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

　　摘要：

　　探析中国近代史上的义和团运动的前因后果，从义和团运动的起因、经过、结果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几方面展开论述。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关于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定性和“粉碎列强瓜分图谋”的结论提出质疑，修正纠偏。摆脱意识形态对历史事件评价的影响，证明义和团运动的实质是以邪教、愚昧的方式掀起的一次动乱，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毁灭性的的打击。

　　关键词：义和团运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前因后果；辩证分析

　　1900年，世纪之交的庚子事变对我国的近代化历史进程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但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社会，更动摇了清政府的政权根基，为辛亥革命的酝酿埋下导火索。庚子事变起源于义和团运动，而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前前后后及其评价，史学界至今依旧众说纷纭。很多人在学习中国近代史时对其前因后果也不甚明了，究其根本，是由于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运动的表述模糊不清。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本书中，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表述是这么说的：

　　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期，中国人民以其不畏强暴、敢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击和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地瓜分中国……正是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中华民族为反抗侵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才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灭亡中国的图谋。[1]

　　《纲要》中对义和团的起源经过并未加以细致描述，仅仅对其一笔带过，偏重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及其意义的讨论，其中明确得出的结论有两点：一是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反帝爱国，二是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

　　站在当下，笔者试图通过探究事件的前因后果，从义和团运动的起因、经过和所导致的结果、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三方面，还原历史的真实脉络，探究《纲要》中的两点结论是否毫无偏差。

　　一.义和团运动的起因

　　首先，要明确义和团运动导致的结果必须弄明白其来源，追溯起来义和团最早的形态已难以考证，史学界也一直分歧较大，但其起因确实源于底层的民教冲突、天灾人祸和满清政府保守势力的放纵及利用。

　　“义和团运动乃起源于山东等内陆地区，原长期流传于该地区的民间秘密教门组织早已与华北农村社会密切相连，成为乡土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义和团之所以在相对封闭的内陆更易兴起，无非是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化开始深入内陆，相对沿海，较为封闭保守的内陆乡村长期保持自然经济形态，对西方事物，尤其是宗教的传播天生便抱有一种恐慌和排斥心理。而1900年，华北地区的大旱更是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心理，由于干旱，数以万计的年轻的农民逐渐萌生了焦虑感，无所事事的人，只好选择更具动态性和侵略性的活动，摆弄拳脚、向上天示威的义和拳，便成了他们缓解集团焦虑的最佳选择。据相关史料记载，1900年前后由于天气大旱，颗粒无收，瘟疫盛行，导致华北地带许多“拳匪”乘势传播谣言，要求扫平洋人，甚至开始焚毁铁路，然而官府却不大过问，于是义和拳的人也越加张狂。正是天灾才导致了“人祸”，天灾引发了华北地区人们普遍的心理焦虑，积压时久的焦躁感，又时时冲击这些乡民更强烈的焦虑极限，使得他们压抑良久的怒火得以扩张，渐次转移到了对异教入侵各个细节的仇恨上，这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真实状况。[3]

　　仅仅是下层民众的民教冲突还不足以掀起如此大范围的运动，义和团兴起最重要的原因是满清政府保守势力的回潮。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朝廷帝后二党派系的争斗中光绪皇帝被囚禁，康梁二人逃至海外。“太后阴有废立之意，密询各督抚，各督抚都不赞成，外国公使也表示反对之意，太后要缉拿康梁，而外国照国事犯例保护，不肯交出……于是太后痛恨外国人，就起了一个排外之念。”

　　[4]地方上，守旧派官员如毓贤等对义和团运动采取纵容、默许、支持的态度，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清廷，建议“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 [5]

　　清政府试图利用民间结社打击外国势力的态度，再加上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降神附体”一类的“神术”颇为笃信，在1900年6月中旬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守旧派人物竭力为义和团“神术”辩护，主张招抚义和团，与西方列强开战。[6]民间的力量加上清廷的支持，义和团运动很快便愈演愈烈。

　　二.义和团运动的经过和结果

　　及至义和团运动进行到最高潮阶段时，就有了我们以往所熟悉的庚子使馆被围一事，“其斗争在形式上有烧教堂、拆铁道、焚车站、杀教民等，装备上则是“避枪炮之神术”，以血肉之躯抵枪炮子弹，无异于以卵击石。其实义和团的所谓神术，只不过是传统的气功术、巫术与武术的结合，其刀枪不入一类工夫更多则是恣意夸张与弄虚作假。”[7]

　　由此可见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已经显露出了失败的苗头，且不说其使用的斗争方式之落后愚昧，单是不分青红皂白乱杀教民，导致人心惶惶，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以降神附体等欺骗性的技巧作为宣传形式，加上拳民进入京城“见人即杀，见教堂即焚”，破坏一切与“洋”沾边的事物，这种盲目排外，落后愚昧的斗争手段更是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而这种以损害民族利益的方式进行的斗争，导致中华民族陷入更深的灾难和屈辱当中，其性质离“反帝爱国”也已相去甚远。

