之下，有着对文学艺术性的不懈追求，启蒙并未放弃审美。但自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似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启蒙在走向革命的过程中，观念的痕迹越来越重，说教的趋向越来越强，最后观念淹没了形象，淹没了审美，到文革文学已几乎没有审美的地位了，政治性成了文学唯一的追求。（当然我们在这样分析的过程中遵循的是这样一条线索，即启蒙、革命都是一种观念的张扬，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具有一致性。）我们在来看看另外一条理路，即审美的理路。我们也应当承认，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文学思潮也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如周作人的散文、新月派的诗歌、沈从文的小说。但我们细细观察，周作人的一些美文由于缺少现实的关注、观念的支撑，似乎给人一种缺少骨架的感觉，反观新月派的诗歌、沈从文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其在审美的衣钵之下，仍然有着观念的支撑，新月派对自由主义的追求，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营构，审美和启蒙仍然是并行不悖的，正因如此，他们的文学温润、圆满而又不失理性，有着美的感召又有着思想的锋芒。如果文学落入纯粹的审美，那么文学可能给人感觉有着一种美的飘忽感，缺少现实的指向，也就缺少触发人心的力量，海子的诗歌似乎就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分析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指出，九叶诗派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我们所谈的启蒙和审美的结合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1940年代，作家们已经认识到文学不但是启蒙，也不但是审美，而是一种综合，可叹的是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在背离这条原则的道路上越来越远，又一次走上了歧途。
作为一个革命大于文学之人，陈独秀侧重的是文学启蒙（革命）的功能，但作为一个富有艺术素养的文人，陈独秀并未忘记文学的审美之维，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启蒙和审美是有纠葛的，陈独秀的困惑实际就是中国现代作家困惑的缩影，中国现代文学后来“政治的偏至”和“美的偏至”实质就是启蒙抑或审美的单方面的放大和极端化，启蒙和审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维，他们的关系应当如何，中国现代优秀作家的创作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启蒙需要审美之维的温润，审美需要启蒙之维的支撑，两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造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化或飘忽化，结果损害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本身。
[注释]
①梁启超： 译印政治小说序[N ] ， 清议报， 1898-11-11.
②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J]， 新小说， 1902 （ 1） .
③傅杰： 王国维论学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p298﹒
④陈独秀：独秀文存〔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p96﹒
⑤陈独秀：独秀文存〔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p95﹒
⑥鲁迅： 人之历史[M]，鲁迅全集： 第1 卷，p73-74﹒
⑦康德： 判断力批判[M]，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p78﹒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联2013年资助立项课题，项目编号：A2013042
（作者单位：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601；学术界杂志社，安徽 合肥 230051）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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