　　在当时，有很多文人在发表的报刊和著作中指出了义和拳是一个邪教组织。唐文治在《值文治自订年谱》中说：“义和团为八卦教流派，邪教也”吴桥令劳玉初鉴于山东之乱，曾著《仪和拳门源流考》极言邪术之害，认为义和拳为邪教组织，并说邪教之兴，初不过敛钱牟利，继则恃众横行，迨党羽渐盛，羽翼既成，一旦揭竿而起，则逆谋成矣” [8]可见当时清醒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义和团和清政府的斗争举措并不支持，也明白义和团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

　　但清廷却利用义和团，同时向十一个国家宣战，杀外国使节，破坏国际法以致最后的八国联军侵华，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人身与财产的巨大损失，现代化运输与通讯完全被毁。最后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巨额的赔款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更深重的灾难。仅仅因为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因为不满外国使团支持光绪皇帝，这不仅仅是那个黑暗专制时代的悲哀，更是中国国运彻底跌入谷底的一个重要标志。endprint

　　庚子事变的结果是：在清政府的有意放纵与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完全演变成了一起由当局支持的邪教运动，以愚昧落后，反科技，反文明，制造恐怖动乱并最终失败，使得中国人陷入更大的苦难。事实是义和团运动并未能阻止列强们在华扩张的野心，反倒为其进一步扩大利益提供了口实。至于史学界对于“瓜分”一事的争议则主要集中在列强之间的利益争夺是否是畏惧民众的力量。在1900年夏秋列强如果真的要瓜分中国，若以当时中国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而论，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实行瓜分时机，义和团和清政府是不能加以阻止的，只是各国对此问题所采取的态度限制了事情的发生，这显然不能说明是义和团的功劳。当时俄国占领满洲，心满意足，若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据福建，英国取得长江流域一部分，德国占领山东，中国实无力加以阻止。但因其它列强大有意见而不能实现。英国不愿法国进据云南和日本占据福建；日本不愿德国占领山东；各国对于英国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美国反对一切瓜分之举；其它国家对俄国占领满洲也不同意，列强会因此发生无限纠葛。[8]况且当时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家对以往的殖民政策进行反思批判，处理国际事物的水准也与以往不一样，赤裸裸的殖民、瓜分已不时髦了。[9]所以单方面认定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显然不符事实，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味道。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背后更透露出满清政府的腐朽专制，自私自利，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令朝廷内部的有识之士对清政府彻底放弃希望。一部分明智的地方督抚在清政府对列强宣战之际，与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的合约，阻止义和团势力在南方扩散，不承认清政府的“宣战”， 认为那是顽固派泄私愤的亡国行为。[10]此时的清政府统治早已摇摇欲坠，各地割据态势已隐约成形。随着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先后失败，再到义和团这一乱世大劫，将前期建立起的近代产业付之一炬，更多的仁人志士认识到只有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才能挽国于危亡。可以说正是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埋下了导火索。

　　三.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种种史料表明义和团运动确实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场文明的倒退，历史的灾难，是一场以迷信神话的邪教组织方式反对一切外来事物的历史的倒退，没有对饱受沧桑的中国有半点建设，还造成了近代史上一场最大的破坏。但何以在大部分历史教科书中竟成了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爱国义举呢？这是由于五六十年代开启的“反西方“冷战语境下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以惟意识形态方式划分，令一切历史上的“笼统排外主义”一律被奉为“反帝爱国”的义举。在“文化大革命”中，义和团运动（尤其以红灯照为代表）还成为红卫兵的楷模和“反孔英雄”、“批儒破礼教”的历史典范。义和团在被提升为近代革命高潮的基础上，一步步被神化为反帝、反封建的前驱，否定并打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把阶级斗争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动力。[11]但随着改革开放，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渐渐地开始转向，从九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逐步澄清义和团时期的一些历史真相，祛除“反西方、反封建”思维的干预，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也摒弃以往的惟意识形态论，渐渐回归到学术研究层面。

　　而在《纲要》的编排中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放在了义和团运动前面、有颠倒因果、混淆事实之嫌，加上对义和团的破坏性一笔带过，更会形成读者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不明所以、懵懵懂懂的印象。

　　在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中，若一味采用“反西方”式的思维，看不到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无异于继续发挥极端民族主义、迷信愚昧的民族情感，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埋下了隐患。例如在“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等，相当于另一种形式的极端民族情感宣泄，“现代式”的义和团运动。在当前，对义和团运动的重新认识，是仅仅责怪那些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还是将更多精力放在反思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上，对建立现代理性文明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正值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对历史经验的把握与评价也对未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教训的意义，在于指引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1]沙健孙，马敏，张建国，龚书铎，李捷.《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4.

　　[2]路遥.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J] .历史研究，2002（5）：64.

　　[3]路云亭.舞台的转移：义和团事件的戏剧性解构[J] .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4）：106-107.

　　[4]吕思勉.《中国大历史（下）》[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621.

　　[5]马勇.《1900年中国尴尬》[M].北京：中华书局，2010：9.

　　[6]刘宏.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J].河北学刊，2012，32（1）：196.

　　[7]汪洪亮.一个英国观察家眼中的义和团运动[J] . 社会科学研究，2003（5）：128.

　　[8]李英铨.重新解读义和团运动[J] .江汉论坛，2004（9）：2-3.

　　[9]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198.

　　[10]周昌理.庚子之役各方对“宣战”的理解浅折[J] .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132.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507）endprint